三、重视戒律。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祐录》卷十一：《比立大戒序》）

佛教“三学”，“戒”列第一，足见戒律之于佛教徒，是何等的重要。

道安以过去曾一度“未及检戒”、“不尽于此”而“每以怏怏”，足见道安对于戒律又是多么的重视。梁《僧传·道安传》说：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①、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

① “布萨”，义为“净住”、“善宿”。佛教律制：出家僧尼，每半月（初一、十五、或十五、三十——月

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创制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僧尼轨范，佛教宪章”，遂使“天下寺舍”，“则而从之”。于此可知，道安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定立寺院规制的人。道安对于佛教，可算得上是一位身体力行者。由于道安自律甚严， 所以他的弟子们，亦多奉法唯谨。梁《僧传》卷五《法遇传》里，有如下的记载：

释法遇，不知何许人。弱年好学，笃志墳素，而任性夸诞，谓傍若无人。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谦虚成德。⋯⋯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有一僧饮酒，夕废烧香，遇止罚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箴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简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简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简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厉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 “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尚（按：指道安）虽隔在异域（按：时道安在苻秦长安， 而遇在晋境，故称“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于此可以想见道安道风之谨严与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