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若》思想。

虽然道安的研究范围很广，思想不拘一格，但是，他所侧重的却是《般若》。他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每年都要宣讲两遍《放光般若》，足见他对于《般若》的兴趣之浓与用心之专，因而道安思想的主要方面，必然也就在于《般若》。

道安在《道行经序》里说：

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谟，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高卑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祐录》卷七）

虽然语言是非常《老》、《庄》化的，但颂扬“智度”（般若）之深意，

仍非常明显的表现了出来。“万圣资通，咸宗以成”，“般若”之为义，真

① 此据《祐录》、《僧传》。汤用彤先生则认为：“安公之死，当在二月八日以后。”（汤《史》上册，第 141 页）

② 此据《僧传》。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则均认为道安终年“七十四岁”（312—385）。卒年相同，生年上推两年（分别见于汤《史》上册第 140 页和吕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 55 页）。

③ 赵政（政，一作“整”），字文业，亦曾参与关中译事。致使时人把他与道安并称谓“使知释、赵为法之至”（《祐录》卷十、“未详作者”的《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释”，即“沙门释道安”。“赵” 即“朝贤赵文业”。赵后出家，法名道整。

可谓大矣哉！其“执道御有、高卑有差”者，仍都囿于“有为之域”，而尚未入乎“无为”之境；只有“据真如、游法性”而臻于“冥然无名”之境者，方才算是升入“智度之奥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安所谓的“据真如，游法性”。“真如”而可以“据”之，表明道安所理解的“真如”，并不全同于《般若》之“性空”，倒是有点近乎大乘有宗的“真如”。至于所谓“游法性”，则亦即大乘有宗通常所说的优游于“真如性海”（“法性”和“真如”，原是含义相同而称谓小异的词汇），其意义与《般若》空宗的“性空”，也有所不同。

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今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祐录》卷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

“般若波罗蜜”，为“无上正真道之根”（“无上正真道”，亦即“无

上菩提”），可见“般若”是多么的重要。这里，道安又提出了“法身”、“如’、“真际”这样的三个逻辑范畴。

道安以“尔”训“如”，所谓“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正是所谓“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绵绵常存”、“悠然无寄”的释义。既谓“绵绵常存”，自非空无所有。正因为“绵绵常存”，所以才有“真如”可“据”。

道安以“一”和“常净”来训释“法身”；而且说，“皎然不缁”、洁然“常净”的“法身”，是“常道也”。可见道安所谓的“法身”，也非空无所有的。本来，在佛教思想史上，“法身”一词的含义，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小乘佛教，有时也讲“法身”，那指的是佛陀遗教，即以“法” 为“身”（这里，“身”，依止义）；它和后来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所讲的“法身”，含义迥然不同。大乘空宗所讲的“法身”，和他们所讲的“真如”一样，指的就是“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是空宗最高的逻辑范畴。但是，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宇宙万有，只有假象，都无实体，所谓“缘起有，自性空”。论现象，是“缘起有”；论本体，是“自性空”。所以，空宗所谓的“法身”，同“性空”一词是同义语。而大乘有宗的“法身”，含义却又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指“性空”，而是和“真如”一样，指的是一种宇宙实体、世界本原的最高存在；而作为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的“法身”，则又不仅是一种神格化了的理性，而且简直是人格化了的天神（比如“大日如来”）！可见，“法身”之义，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变化是很大的。两晋之际，“法身”，曾经是佛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关于“法身”的议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道安以“皎然不缁”的“常道”来训释“法身”，则道安所理解的“法身”，应该说是更接近于大乘有宗的含义。

道安以“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来训释“真际”（其实，“真际”和“如”、 “法身”，只不过是含义相同的不同称谓而已），其命意也很接近于大乘有宗的观点。

道安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用力最勤，智解甚深，而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道安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有”

的角度来理解《般若》的。推究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观方面，道安虽然也是世家出身，而且生逢乱世，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是，道安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在他的头脑里，“世纪末”的幻灭感，并不怎么严重，因此，《般若》经典所宣扬的那种彻底幻灭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对于道安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因而他也就不大容易“如实”地去接受它。其二，客观方面，在罗什①还未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即所谓《三论》（如果加上《大智度论》，则称《四论》）之前，人们是很难只从《般若》类经典中去完全理解“一切皆空”的真义的。而在这方面，道安自也很难例外。道安的《般若》思想之所以并不完全同《般若》经义相符合，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于此也就可以想见，过去人们把道安说成是《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首创者，确乎是不大符合史实的。说道安有“性空”思想，是可能的，而说他有“本无”思想，就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