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律的搜求。

佛教初入中国，戒律很不完备。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共为三项。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条例，大约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见得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但是在习凿齿的眼里已经觉得与众不同。他在致谢安书中谈到他的印象说：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 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如此，道安在世时仍在寻求戒律，并请人翻译了《十诵戒本》等书，

并亲自作序以广其传。

慧远对于戒律也十分关心，曾因“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使其弟子法净、法领等拿到西域访求梵本。姚兴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

《十诵律》，由鸠摩罗什从事翻译，未及竣功，而多罗逝世。弘始七年（405） 著名律师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闻讯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译完《十诵律》，“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怀参胜业者，日月弥朗”。对他寄与了很大的希望。（见《高僧传》卷二《昙摩流支传》）后来翻译工作得到姚兴的支持，流支和罗什两人终于译完了这部书，弥补了律藏的残缺。不久这部译本也流传到江南一带。

慧远教团向来重视戒律的执行。桓玄沙汰僧众时，使不合格的佛教徒一律还俗，当时规定：“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而慧远本人对于戒律是严格遵守，决不含糊的。本传记载，慧远在其病势垂危之际，“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终”。即其最为生动的一例。

四、加强与鸠摩罗什的联系，吸收并推广其所翻译的成果。

鸠摩罗什以隆安元年（401）入长安。至义熙元年（405）左右，慧远接到姚左军（即姚嵩）书，第二年乃致书通好。当时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访问关中，向罗什学习。罗什接到慧远的信，即时答复，书中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又说慧远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五种优点，对之倾倒备至。后来传闻罗什亟于回国，慧远又致书劝勉，并提出问题数十条，请为批释。罗什一一答复，今存十八章，即《大乘大义章》。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法身”问题，二是“色法”和“有为四相”等问题，三是“实相”、“法性”问题，就中法身问题讨论的最多。这本书是研究慧远和罗什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进一步讨论二家的异同，罗什在世之际，庐山诸僧入关者不少。罗什既逝，竺道生等先后南下，把罗什所译的经典带到南方。从此《成实论》、《十诵律》、《三论》（指《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书）、《法华经》在江南盛行一时。这些事情，都与慧远的倡导有关。《高僧传》云：“葱外妙典， 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当时的佛教史家已经作出公允的评价。鸠摩罗什容不了佛陀跋多罗，而慧远却能使佛陀跋多罗从容地发挥他的能力。如果没有他的《华严经》的译本，就不会有以后的华严宗。慧远这种兼收并包的精神，显然非罗什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