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

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 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 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 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

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人王鸣盛、赵 翼极力为陈寿辨诬，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 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 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 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征辟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议谴责他有悖伦常，遂再受废辱。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便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

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为之作注。裴注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遂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民国时期，湖北人卢弼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

工作，作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卢书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 颇益后学。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 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 今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