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陆浑不久，起自北方的慕容氏（一说慕容◻，一说慕容恪）略掠河南，安乃率众南下，行至新野，道安对他的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弟子们表示愿听老师的吩咐。于是，道安便在新野作了第一次“分张徒众”的安排：“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而道安本人， 则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南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在这次行色匆匆的南下途中提出来的。关于让法汰去扬州，《世说新语·赏誉》（下）“竺法汰”条下，刘孝标注里也曾言及之：

“（释道安）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 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梁《僧传》卷五《竺法汰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竺法汰，东莞人，少与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贰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关于法和入蜀，梁《僧传》卷五《法和传》说：“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按：应为慕容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来， 道安到了长安，法和也自蜀入关中，助安弘化。

道安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到达襄阳，“既达襄阳，复宣佛法”； “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从此，道安开始了他行履中的第二个时期——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达襄阳后，征西将军桓豁①，镇守江陵，邀安移住江陵；及朱序② 西镇襄阳，又请道安回住襄阳。朱序称赞道安为“道学之津梁，澄治之v 肆”。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旋因该寺狭窄，难以容众，乃在官僚、豪富们的赞助之下，另外创建了一所有四百多间僧舍的枟溪寺（同时还修建了一座五层之高的佛塔）。从此，道安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相当优裕的环境中定居了下来。

襄阳名士习凿齿③，早在道安还在北方时，就已与之致书通好，并且恳切表示希望道安能到南方来。道安到了襄阳，习当即前往拜访道安；不久，并致书谢安，称誉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数百）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吾由来所未见。⋯⋯

① 桓豁，字朗子，东晋成帝——孝武帝（326—396）时人。先为“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督沔中七郡军事”，后迁“征西将军”、“征西大将军、开府”（附见《晋书》卷 74《桓彝传》）。

② 朱序，字次伦，死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孝武帝宁康（373—375）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详见《晋书》卷 81《朱序传》）。

③ 《晋书》卷 82《习凿齿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

恨足下不同日而见！”习氏认为：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靠权势压人， 而门徒数百人之所以能够“洋洋济济”，“自相尊敬”，靠的全是道安本人道德学问的感化。于此可以想见，道安是多么的见重于当时。

高平郗超①，“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同上）之意。道安到了襄阳之后，不仅受到了桓豁、朱序、郗超之流的达官贵人以及

习凿齿这些豪富名士们的推崇、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礼遇。据梁

《僧传·道安传》的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特下诏书说：道“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济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僧人， 竟能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可谓荣崇之至！

由于环境安定，条件优越，道安在长达十五年（365—379）的襄阳时期

（《道安传》所谓“安在樊沔十五载”），是他最有建树的时期。在这十五年中，他不仅每年要讲两遍长达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从不废阙，而且还从事于注述等等其他的各种宗教学术活动，且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可以这样说：道安在襄阳（樊沔）的时期，是他一生中业绩卓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