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佛

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灭佛。

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布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最为佞佛的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 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不亚于洪水猛兽。一些统治者虽说也感受到了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但他们却不愿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佛教能欺骗和麻痹广大穷苦大众，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如此，南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一般都是采取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几次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寺奴”。因此，在当时灭佛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灭佛，魏太武帝灭佛主要采取武力，而北周武帝灭佛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卫元嵩本是四川的一个和尚，为了哗众取宠，他听从自己老师的建议， 故意装疯卖傻。后来，他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朝权贵结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让大家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奇人，他对周武帝鼓吹灭佛，也本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元嵩的建议正符合急于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因为当时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转世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是宇文护，宇文护是虔诚的佛教徒，灭佛之事， 阻力首先来自于他。所以，当时灭佛的条件远未成熟。

公元 572 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

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 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广弘明集》卷 24

《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记》）。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 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 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 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 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七）。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 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佛教事》）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公元 574 年到 578 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百滞惑解》）。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 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