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谿族杂居的地方。谿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

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①，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

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②。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 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 296 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

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 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② 《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①。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②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 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 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 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