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昏庸

随着功成业就，年事增高，梁武帝本人也开始由有为向无为，由开明向昏庸转化。但他与一般昏庸皇帝有所不同。从个人生活看，他似乎无可指责。他身着布衣，木绵早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好酒色，自五十岁起不再娶后宫；提倡后宫节俭，不衣锦绮。又始终以正人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他注意服装仪表整洁，即使是在盛夏季节，也照样衣冠楚楚，决不袒胸露臂； 服饰不整不与人相见，哪怕是见内竖小臣也如会见重要宾客一样，正冠整衣。可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他那虚伪、贪婪、猜忌和利己的本性。相反，梁武帝越步入晚年，这些丑恶的东西就表现得越为明显。

萧衍信佛。他称帝后就于建康锺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在皇宫内立至敬等殿。他还组织群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进行围攻，并借口范缜与王亮相通谋而将其流徙广州。但当时他并未达到疯狂笃信的程度。但随着梁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佛教遂成为他用以麻醉自己、欺骗他人的鸦片。他不仅潜心佛经，著解释佛典的义记数百卷，而且经常亲自于重光殿和同泰寺向万余人讲说，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佛教是日，儒道是众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以苦行僧自居，早晚都去佛寺礼拜，屡次设救苦斋，四部无遮会、无碍会，宣称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到了晚年，他往往一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不过豆羹和粗米饭而已。但他的所谓素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一个瓜可以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可以做出几十种味道。他所谓的为百姓求福，不过是招祸而已。普通八年（527），他首次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呆了四天才回宫。大通三年（529），他再次舍身，群臣出钱一亿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546），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二亿才将其赎回。第二年，他舍身念头又发作，结果在寺里呆了三十七天，群臣又花了一亿才将其赎回。不巧，刚刚赎身回宫，同泰寺的塔就烧毁了。他遂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 行善一定会有障碍，应大兴土木，新塔应比旧塔增高一倍。于是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四次赎身，一次造塔，既为自己捞得美名，也为佛寺骗得大量财力和人力。结果倒霉的是百姓。

萧衍至晚年，既已老眼昏花，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每当判决重罪时， 往往一天也难下决断。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欲谋反逆，他发觉后，对其声泪俱下地训诫后，就宥赦之。史称：“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 因此王侯益加骄横，或者白天公然于都城大街上杀人，或者在晚上打家劫舍。有的罪犯藏匿于王侯之家，有司知道而不敢搜捕。武帝对此并非不了解，只因都是亲朋故旧，不加以禁止罢了。而黎民百姓，却动辄得咎。当时梁全国编户不过五百万口，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二年以上徒刑的，达五千人之多。

萧衍还刚愎自用，忌讳别人揭短。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有人对他披露了真情，他就暴跳如雷；有人粉饰太平， 他则兴高采烈。他自恃才高，不允许有人在他之上。沈约曾恰当地评价他说： “此公好面子，不让着他就会恼羞成怒。”中大同元年（546），名士贺琛上书指出当时弊政有四：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 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梁武帝看后勃然大怒，叫来主书，口授敕书责骂贺琛，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开脱。敕书大意是：“你说什么‘上书不为朝廷所用’，为何不列举出犯法官吏的姓名？你说什么‘奢侈无度’，我与此无关。我除了公宴外，从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如此；凡所兴土木，都不费公家一砖一木，不过是靠雇人借资而已。你说‘宜导之以节俭’，我不沾酒色，居室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无雕饰之物。昼夜操劳，日进一餐，逐渐消瘦，还不是为了国家！你说话要负责。所说的弊端乱政和营建的轻重缓急，都要举出具体事例；所谓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如此，则是欺罔朝廷。”贺琛因此不敢再说话，只有谢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侯景之乱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