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称量世界：公制革命

重量单位和长度单位本身不具有天生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度量衡是历史进程、社会斗争以及观念革命的产物。

如果“一战”刚结束时，有位法国旅行者访问俄国，并盛赞米制的普遍运用及其好处，仍旧使用当地计量单位比如阿尔申（arshin）[39]的俄国东道主们一定会嘲笑这个外国人的傻气：“好像用厘米能丈量我们俄国的大路似的！”这就像用法国谷物酿俄国伏特加一样蠢。

今天很难理解这些俄国人的反应。现在我们把重量单位和长度单位想成某种天然且中立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想想它们的话。它们是用来使贸易和计算变得可行的简单范畴，本身不具有天生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然而我们关于重量与长度的观念，可能不只对那些目瞪口呆的俄国人来说陌生至极、麻烦透顶，对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度量衡是历史进程、社会斗争以及观念革命的产物。

大多数度量标准都是拟人化的。人们用自己的臂（一寻）、手（一拃）、足（一尺）以及肘（一大匙[40]）丈量，也经常根据自己的力气、视力或听力来丈量。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视距离下一个绿洲的远近为生死攸关之事，因此他们使用的范畴如一根棍子被扔出的长度、一支箭的射程、一个人在地平线上目力所及的距离、一个人在骆驼背上能看多远。拉脱维亚人使用的距离单位是人能听到下面一只公牛的声音。

农耕居民丈量土地的标准是土地的可用性，而不是抽象的面积。在法国，“阿尔让”（argent）是一个农夫加两头耕牛一天内能犁出的地积。这当然因地形、岩石和树木而差异巨大。其他许多度量标准都类似地称量为让土地有收成而需投入多少劳动力。在没有活跃土地市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度量标准是有意义的计算。

从巴西和哥伦比亚到法国与意大利再到日本，各地的生产力都在被估算。一个土地单位经常是由它能出产的粮食总量或需要播撒其中的种子总量所决定的。因此，同一个单位可能覆盖极不相同的土地面积，也可能因年份而着实有异。对自给自足的农夫而言，收成的规模是比劳作土地面积更重要的统计数值。

这些度量标准哪怕有时名称相同，其大小也迥然有别。法国的同一个系统下，一个“阿尔让”有九种不同大小，其中最大面积是最小面积的五倍。

使用各不相同的度量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极少互相往来的小型区块经济以及强烈的传统意识。地方性度量标准是采邑与地方斗争的产物，在当地能懂，并能帮助人们界定他们是谁以及谁是“别人”。变化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新的度量标准被视作欺骗不熟悉这套标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伎俩。广大人民都几乎目不识丁，也不是所有人都使用同样的数制。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以20（脚趾和手指的总数）为基础的数制比以10为基础的数制更普及。任何超过简单划分的东西都是神秘的。因此，从一种度量方法转译为另一种有通天之难并且可疑。

不过，度量系统过多并非简单地是民间智慧（或无知）带来的后果。几千年里，度量衡都被看作公正与主宰的标志。权威意味着有力量界定刻度。当度量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收税人和出借方时，经常会发生滥权。在封建制度下，每个领主都设立自己的标准，而他的朝堂裁定这些标准。这种复杂性在有些地方比如西里西亚（Silesia）是复合型的，在那里，除了小封建领主数量众多，还有教会当局与市政当局，各自都有自己的度量衡。

有时，对度量标准之界定的差异是为了隐藏价格差而有意为之。对前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巨大的价格变化意味着动荡，价格差异在他们眼中可能有如生死之别。他们对此的反应方式不是转投别个卖家，而是叛乱。为避免此况，商人们经常让度量标准不同。在实行公制前的欧洲，药剂师的一磅是小磅，香料商人用比较大的磅，肉商则用更大的磅。1826年意大利皮德蒙特（Piedmont）的商人们同意使用“磅”（libra）。然而，称糖、咖啡与杂货时一磅是12米兰盎司；称蜡烛时一磅是14盎司；称优质肉和奶酪时一磅是32盎司。面包这一近代早期欧洲最重要并被收取政治税的食物是按条卖的。价格一样，但就像今天的糖果块，一条面包的大小有着实质性差异，取决于谷物的价格。正如波兰历史学家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见解深刻的评论：“把这整个过程看作针对社会对市场发展之反应的一个有局限的安全阀或缓冲器，这比较合理。”

统一度量标准的最早三次努力是希腊人、罗马人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快速扩展并巩固其帝国的副产品。扩大税收的需要推动了这几次尝试。然而由于它们不反映也不创造地方观念的任何变革，所以它们大半失败了。

只有到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创造出米制系统并加以传播时，才迎来成功。该系统建基于非人格化且恒久的天文计算法，而非地方性的拟人化习惯。一米是从赤道到北极的子午线长度的千万分之一。因此，“米”需要一场思想革命：商品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被接受——这意味着，法律制定者或测量员不是专制的。随着商品为了远方市场而生产，商品便失去了个体生产者或个体消费者所赋予它的特色，成为具有可被测量之普遍属性的规模化产品。

货物变成商品，以及它们的属性被抽象化为可测之量，它们便成为可互换之物和同等物品。这一转变保护农民免受地方官员或商人的专横恣肆之苦，但破坏了许多国际贸易者的生意。曾经，只有贸易者能懂得滥溢的地方度量衡并能在它们之间进行转译。一旦他们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他们的枢纽地位就被最大的消费市场中的大规模进口商取代。度量标准不再象征着地方的历史与传统、斗争与胜利，而成为我们今天极少念及的凡俗的盒子与尺子。

（吴莉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