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奴隶制终结后的解放、契约仆役、殖民地种植园

废除奴隶制，有部分是因为他们深信倚赖自由劳力不只有助提升道德形象，

而且获利还会更高。但当事态的发展不如预期那么顺利时，

奴隶制的废除，就出现了奇怪的转变。

19世纪的西方社会，在观念上有了一独步全球的进步，即深信自由市场和人类自由通常不可分割。而这自由观念少数几项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就是废除奴隶制：大英帝国于1833—1834年废除，美国于1865—1866年废除，其他地方则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废除。许多人不计任何代价也要废除奴隶制，但其他人之所以赞同，有部分是因为他们深信倚赖自由劳力不只有助提升道德形象，而且获利还会更高。但当事态的发展不如预期那么顺利时，奴隶制的废除（和涉及更广的劳工政策），就出现了奇怪的转变。

殖民地甘蔗园所带来的问题最大。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即将解放奴隶时，艾尔金勋爵（Lord Elgin）信心满满预言道，工资发放将使这些获得自由之身的奴隶工作更卖力，进而抛砖引玉，使全球各地的奴隶主跟着放下鞭子。但他大概不知道许多奴隶实际上的工作有多辛苦。在美国某些甘蔗园，奴隶一天吃下超过五千卡路里热量的食物，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所要耗费的热量还高，却没有变胖。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什么都肯做，比如在无主的山坡地上耕种自给自足，或租个较好的土地种作物卖给当地市场，或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但就是不愿留在甘蔗园工作。（刚获自由之身而已成为“真正”一家之主的男人，往往特别不想让“他们的”女人到田里工作。）有些殖民地立法机构急于压低劳动成本，于是立法规定刚获解放的奴隶得在甘蔗园“见习”（尽管他们不需要人来教他们如何砍甘蔗）。殖民地当局深信，基于趋利避害的普世理性法则，人为了怕挨饿，自会卖力工作，在开支上精打细算，但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殖民地当局一再主张，唯有非洲人和非洲裔加勒比海人不适用这法则；因此，这些奴隶出身的人仍“需要”接受强制劳役，直到他们已成熟到可接受市场导向的世界为止。这观念一旦落实，跟着也被用在新殖民地上那些从不是奴隶的非洲人身上。于是，在南非纳塔尔（Natal）的矿区，在塞内加尔的道路上，在其他地方，强迫非洲人付出劳力，都成了合理的事。事实上，尽管许多非洲人就和非洲以外的许多人一样，不愿将竭尽所能赚钱当作人生唯一目标，但还有许多非洲人之所以无意投身种植园，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正忙着生产本地市场所需的作物（20世纪初英国在南非的殖民地，就对此知之甚详，因而还禁止黑人小农种植市场作物，以保护白人殖民者的利益）。

但这类措施所提供的劳力仍不敷所需，即使新、旧热带殖民地引进的契约仆役也是如此。两百多万契约仆役（以印度人、华人居多），被运到加勒比海、印度洋、夏威夷、东非的种植园。还有更多人前往东南亚，只是他们所签的工作契约，条件差异极大，因而很难断定到底有多少人可被视作“契约仆役”。一如北美殖民地初期前来北美讨生活的白人契约仆役，这些新契约仆役要贡献一定期限的劳力（通常是五年），以偿还船费；与那些白人不同的是，工作期满所能领到的额外奖赏，通常不是一块地，而是他们许多人所拒领的返乡船票。

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人称他们是新奴隶，而这样的称呼，既可说对，也可说不对。他们的工作有期限，有工资可领，且签了合约（但如今很难断定他们签约时对这合约有多少理解）。他们仍是具法律地位的人，而非私人财产，因而有些政府在一些重要方面明确规范他们应受的待遇。前往大英帝国的船和乘客，至少都得接受最低限度的健康检查，因而，这些航程的死亡率，只有从中国到古巴这一基本上未受管制的航程的三分之一。有些殖民地要求输入的劳工里有三分之一是女人，使契约仆役得以发展出更类似其他移民社群的聚居区。最重要的，只要是实行法律的地方，主人就较不可能非法延长契约仆役的工作期限或克扣工资（工资最后增长到几乎和欧洲较穷地区房屋构架工人一样高，而比印度或中国的同类工人工资高出许多）。但法律大体上仍是主人的工具，例如旷工可能入狱，因而他们很难称得上是“自由工”。

但对种植园主而言，以往实行奴隶制的好处，终究一去不复返。在英属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常抱怨印度契约仆役的每日产能，几乎不及非洲奴隶的一半。即使将思乡对契约仆役的影响考虑在内，由此仍可以看出当年奴隶受到何等程度的压榨，以及强制劳役一旦受到限制，即使只是些许的限制，就如何不可能再现这种产能。到了1920年，中国、印度已禁止“苦力买卖”，契约仆役不再是招募劳工的合法方式（但直至今日这仍存在，只是转入地下）。契约仆役存在期间，有些人靠这赚了大钱，有些契约仆役也改善了生活。契约仆役无疑改变了非洲许多地区、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种族混合比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招募工人的方式注定要失败。而这失败提醒世人一个难堪的事实，即光称奴隶制为“落伍”，无法解决某些非常现代之企业（和它们的顾客、银行业者等人）倚赖强制性劳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