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沧海遗珠：重新发现泉州的黄金时代（约1000—1400）

即便今天，

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一千年前的

泉州那样真正具有世界性。

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大多时候都在北方，且都对商人有吸引力，因为都城既是一个外来奢侈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一个获取中国以外所需商品的地方。但是中国北方的自然良港非常匮乏，纵使确乎是良港的地方，与都城之间也相隔广袤的平地，且这些平地多是几乎无法通行的泥泞地。所以，这个国家的大海港都在遥远南方更宜人的海岸上发展，从上海附近的长江出海口一带，到广州附近的珠江出海口一带。（大型内陆港则在长江主要支流与长江交汇处及大运河沿线发展起来，它们自公元600年以来便把长江中下游平原同京畿之地连接起来。）这两条江的三角洲长久以来享有得天独厚之利，因此大型港口城市几乎总是在这两个地带：广州在过去一千三百年以来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主要国际港口。

不过，在两江之间几百英里的海岸线上，没有任何地方拥有绝对盖过其他地方的自然便利，因此一系列的港口因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而次第兴衰。没什么港口能比福建沿海城市泉州的历史更为丰富多彩。今天它是个二三线城市，但在大约1000—1400年间，它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1345年到过泉州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说，这座城市——那时也叫“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1292年自泉州离开的马可·波罗（见本章第5节）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与亚历山大并举），又说那里“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不过，这两位著名旅行家都是在泉州的黄金时代过去很久之后才来到此地，而泉州的黄金时代大约在公元1100年前后。泉州港全盛时期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9]、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Parsees）[10]。至今仍可在这座城市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12世纪由一位来自波斯湾的商人捐建的穆斯林公墓的遗址，一支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在中国文本中被有意重命名为“石竹芽”），还有一块泰米尔文——中文的双语碑铭，这块碑之所以著名，乃因碑文支持印度教教义，而（从两种语言的撰写都相当有水准来判断）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印度教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与另一个印度舶来品佛教相比，根本连芥子微尘都算不上，但不管怎样，它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印记。）

在唐代，广州是大港，福建海岸绝大部分还未开发：诗人韩愈在8世纪路出福建之时，把它描述为毒雾瘴氛、鳄鱼横行的蛮荒之地。[11]但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仍在北方，若能把货物运到广州以北很远之处的确便利，尤其是在晚唐政治动荡的时局之下；泉州的繁荣昌盛确乎就发生在唐代与北宋（此后是南宋[1127—1279]）之间的战乱年景中，那时它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的庇护。宋室平定天下以后，疏于设立监管泉州贸易的机构，于是泉州的贸易在法律层面是非法的。这也意味着政府忽略了对外贸易合法时所征收的15%的税款。到1087年宋政府正式承认这个港口时，它已成为帝国最繁忙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出自阿拉伯半岛到婆罗洲一线的珍珠、香料、棉布、胡椒、珍稀木材、海货以及舶来的食物与药品（比如海参与燕窝）纷至沓来；陶瓷、丝织品、钱币和其他金属制品流溢而出。印度洋与南海之间往来贸易的规模，大到有充足理由在马来半岛开凿各种运河以加速贸易流通（以及吸引贸易进入特定港口），并为各王国提供财政基础，也能供养随便多少海盗巢穴。自泉州起航并远及斯里兰卡、印度和东非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曾描述过他于大约1330年造访的一个既有马来人又有华人的海盗巢穴：这就是对今天被称为“新加坡”之地的最早记载。

这种大批量贸易令很多人发财，其中不乏外国人，而外国人身份既不妨碍获取财富，也不妨碍获取权力。富有商人不问祖籍何处，通常都让自己儿子中的几个接受中国经典教育，这样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最终，泉州仕子荣登科榜的人数在大约三百个州府中排名第六。尽管宋代社会理论上士大夫位于社会最顶层，而商人位于最底层，但事实上最富有的商人与官僚家庭自由往来并联姻，最成功的家族通常是官商结合（尽管不必然是同一代里既做官又经商）。宋朝也开始赞助贸易使团，并支持被选中的私商。这么多官员来自泉州，且很多都与商人有瓜葛，他们既帮助商人家庭，也帮助作为整体的泉州城。与此同时，泉州商人帮忙兴建新城墙，不计其数的庙宇、清真寺和教堂，还有其他城市公共建筑。他们也资助在一些偏远地区开辟梯田，使得福建南部有限的农耕资源得以发挥到极致。

政治与安全性仍是反复出现的难题。泉州的衰落似乎始于中国北方被入侵的女真人改朝换代后宋朝宗室的一支安顿在泉州，并开始要求这座城市负担他们的奢华生活。这个问题倒是暂时的，海盗才是更持久的威胁。无数的珊瑚礁和小岛，迫使驶往泉州的船只大多时候都要紧贴岸边航行，而礁石海岸线上遍布易于强盗藏身的出入口。出洋的商船“防沙平底船”有着令成本最低且遇事故时损害最小的出色设计，但它们行驶缓慢又不怎么灵活，易于被海盗捕猎。忙于抵挡一系列游牧入侵者（包括最后的蒙古人）的宋朝政府帮不了什么忙；它有80%的岁入都用于军事开支，压倒性要求是有超过一百万士兵部署在北方陆地边境上与入侵者作战，而不是与海盗搏斗。一些商人自发武装起来；还有一些则与海盗交换条件，以便至少可以预估成本；但没人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陆上安全对商人来讲也每况愈下，因此他们出钱组织起可观的武装力量。波斯商人似乎格外积极。最大规模的机动雇佣兵号称“亦思巴奚”（yisipa），显然是一个波斯语词[12]的中文音译，而同一个波斯语词在很久以后被印度的英国人呼为“sepoy”（印度兵）。军队和他们的雇主通常都是外国出身，这一点似乎并不困扰泉州居民，甚至也不会令时不时仇外的大宋朝廷烦心，只要他们暂时胜任工作。

事实上，是蒲寿庚在1276年以自己的私人海军解救了都城（位于今杭州）沦陷于蒙古人的南宋宗室，并将之带来泉州。蒲寿庚是阿拉伯人与华人混血的穆斯林，其家族自占婆（Champa，位于今越南南部）来到广州，他（与他的一些祖先一样）因镇压海盗而受政府嘉奖。不过蒲寿庚是个务实之人，而处于绝望中的宋朝遗老遗少们举止乖张，甚至离间他们的盟友，所以几个月后，蒲寿庚就对他们背过身去，屠戮了大约三千名宗室亲眷，转而安排将泉州和平移交给蒙古人。

现在，又一个王朝的奖赏来了，蒲寿庚在福建把持行省级的高位，直到1296年去世，他的儿子与孙子亦然。一个女儿嫁给巴林（Bahrain）本地人，此人与一支运送中东薰香香料（莎士比亚会把它们称为“阿拉伯薰香”）至中国的八十艘商船的船队大有干系。（蒲寿庚本人大概有超过四百艘船。）蒙古人肯定不讨厌在华外国人，他们鼓励泉州的贸易。这座城市在蒙古人统治下沉浸在第二轮商业巅峰中（尽管峰值低于前一次）——就是这个时期令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没齿难忘。一些利益最大、距离最远的前往印度洋及以远地区的路线，保留给同蒙古王公们有着铁定赞助关系的商人协会，并且严重倾向于非汉人；而华商看起来继续控制尽管层次较低但仍然利润不菲的对东南亚贸易。

欧亚大陆的大部在1300年代都处于紊乱状态（似乎部分源于气候转冷且季风不畅）；泉州也不例外。蒙古人的统治日益不稳固，各种叛乱动摇乡村基础，焦头烂额的政府为了抵消恶性通货膨胀而没完没了地印纸钞。贸易恐怕收缩了。未加妥善维护的河堤溃决，导致洪水泛滥。一场可能是淋巴腺鼠疫的瘟疫于1345年重创泉州，正是在它蹂躏欧洲与中东之前不久。（学者们对于欧洲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国一说仍有争议，但无疑在瘟疫借着从克里米亚携带了感染跳蚤之老鼠的商船进入欧洲之前，几种致命的传染病袭击了中国各地。）1354年，元朝（1206—1368）陷入分崩离析之态，各地军阀开始拥兵自重，其中一些仍声称效忠蒙古人，但其他人或者支持各种叛乱，或者干脆自立为王。

1357年，泉州的雇佣兵也反了。四年之后，这座城市从根本上讲脱离了蒙元帝国，直到1366年自治。至少包括蒲氏家族一名成员在内的外国商人，在此中发挥核心作用。人们可能以为，与蒙古人的决裂会使泉州精英通过与草根出身的、最终创立明朝（1368—1644）的叛乱分子们达成协议而能挺过另一场改朝换代。然而这一次事情变得很不一样。

1366年，忠于元朝的地方军阀陈友定征服了泉州。[13]其后三天，陈友定手下兵卒大肆屠戮穆斯林及其他“外国人”。（包括那些一辈子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一些人则全无外国血统，但不幸“貌似外国人”。）经过两年更多的烧杀劫掠之后，陈友定的军队被新生的明朝打败。讽刺的是，陈友定显然一方面强烈敌视外国人，另一方面又死忠蒙古统治者。当他战败后，明朝皇帝许他以高官，但他宁死不降。

泉州的麻烦并未随着陈友定失势而终结。接下来四十年间，针对外国人的间歇性暴力事件一再突发，哪怕政府颁发宽容令。限于资料，仍不清楚驱动力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对穆斯林或作为整体的外来者的敌意；还是相反，在多大程度上是对那些效忠蒙古人之人的怒意，又或者是出于其他地方性不忿的某种积累。自那以后累世间，外国人后裔发现在泉州保持低调才是谨慎之道。（有些人现在又重申他们的外国血统了。）

这种态度在很多方面都契合新来的明朝统治者，他们设想自己的国度要尽可能标准化、同质化和理学化。许多商业活动都被阻挠，海外贸易一度被禁（虽然它从未彻底停止）。泉州那种四海一家特性的许多标志都被抹除：例如，印度教神祇的数百方石像，都被当作建筑材料重新利用，直到20世纪开展城市复兴计划把它们发掘出来才重见天日。对外贸易将在16世纪再度繁荣，然而那时其他港口享有最大份额。泉州依旧与外部世界有着强大的联系，既通过贸易也通过海外移民——泉州有些地区现有居民的人数大大少于他们海外亲戚的人数——但是，它再也不能重获早前的优势，或是那种对移民有着漫无边际之吸引力的地位。

占城稻这种东南亚稻米品种，与中国本土的各个品种相比，成熟更快也更抗旱，它可能通过泉州进入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它不仅使水稻种植在许多新地方成为可能，也由于其快熟特性而使农民可以在同一块地里一年种植两季水稻（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一年三季）。这一实践在几百年里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人口增长而农地的平均面积缩小了。另一种移植作物棉花可能也是通过泉州（从印度）首度进入中国，虽说证据有些模糊。据记载，印度棉制品早在公元500年就作为令人渴望的奢侈品出现在中国；晚至14世纪中期，高品质棉布在中国的价格仍是丝绸的几倍。（鉴于中国丝绸在印度能赢得溢价，这种情形引发套利交易；它也提醒我们，丝绸并非“天然”就比棉布更值钱。）不过到了14世纪，棉花在沿海各处都能本地种植，纺织技术又新近取得突破，因此棉布开始了作为帝国全境寻常百姓衣料的进程——它的中国化一如两季稻田。

与外部世界的大宗交易，也导致商人彼此间使用纸制证券，这可以上溯至10世纪。这种情况与金属出口一道，促使政府“下行上效”，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见本章第3节）。大约公元100年于中国发明的纸张，在公元1000年才刚刚传到南欧，再过三百多年才会传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当然，中国既非最后一次见到福建商人及劳工的海外冒险，也非最后一次见识海外华人的投资回馈（见本章第1节）。即使是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也徘徊不去，而明朝曾格外用力消除这些来自海外之“不纯”的踪迹。泉州最著名的佛教场所开元寺，仍以有着印度教神猴哈努曼（Hanuman）的形象而著称，哈努曼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美猴王”孙悟空的来源之一。这猴子因为明代经典小说《西游记》（关于赴印度朝圣，很松散地取材于一位陆去海还的真实僧人的经历）而成为无数剧作、民间故事、绘本以及电视剧中的英雄：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英雄一样有识别度。考虑到他与外国旅行的关联，以及他惯于藐视权威，说他有个印度祖先恰恰正确，该祖先隐匿在泉州一座时常被商人捐资整修之纪念碑的平常外观下。中国许多其他港口最终超过了泉州，尤其是当现代引擎使得海岸的地理环境更具可塑性之后，但即使今天，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一千年前的泉州那样真正具有世界性。

（吴莉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