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本小利大的帝国：加尔各答的英国冒险家和印度金融资本家（1750—1850）

金融恐慌使那些孟加拉大贸易商和他们所创立的出口代理商、银行破产，

摧毁了与外人的进口贸易，为英国贸易商留下畅通无阻的入主空间。

再基本不过的经济学原理：给资本充裕国家的投资客投资机会，他们会毫不迟疑锁定资本欠缺的国家，从中抓住较高的报酬。如今从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美墨界河）到易北河，只要是富经济体与穷经济体相连之处，这观念仍引来希望与恐惧（但事实上资本往往仍朝反方向流动，例如1980年代资本流出拉丁美洲）。在两百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金奈、孟买、威廉堡（Fort William，即加尔各答）建立新殖民地时，同样深信资金应如此流动。英国人相信资金会通过这些据点投入，追随已然兴盛的贸易活动，而其中最被寄予厚望的据点，就是便于进入广阔而较富裕之孟加拉地区的加尔各答。

因此，英国人来到加尔各答的头一百年结束时，为英孟贸易、印度最早的蒸汽动力工业、英国行政机构本身提供资金者，包括高希（Ram Gopal Ghosh）、席尔（Motilal Seal）、德瓦卡南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达伊（Ashutosh Day），全是孟加拉贸易商。事实上，要到1860年代，才有大量英国投资流入印度。那时候，伦敦爆发的金融恐慌已使那些孟加拉大贸易商和他们所创立的出口代理商、银行破产，摧毁了与外人的进口贸易，为英国贸易商留下畅通无阻的入主空间。孟加拉富商巨贾的后代这时已弃商，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不久，就可听到一些欧洲人解释道，印度人天生不具创业本事。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这些金融资本家兼贸易商的事业，跟着莫卧儿王朝的朝贡制度而兴起，也随该制度的消失而式微。莫卧儿人来自相对较贫穷的印度远北之地，入主之后要更遥远的南方纳贡。南方的地理环境适合种水稻，且有沿海航运之便，已创造出更富裕、更商业化的社会。莫卧儿人收到贡金后，将其中一大部分用来购买奢侈品，以满足德里（Delhi）、阿格拉（Agra）的上层阶级需要，于是有大量贡金又回流到南方。已从事印度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蓬勃出口生意的贸易商（大部分是中东人和东南亚人），也掌控这一贸易。不久，有钱冒更多风险的贸易商投入金融业，使政府和贵族得以提早支用他们的税收。

莫卧儿人于18世纪覆灭时，这一贸易转移地点并未枯竭，这些贸易商继续为王朝灭亡后分据各地的国家经手财税业务。事实上，这些与多个国家打交道、处理交相攻伐之公国的税收需求的贸易商，讨价还价的实力提高，从而使政治势力的商业化成为18世纪印度快速发展的产业之一。英国在印度的沿海殖民地最初只有三个，印度境内更多的是由现金短缺的穷兵黩武者所组成的国家，它们的需求与莫卧儿帝国崩溃后分出的奥都（Oudh）、罗希尔坎德（Rohilkhand）等国家的需求几无不同。英国殖民地的人民和其他人一样乖乖付费（8%—12%的利息），而将储蓄汇回老家作业复杂，对加尔各答的钱币兑换商就意味着一大商机，他们已然广阔的往来外商网络可以加进一家伦敦银行。

但这些汇款行为正是英格兰人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他们大部分希望赚大钱，把钱汇回老家，而不想成为哪个印度王廷敬重的金主。因此，他们不愿把征得的贡金用来买印度布料或珠宝，反而希望将货币汇出国。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缺乏贵金属的印度，进口金银已有千百年，如今，突然变成货币净流出国（印度全境一年流出五六百万英镑），从而引发长期的资金问题，即使贸易更趋蓬勃，新科技的诱人潜力吸引外来投资，亦然。

加尔各答的孟加拉贸易商与英国侨民合伙建立跨种族的“代理行”，以满足该地区形形色色的金融需求。这些孟加拉人提供在恒河沿岸广大内陆地区活动所需的资本、地方知识、人脉。其中有些英国人是机械工，提供了蒸汽机、机械化纺纱机之类新奇设备的知识；其他英国人除了提供据称可找上英国有力人士的人脉关系，几无付出。他们之中本身是大贸易商者少之又少。在这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前途未卜和贪污传闻（贪污有时协助、有时阻碍该公司所辖领地的新发展），妨碍了资金从伦敦的长期投入。

这些代理行除了提供资金给政府和贸易活动，同时还首开先河，开创许多前途看好的新事业，包括用蒸汽动力泵开采煤矿、用新方法制盐、造拖船、建铁桥、开辟茶园、炼糖，乃至铺铁路（但最后一项停留于纸上作业）。他们甚至投标争取印度境外的工程，例如从加尔各答到苏伊士的汽轮邮递服务。但他们的事业一直苦于资金不足。同时在这么多领域大张旗鼓进行，手头上的资金根本不足，而且贸易商从加尔各答的欧洲人所能筹措到的资金，随时可能突然撤回。此外，为数不多的这些代理行，利益冲突不少。例如某个管理非自己旗下之商号的代理行，和与该代理行（或代理行的某个个体合伙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商号，达成可疑交易，司空见惯。

最糟糕的是，这些代理行能否存活，极度倚赖英国人汇款回家的业务，没有一家能摆脱，而这种汇款回家的举动，照理应受东印度公司管理，有时却反客为主支配起该公司。英国人希望只带走现款，但印度没那么多货币可满足他们需求，于是转而锁定其他易于流通的出口商品：鸦片、靛蓝染料、棉，以及（稍晚的）茶叶。但这些出口品的供给量，往往更取决于能否找到用以将它们运回国贩售的运输工具，而非需求上的变化（大体上取决于其他地方的采收量），因而全受制于周期性的经济荣枯。

1840年代靛蓝染料贸易出现大崩跌，清楚表明这些代理行的投资多样性只是虚有其表。取消靛蓝种植园回赎抵押品权利的商号，不顾低价，继续在市面销售靛蓝染料，因为需要变现一些资金以保住快速周转的汇款业务；由于供应量和低物价维持不变，其他种植园跟着破产。煤矿业者发现他们最大的客户，即用煤大量烧煮靛蓝以熬制出染料的靛蓝种植园，开始拖欠债务；政府收不到应收税款，削弱政府财政，连带伤害到借款给政府的代理行。靛蓝染料和鸦片，基本上充作货币的代理品，靛蓝染料价格的崩跌因而使每个人都缺少流动资金。心急如焚的董事（包括印度人、英国人），诉诸创意性会计[17]，把自己商号的钱大量借给自己，等待价格弹回，但手中有靛蓝染料存货的人，没有人承受得起压着存货不销售，于是恶性循环止不住。伦敦一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拒绝承兑联合银行（Union Bank，加尔各答最大银行）的汇票时，这家外强中干的公司随即倒闭；大肆抨击此事的英国报纸，把焦点放在这场恐慌最后阶段发生的丑闻和“孟加拉一地的欠缺商业道德”，而对与英国本土关系更大、更深层的因素轻描淡写。

一败涂地的孟加拉贸易商未重返商场。许多人转而投入购置土地或当公务员这两种较稳当的事业（不久后，随着1858年印度全境并入大英帝国，孟加拉贸易商投身公务员者激增）；其他人则转而投身教育、医学或艺术创作（德瓦卡南特·泰戈尔的孙子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以诗作获颁诺贝尔奖）。新公司法的颁行，促进了纯英国银行的创设（当时它们很少借款给非欧洲人）。1860年代，印度境内铺设铁路，终于开始吸引迟未进场的英国资金投入（铺设铁路需要长期资金，且资金规模只有工业化国家支应得起）。英国人孤身位于印度这新经济的顶端，开始“引进”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