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鸦片如何使世界运转

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

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凭借，

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亦然。

这是段（美国人）有些熟悉的历史，但不是光彩的历史。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人靠着船坚炮利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三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因此得乖乖接受会让人上瘾的鸦片大量进口，承受其他多种伤害；但这条约的条文和替它辩护的人，却夸夸其谈这条约如何促进了自由贸易和“打开”中国门户。

不只英国将领信誓旦旦宣称鸦片是次要问题，其实整个西方那些据认属自由派和激进改革派的人士，也曾这么公开表示。卸任的美国总统亚当斯，不喜欧洲的殖民行径，却解释说：“英国此举名正言顺……如果要我说个清楚，我不得不说鸦片问题并非这场战争的起因。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的傲慢和妄自尊大。别人只有忍受屈辱，自甘为卑下的藩属……中国才愿与他们通商往来。”就连马克思都主张鸦片战争的真正意涵，在于全球资产阶级坚持“打倒长城”的决心，将使“停滞不前”的中国不只进入世界市场，还进入世界史。

今日没有人会替一手持枪一手兜售毒品的恶霸行为辩护；但这一众所认同的观点，依旧未把毒品本身当作问题的关键。美国汉学巨擘费正清，就以亚当斯若在世也很可能会认同的字句说明这场战争：“中国看待对外关系的观点……落伍且不合理……英国要求彼此平等往来，要求给予通商机会，其实代表了西方所有国家的心声……英国把对中贸易的重心不只放在茶叶上，还放在鸦片上，这是历史的偶然。”他的一位学生则写道，战争若未因鸦片而爆发，可能也会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样轻易地爆发。

但事实上，鸦片绝非偶然因素。更仔细检视可知，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凭借，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亦然。

国际鸦片贸易始于18世纪，以因应欧洲（特别是英国）在国际贸易上的一项危机。数百年来，欧洲都是消耗来自亚洲的香料、丝和其他产品，却少有产品输出到亚洲。西班牙征服新大陆，为欧洲提供了暂时的解决办法。新大陆的金、银大量运往亚洲（其中可能有一半运往中国），以换取欧洲人所真正能消费的东西。但到了18世纪中叶，输入欧洲的亚洲产品达到新高（特别是茶成为国民饮料的英格兰）。在这同时，新大陆所产的金、银变少，而且来自美洲的新货物（以糖、烟草居多）也使欧洲贮存的现金逐渐流失。

如此一来，该如何支付这些新嗜好的开销？动武是方法之一。直接征服亚洲的产地，要那些产地外销产品以缴付新税。荷兰人（在印尼）和英国人（在印度），在这方面各有斩获，但仍不敷所需；中国仍太强大，根本不能用这办法对付。与此同时，想卖出欧洲产品（包括将英国羊毛制品拿到亚热带广东销售），成果仍不理想。

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而诉诸可在印度殖民地生产的鸦片。这种致瘾性食物最初属奢侈品（在中国原拿来当药，很少拿来麻醉自己追求快感），早期吸食者包括觉得人生乏味的政府办事员、驻守在长期太平无事地方的军人、终日困在家中的有钱人家妇女。1729—180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增长超过二十倍，从而有助于止住英国金银流向中国。但金银的流向并未彻底逆转。对中国而言，进口这些鸦片（在这个三亿人口的国度里可能足供十二万瘾者食用），虽然伤害不小，但还未到动摇国本的地步。

1818年有人发展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毒害随之更为严重。这种新鸦片的问世，大大扩大了鸦片的消费市场，犹如后来哥伦比亚的梅德林（Medellín）可卡因集团，将昂贵的可卡因转变成廉价的快克（crack），大大扩展了毒品市场。1839年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足供一千万瘾者吸食。中国因进口鸦片所流出的白银，自此大到足以抵销英国庞大进口开销的一大部分（当时英国的进口金额居世界之冠），并导致中国部分地区银价飞涨，影响政府财政。

吸食鸦片成瘾者多到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反击，1839年强制收缴英商鸦片，结果惨败收场。中国不只未能如愿禁绝鸦片入境，不只败给英国海军，还失去关税自主权、治外法权，支付大笔赔款，割让香港。这只是中国苦难的开始，鸦片战争暴露了中国军力的薄弱，自此，中国进入外国侵略、社会动荡、内战频仍的苦难百年。急速增加的鸦片吸食量（到1900年时可能有四千万人上瘾），也是促成这百年苦难同等重要的祸因。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英国为鸦片而开战时，鸦片贸易（和此贸易所导致的种种苦难），对英国而言，应已不是不可或缺。毕竟，1840年代时，英国已是世上的工业龙头，且将继续保有这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认为“这个世界的工场”不需为了支付进口开销而贩卖毒品，似乎是很合理的推测。如果当初中国准英国人所请，让他们自由贸易，文明的欧洲人是不是就不会贩卖这个害人的东西？还是会。英国还是需要靠鸦片赚取外汇，即使在20世纪初期亦然。当时，世上大部分地区所消费的大量生产商品仍不足，英国对外国商品（和原材料）的渴求则和其工业实力一样增长快速，在这情形下，工业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其拥有足够的外汇。1830、1840年代，英国改采自由贸易时，这问题更为严重，因为除了输入茶叶、糖、烟草、棉花，英国还从美洲输入大批谷物和肉。在这期间，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坚持保护主义，限制英国在全球几个最富裕市场销售其产品，从而形成新的工业竞争者。1910年时，英国与大西洋世界的贸易赤字，大到即使英国对美国、工业欧洲的输出增加一倍，都不大可能平衡贸易收支。非贸易收入（对外投资的获利、海运、保险费诸如此类）对财政有些许帮助，但只是杯水车薪。此外，对于那些让英国积累了巨额赤字的国家而言，英国是极重要的资本供应大国。

这一不平衡的贸易——资助了英格兰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其他地区的快速成长，却是靠着英国与印度、中国的贸易维持了数十年，而在对中贸易里，鸦片扮演了关键角色。1910年时，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上的一亿两千万英镑赤字，大抵仍是靠与亚洲的贸易来抵销。这个帝国（不含印度）与中国的贸易有一千三百万英镑顺差；撇开棉线不谈，制造品对这顺差的贡献，还不如农产品（包括非印度生产的鸦片）。

最重要的是，英国对印度的贸易，每年有六千万英镑的顺差（约相当于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上的赤字一半）。靠着防止其他工业国产品进入的保护措施，订定（在纺织品方面）阻碍印度本土业者壮大的法律，英国各种制造品（从布到煤油到火车厢）彻底称霸印度市场。使印度得以不断购买英国这些商品的外汇，大部分来自对中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

英国本身是印度最大的买家（1870年54%的印度产品外销英国），但显然不是印度国库最大的收入来源。印度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1870—1914年，印度对中国一年的顺差约两千万英镑；到了1910年，印度对亚洲其他地方的顺差约四千五百万英镑。

印度如何赚到这些顺差？靠稻米、棉花、靛蓝染料，但主要靠鸦片。1870年，鸦片贸易贡献了至少一千三百万英镑，也就是对中顺差的三分之二。直到20世纪初期，鸦片仍是中印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且在印度对东南亚的出口里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毒品不只协助创造了英国对中的直接顺差，还促成金额更大的英国对印度顺差。没有这些顺差，英国不可能保住其西方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资本供应国的地位；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增长也将缓慢许多。英国领导下的百年工业化，改造了西方许多地区，但要到19世纪快结束时，西方才成长到不需倚赖在亚洲的劫掠。

这一平衡态势仍有一个谜团未解：中国没有哪个国家让其享有巨额顺差，那么它如何支应与英国、印度长达百年的不平衡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居功厥伟的贸易）？史料不足以让人得出确切答案，但最合理的推测是海外华工、华商汇回中国的资金填补了差额。

随着19世纪末期的殖民行径为出口导向的生产开辟了新天地，在东南亚原已势力不小的华人侨社随之更快速成长。加州淘金热在美洲开启了发达致富的机遇；从古巴到夏威夷等多个地方的种植园，亟需廉价而技术纯熟的甘蔗工人；新问世的消息传播渠道，使人更容易得知存有什么机会。数百万工人只身前往这些地方（往往因为他们所前去的社会不准他们携家带眷），即使薪水微薄，不赌不嫖的工人还是能省下大笔钱寄回老家；电报和新金融机构使汇钱更容易。确切的汇回数目不得而知，但总数想必相当大。因此，为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铺铁轨的华工，可能不只为铁路建设出了力气，他们所赚的钱，经中国、印度、英格兰辗转流到美国，从而可能也提供了资金。

因此，鸦片不只将中国、印度、英格兰、美国牢牢结合在四边贸易关系里，还在维持英国工业化的持续向前和19世纪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不断扩张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