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合众为一

苏伊士运河所凝聚起来的，

也因为它而分开。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在欧、亚两洲之间开辟捷径的数世纪梦想终于实现。只三个月时间，伦敦、孟买间的航运成本降了三成；拜这运河和汽轮改良之赐，在十年间，马赛到上海的航程由110天减为37天。人员、货物、观念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在移动。

最为翻天覆地的改变，发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哥伦布时代所谓的“香料群岛”，今日印尼。许多欧洲人自信满满地预言，随着这殖民地与欧洲的关系益趋紧密，西方人的习俗也终将取代当地习俗。随着共通文化在这日趋互赖的群岛上普及开来，混居群岛上的文化各异的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其他民族，也终将形成共同的认同和同质性的社会，且当然唯欧洲人马首是瞻。但实际上，苏伊士运河所发挥的作用与此背道而驰。到了20世纪初，印尼表面上统一，但内部因阶级、种族、宗教差异而严重分裂，松动了荷兰的控制，同时制造出至今未消的亚洲内部人民间的敌对关系。

地图变动迅速。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一年，电报传抵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两年后的1872年，荷兰人开放其他欧洲人投资这殖民地，烟草田、咖啡园、可可园、橡胶园，在原本人烟稀疏的外岛大量出现（不久更出现锡矿区和油井）。为保住最珍贵的外岛苏门答腊，荷兰人于1873年发动亚齐战争。这场长达三十年的惨烈战争，扩大了荷兰殖民地范围，确立了日后印尼独立时将有的版图。在这片疆域内出现一种新的企业，那企业有别于先前殖民体制，而更类似于现代的农业综合经营。

1870年之前，东印度群岛的出口品大部分来自爪哇，且由农民生产。在这之前，为便于统治爪哇，荷兰人支持当地许多原有的生活方式。农民一辈子待在村落，种自己需要的粮食，受作风传统的土邦主和村长统治；他们还需另外服徭役，种植甘蔗等作物，以生产糖等出口品，徭役通过纳贡制度分配，每个国君根据其所辖土地、人民有一定配额。但如今，国际贸易增长，使殖民地的经营有了新的可能。法国人、英国人排干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不久从英国的考文垂（Coventry）到中国广东，都可吃到南越、下缅甸的米。东印度群岛的劳工一旦可吃进口米，欧洲人即将诸外岛转辟为大型种植园，只生产出口品，种植园的人力来自领工资的工人。为维持廉价工资，欧洲人从人口稠密的中国、印度、爪哇引进大量“苦力”。有钱的华人跟着移来，经手稻米零售、典当、鸦片买卖的生意；拥有种植园的欧洲人则位居这移民社会的最顶层。爪哇当地欧洲人所原用心扶植的土邦主和村长，这时被打入冷宫，其角色由较“现代”的行政人员（工头、收债人、法官、警察、私人警卫）所取代。即使在爪哇本身，出口也因稻米进口量日增而趋于专门化，把更多农民直接带入地下经济。

但苏伊士运河所凝聚起来的，也因该运河而分开（部分原因是该运河改变了欧洲人居住、统治的方式）。随着取得家乡的货物（甚至冰）和消息更为容易，另一种欧洲人来到东印度群岛。他们被称作trekker（短期侨居者），以有别于先前来此的blijver（长久侨居者）。他们把东印度群岛只当作事业长路上的一站，最终还是要回欧洲。侨居当地时，他们一心要过着和家乡一样的生活。由于此时这已成为可能，新一波来此的欧洲人带妻子同行；先前的长久侨居者则娶当地女人为妻，通过姻亲关系打进当地上层社会。新欧洲人不愿与当地人直接往来；大部分不愿学马来语，也就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许久，数百年来，在从苏门答腊到吕宋的广大地区间，一直充当贸易语言和几乎是第二共通语的语言。许多未婚的短期侨居者，非常瞧不起当地“土著”，因而偏爱引进日本女人当妾（在那个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毫不避讳的年代，日本女人被视为“较高等级的亚洲人”）。先前欧、亚人婚生的混血儿，原还被视为和欧洲人地位差不多，如今成为低“纯种”欧洲人一级的另一个阶级；许多混血儿因此极力想甩掉“东印度群岛”作风，否认自己的亚裔血统。

别的侨居民族也开始排斥异族，自成一个生活圈。新一波华人移民也发现，与家乡保持联系，比以往更容易得多；继欧洲人之后，他们也开辟出纯华人的聚居区，设立强调中华文化传承的学校，创办只有华人可以加入的贸易组织和民间团体。华人上有地位更高的欧洲人鄙视，下有地位较低的马来人敌视（华人掌控了放贷、税款包收、毒品买卖，自然引来马来人敌视），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创立了东印度群岛最早一批“民族主义”组织，但他们心系的国家是中国。早期活动包括为祖国的政治运动（包括1911年推翻清朝的革命）募款，要求殖民当局给予华人等同“欧洲人”的地位，一如殖民当局所给予日本人的地位。

不久，东印度群岛上占人口多数的原住民也开始行动。但对爪哇人、亚齐人、米南卡包人（Minangkabauan），还有其他许多致力于提升自己族群利益、对抗欧洲人、华人的族群而言，他们需要有共通的认同感，而那是他们此前所未曾拥有的。在这点上，苏伊士运河助了一臂之力。欧、亚间的主要航运路线，这时是通过中东而非绕经南非，这殖民地上居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因此也拉近了与其遥远的文化“心脏地带”的距离。原本极少见的麦加朝圣之旅，这时对于住在城镇而信教较虔诚的敬虔派（santri）穆斯林而言，变得稀松平常。这时正值“现代主义伊斯兰”运动横扫中东。现代主义人士主张，真正符合《古兰经》意旨的伊斯兰，并非与现代世界的生活不能相容。认为伊斯兰与现代扞格不入的错误印象，源自伊斯兰与各地习俗的混杂；为还原伊斯兰本来精神，使伊斯兰能续存于这竞争世界，就必须肃清掺杂进来的各地习俗。东印度群岛的敬虔派穆斯林受此启发，创设了结合《古兰经》研读与西方科学、社会科学的学校；设立由穆斯林贸易商组成的合作性组织，以对抗华人入侵香烟、蜡染印花布的生产领域；为提升穆斯林政治权利而奔走。欧洲人借由汽轮、缆线，使东印度群岛接触到影响力更大的外来文化，却发现外来观念未必就是欧洲观念。鼓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主要分子，大部分出身自1911年由现代主义穆斯林贸易商创立的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

但对“伊斯兰”更强烈的认同，并不等同于对印尼的认同。不只华人被视为非我族类，成为东印度群岛种种苦难的归咎对象（如今华人仍往往摆脱不了这原罪），因现代主义之故，敬虔派与挂名派（abangan）两派穆斯林间的嫌隙还扩大，敬虔派较富裕，教育程度较高，信教较虔诚，挂名派则较贫穷，人数较多，多住于乡村。挂名派将敬虔派所亟欲排除的各种当地习俗掺进伊斯兰，比如女族长制（原普及本区各地，但这时已限于苏门答腊部分地区），宽松的性礼俗，乃至神秘膜拜仪式、“铺张浪费”的宗教庆典、“流于迷信”的宗教仪式，都是《古兰经》所不容。敬虔派远比挂名派更有组织，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欧洲人所记录为“习惯法”者，通常是敬虔派的观点；但书面上的胜利既未使挂名派真正顺服，也未促成伊斯兰的统一。挂名派理所当然痛恨敬虔派的干预，他们认为敬虔派到麦加朝圣没什么值得称许，反倒还往往说（如今仍在说），他们之所以能大老远跑去朝圣，全因他们平日对挂名派佃户、债务人、顾客吝啬小气，从这种丑恶行径里赚饱了钱。较为世俗化的印尼人援引外力和外来观念，形成一个个相互敌视的团体，居多数而一盘散沙的乡间居民无人闻问，只能独自面对古怪而严酷的世界。后来，许多挂名派穆斯林拥抱激进的苏加诺民族主义派系，拥抱外来成分更浓的思潮，共产主义，也就几可说是顺理成章。1965年，这些规模庞大但组织松散的运动，与较有组织的敬虔派、军方和他们的外国盟友起冲突，夺走了约五十万条人命，为久久未消的分裂对立（更便捷的交通是此分裂对立的始作俑者之一），留下了血淋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