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利息是资本的收益，不是金钱的收益

没有推动劳动的资本就不会有任何劳动，没有加工用的原料和供工人吃的食物就不会有任何财富的再生产，所以，供应原料和食物的人就是参加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人是生利事物的原因，他有极为明显的权利分享其中的利润。但是，出借资本的人却是提供以货币为标志的原料和食物的人。他借出了一个生产力非常大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借出了唯一具有生产力的东西；因为，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产生的，而一切劳动只有有了提供食物的工资才能推动，所以，他出借资本就是借出了劳动， 或者说借出了一切财富再生产的第一因素。

因此，诡辩家们给高利（usure）这个词下了一种令人可厌的定义，同时他们用这个名词概括了以金钱换得的一切利息，他们说金钱不能产生任何收益，又说没有任何利润就谈不到分享利润，于是他们就硬编造出一个荒诞的理由。按照他们的说法，仿佛同样有理由可以禁止支付地租或劳动的工资； 可是，如果没有经营土地和推动劳动的资本，劳动和土地就都不会产生收益。

然而，诡辩家们关于金银本质上是不能生利的说法却是正确的。人们自己把金银保留起来，金银的确是不能生利的：只有当金银变成其他某种财富的标志、而且是特别能够生利的财富的标志的时候，金银才不再是不能生利的。如果诡辩家们真相信他们禁止取利的学说所依据的唯一原则的话，他们就只有宣布在债权人所放的高利是迫使债务人从借入到归还这一期间把借来的东西原样放在保险柜里时，才是犯罪行为；因为只要人们把金钱留藏起来， 就无法产生任何利息，而且，债务人同侵权人一样，只有使金钱转手，金钱才能产生价值。

此外，按照这些诡辩家现在的宽宏大量的说法，仿佛决不应该认为教会没有以最明确、最坚定的态度宣布过禁止任何放款取息，因为，今天的教会并不是不知道它在未开化时代以不易理解的委婉言词所宣布的决定；虔诚的信徒对于任何放款生息的禁令的呆板理解，曾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天主教国家财富的发展，这种理解使人民中间产生了严重的浪费习惯，因为节约并不导致富裕，而用积累的资本生息，又只会增加犯罪的机会。

既然金钱本身不能生利，而且金钱只有充作其他价值的标志时才能生利，那末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只增加价值标志而不增加实际东西，是不能产生任何利益的。不错，如果你仅仅使一个国家增加货币的数量，就是使这一个国家取得这种货币所代表的和存在于其他国家的财产的手段。但是， 如果所有国家同时增加了货币数量，那就等于你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做什么。今天，标志和实物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比例：一枚二十法郎的货币几乎相当于一袋小麦。但是，如果你用魔棍一挥，使世界上的货币立刻增加一倍的话， 由于人们在交换中所得到的东西和原来一样多，就必须用两枚二十法郎的货币而不是用一枚这样的货币来代表同样的一袋小麦。一个工人自己消费的小麦数量丝毫未变，所以他的工资也必须提高一倍。很明显，银币是多得多了，

而所办的事情还是那些，除了货币的重量和数量，所流通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变化。

资本家需要有人使用他们的资本，以便从中获得收入；所以，他们要以一定的价格把资本贡献给愿意使用资本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工人和他们的雇主需要资本来进行生产；并且，在计算好他们从资本中所能得到的利润以后， 他们也拿出一部分利润来，这正如在所有交易中出让人和需求者根据一个平均比例达成协议，他们之间的供求力量经常是平衡的一样。这种交易的基础永远是对消费所要求的和代表人们用来进行劳动的原料及工资的资本数量相对的劳动量。需要量大，生产力小，利息就相当高；反之，流通资本多，而使用资本的人少，利息就很低。利息永远取决于人们所说的市场上的金钱的数量，因为金钱虽然决不是资本本身，却永远是资本的标志。

如果由于魔棍一挥，无须国家任何支出金钱就增多了，或者突然发现了蕴藏丰富、伸手可得的金银矿，同样使金钱的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利率却不会因此有任何变化。不错，那时候就需要双倍的银币；需要双倍重量的金属来生产同样的产品和代表同样的价值；但是，双倍重量的金属对于我们前面当作例子的制呢厂生产的快慢毫无影响，因为这个工厂仍然需要用支付两千欧纳呢料的价值来支付当年在该厂制两千四百欧纳呢料的工人的工资，至于每欧纳呢料售价是二十法郎还是五十法郎，都没有关系；厂主与工人之间每周的银行业务是二百四十枚五法郎的银币还是四百八十枚五法郎的银币也都无关重要；利润总是所运用的资本的百分之十；资本家和厂主之间的分配也始终是以厂主所能支配的劳动和资本家可以寻得有利市场的劳动之间的比例为基础；假使在货币突然增加以前给资本家的分配定额是百分之四，增加以后的比率仍旧不变。

但是，我们曾经假定，国家货币无偿地增加多少，货币的价值就降低多少。当这个以适当的价值换来的货币，和通过对外贸易或矿业生产所获得的货币大量涌入市场而丝毫没有损失比例价值的时候，利率也同样不会改变， 因为资本在数量上没有任何增加，仅仅是改变了形式。

每个厂主和每个商人的一切流动资本在它从买者手里回到卖者手里的过程中，几乎都是相继以货币形式出现的。但是，厂主的这部分资金即商人以货币形式所掌握的资金，通常在营业资本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这项资本绝大部分是储存于他自己的或他的债务人的仓库中的实物。另一方面，为了临时增加货币数量，每个商人几乎永远可以自由决定他是薄利抛售商品还是提前向债务人索取欠款。他可以这样随心所欲地掌握金钱的数量；但是这笔钱决不增加他的资本，而且是用他的资本买来的。如果这种活动是同时由几个商人在一个城市进行的，就是这个城市买了它邻近城市的钱；如果这种活动是由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许多商人进行的，就可以说是法国、英国、德国买了钱。事实上，各个市场就要有特别多的现款来办理支付；但是，尽管银币非常充斥，用于出借的贮备金却不会因此有所增减，利率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熟悉商业市场活动的人十分清楚，市场上的银币可能很多，而资本却非常稀少，同样，银币可能很少，而资本却十分充裕。

所以，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大量输入货币会降低利率，或者认为输出货币会提高利率，都是绝大的错误。货币和其他一切通过劳动取得的价值完全一样，也是一种财富，它也和其他价值完全一样，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如果货币是以赠与或贡税形式输入的，国家没有因此支付任何费用，而且货币本

身也丝毫没有贬值，当然会增加本国的流动资本和降低市场上的利息，正如只有付出或者只纳而不进的重税能提高利率一样；如果同样的款额是以物资交给本国的，会同样降低本国市场上的利息；如果国家无偿地拿出本国的物资，就会提高本国市场上的利息。反之，如果货币是用完全另一部分资本买来的；那末，资本的总数依旧不变，利率也决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根据这些原理，我们可以了解：金矿或银矿并不比一切其他工业更能使国家致富。从矿里开采出来的贵重金属也完全和其他一切货物一样，是用劳动资本的代价换来的货物。除了从地下开采矿石的劳动以外，开矿，修建巷道，设置精炼炉，样样需要巨大的垫支。这种劳动及其收益恰好由生产的金属来补偿，国家在这方面所得的利益和开办其他任何工厂一样。而且，这种劳动可以产生远远超过企业家的垫支及劳动本身所值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产品也远远超过市场的需求，于是，该矿企业家的处境恰恰与制造厂企业家的处境一样，由于发现了经济的生产方法，成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当地的消费能力，他不得不降低价格出售给远地的消费者。实际上，贵重金属的买者就是整个的社会。社会需要每年有人供给它一定数量的贵重金属，这个数量应该与金银首饰业中用去的和货币因磨损而消耗的数量相等。如果供给社会的贵重金属多了，贵重金属的总量的价格就要降低，和其他一切供过于求的货品一样。最后，采矿企业家的收益可能低于他们的开销，他们所生产的白银可能使他们的成本过高。人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相当普遍的命运。采矿业的不正常的利润，恰恰像开彩中的巨额彩金引诱赌徒那样引诱着企业家。虽然一般的收益低于他们在其他任何工业中所得的收益，但意外的利润仍然鼓舞他们继续努力；他们几乎都和买彩票的人一样，原想中头彩， 结局却破了产。因此，用于开矿的固定资本的价格降低了，第一个企业家完成的工程势必减价出让，而新的采矿者依然抱着发财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该矿变得更丰富了，只是因为他无须偿还该矿已经用去的一切垫支。

根据这些原理，还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对腓特烈二世和伯尔尼州缩减国家需要的货币提出的谴责是没有根据的。有人认为，这两个政府采取的储蓄措施，使国家工业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们减少了供维持国家工业用的资本。一个政府为了节约而实际减少它可以在国家名义下进行的消费， 因而也减少它应有的再生产，这决不是指责这两个政府节约的理由。这两个政府完全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是分享公民的收入，它们少浪费公民的收入，就是给每个公民保留下更多的可消费收入。如果它们用当年节约出的收入支付下一年的费用，就是又给每个公民保留下更多的能在下一年自由支配的收入。所以，有利于每个政府的节约，也有利于全国人民，决不应该因为减少国家的消费就指责节约的政府。

减少流动资金更不能成为指责它们的理由。我们在前面说过，货币决不是国家资本；至多也不过是国家资本很微小的一部分，在这种形式下取代它并不比在其他任何形式下更难。在腓特烈抽出一部分流通的银币时，由于国内对银币的需要没有降低，便立刻有另外的银币代替了它们。不错，国家是闲置了一部分准备将来应付战争的资本；但是这部分资本是从收入中扣除的，并没有在任何地方造成亏空，何况这部分资本还是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既然现在各国经常是用资本而不是用收入作战，腓特烈如果没有这项积蓄，就必然要在穷困和灾荒时期发行公债，来剥夺各州同样数量的工业资本， 而且还得另付一笔高昂的偿金，因为没有这样的代价债权人是决不肯出钱

的。国王的积蓄形成了一项新的资本，他利用这项资本毫无损失地支付了绝对不会产生收益的支出。如果他指望以发行公债的手段来偿付这种支出，他就必须剥夺一部分商业资本。

但是，人们却可以根据安全和自由的原则，而不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 谴责利用同样手段的瑞士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它们收藏的宝物，就引起了邻国的垂涎，甚至可以说是因此招来了使它们遭到牺牲的攻击，而且这些宝藏终于落入它们的敌人之手。由于这些宝藏使各共和国政府不须向百姓征税，不须向人民作财政报告，它也巩固了贵族政治的霸权。瑞士各州公民完全应该制止他们的政府积蓄财富，而且很可能无须多大困难就会成功；但是，他们不应该为此援引政治经济学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