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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林森木
（一）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8—1842）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瑞士的法语居民居住区，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出版于 1819 年，这本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对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出现政治反动的局面下，资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在欧洲备国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也瓦解着和排挤着小商品生产；资产阶极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量族，也使中世纪的小市民和小农处在动荡和不断破产的境况之中。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只有其中的少数人发了财上升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因此，小生产者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 望的理论家。西斯蒙第就是这方面的头面人物和典型表述者，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系统地论证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小资产阶级是过渡性的阶级，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使得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贫困和破产，因而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私有者，倾向于资产阶级。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充分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和两面性。
《新原理》的作者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上课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影响。和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西斯蒙第在价值学说方面承认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在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把利润和地租看为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 是额外价值；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接受“斯密的教条”， 认为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但西斯蒙第处于当时的主要思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大企业经济及其维护者。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否认自由竞争具有无限优越性的说法，指责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矛盾和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 并具体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这就是说，李嘉图虽然意识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但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而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着这种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 商品和货币间的矛盾，买和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将发展。他还觉察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他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①
西斯蒙第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 抨击“后果严重的竞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他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来反对资本主义；斥责资本主义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妨碍了他们之间互相接近，即手工业者接近消费者，农民接近和他平等的农民； 颂扬小生产保证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没有试图去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他把它们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看为是学说和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同时，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他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用别种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希望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收入，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以此来消除矛盾。他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这是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又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企图把中世纪的行会和宗法制的原则和思想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来。
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而把独立的小生产看为是自然制度。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生产的两种形式。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式，而把小生产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捧上了天。他不了解他所偏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资产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评定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指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
说西斯蒙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决不是说西斯蒙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1 页。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三册，第 285 页。
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同情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代表，例如他因工厂立法而感到高兴， 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这些术语只是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和眼光是狭隘的，因而他所选择的达到一个十分美好的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它只能满足小生产者或为复古主义者服务。
马克思在说明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时指出： “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 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二）
西斯蒙第开始从事经济学著述活动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信徒。他在 1803 年出版的《论商业财富》一书中，介绍和阐述了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基本观点。但在写作《新原理》一书时，西斯蒙第已经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了。对于这种变化， 他自己是这样认识的：“自从我写了《论商业财富》以后，已经十五星霜， 在这期间，我很少閱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没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大相径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能区别和分析这些事实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相信我对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所作的修正是必要和正确的。”（第一版序）
西斯蒙第这种变化的根源当然不是由于对事实的观察，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对事实作了观察，但从同一事实所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两人的阶级立场不同， 所持的观点不同。李嘉图和斯密一样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制度，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做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他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斯蒙第则和他们不同，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小生产是自然制度，强调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即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因此，他“修正”了斯密的理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流派。
西斯蒙第之所以把自认为是有独特见解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称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创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见解根本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52 页。
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说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资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间的关系的学说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财富，并认为拥有时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因此政府对经济生活应该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财富应该保证人们过幸福的生活， 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考察财富，而应该考察财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共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甚至掠夺应该属于穷人的财富；为了使财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说：“我们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摈弃的政府干预。”（本书第 46 页）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
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为是研究财富的科学，而忘记了人，特别指责李嘉图的学说；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在李嘉图那里，“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页）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 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从这种见解出发，西斯蒙第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书第 22 页） 这个定义表明了西斯蒙第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国家调整和指导的过程，把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谈。他在《新原理》中不是、或者说主要的不是说明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样的，而是孜孜不倦地告诉人们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什么样和不应该什么样，政府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居民的物质福利。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是研究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所应该遵循的准则。
西斯蒙第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应该研究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耍作为经济生活应该遵循的准则，同时责难李嘉图忽视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费，过于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思维推论的空论；说“他们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本书第 527—528 页）。西斯蒙第证明人的需要的存在，这使他比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得多。但是，他所说的人不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人，不是阶极，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只存在于西斯蒙第的想像里，是被他美化了的小资产者。西斯蒙第正是依据这种人的需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自然的东西，是应当存在的东西，并要求现实经济生活符合于它。
因此，西斯蒙第不去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是用小生产者的需要和原望作为评述社会生活的准则，只是诉诸道德和感情。按照他的说法，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伦理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他写道：“一般说来，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计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
学既属于感性又属于想像，感性和想像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本书第 46 页注①）又说：“我认为必须反对一般的、往往是轻率的、往往是错误的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本书第 13 页）其实，他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者的“良心”总是战胜经济学家的“理智” 的。
西斯蒙第指责李嘉图的方法过于抽象，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不仅和李嘉图一样也是过分抽象，缺乏历史观点，而且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指责李嘉图迷恋于抽象的议论，其实是指责他的客观主义，即指责他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顾人们的主观原望。
西斯蒙第从人（小资产者）的主观原望出发，把过时的东西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人首先是消费的实体，这种人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是有限的，它要由消费来决定。生产、收入、人口以及消费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它们的增长必须成相等的比例。这样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正是《新原理》的立足点。
在这里，西斯蒙第突出了人的需要，即消费，要求生产去适应消费。他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把生产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反对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指责李嘉图的见解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如果诅李嘉图首先是一位生产经济学家，那末西斯蒙第首先是一位消费经济学家，他以消费占优先地位的思想作为基本原则来阐述政治经济学。
西斯蒙第在谈到自己写作《新原理》的基本思想时，这样说道：“我要阐明的是：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我们必须使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间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没有特大的天灾人祸，他们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资本之间以及同消费它的人口之间都必须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这本书“就是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写成的”。（第二版序）
所以，《新原理》的任务无非是描述西斯蒙第向往的理想世界，对照一下现存社会是否和它一致，指责资本主义制度怎样破坏了各种应有的比例关系，呼吁政府调节经济生活以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尽管西斯蒙第也曾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该建立在实际经验、历史和观察的基础上，实际上他只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和现存社会相对立，迴避了对现存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说教来款侍《新原理》的读者。他给政治经济学带来了小黄产阶级局限性和浪漫主义。
（三）
从西斯蒙第把《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又叫做《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就可以看到这本著作要说明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商品交换的社会里，生产需要资本，消费则需要收入去购买生产品。因此，在他看来，为了说明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必须说明资本和收入间的关系。
西斯蒙第曾试图阐明资本和收入间的关系，把自己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作为《新原理》一书的特征。他声称资本和收入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极重要的， 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而要区分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又是十分困难的。他有保留地说：这就“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最抽象和最困难的问题了。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错综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则是资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转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称”（本书第 63 页），就是说，时而称为“资本”，时而称为“收入”。西斯蒙第所说的困难实际上是这样的：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是他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利润（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润），对于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 然而社会收入并不是这两种收入简单的总和。因为那些生产机器之类的企业主和工人的产品不能当作消费品，只能用作资本；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收入（补偿利润和工资），对其购买者来说则成了资本。
西斯蒙第虽然想从社会角度区分资本和收入，但他的思路十分混乱，对
于困难感到一筹莫展。他仅仅指出了困难，当他一接触到问题的所在，就迴避了困难。在有些地方，他曾接受斯密的说法，断言从社会角度看资本是生产资料，收入是消费品；但他和斯密一样，并没有把这种见解贯彻始终。因此，西斯蒙第企图从社会角度区分资本和收入的尝试是失败的，对于说明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间的关系没有做出贡献。和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后继者一样，西斯蒙第也接受了亚当·斯密的错误见解，认为社会年生产品的全部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其实就是利润和地租）。他写道：“总之， 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本书第 75 页）他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地说是需要生产资料），那末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他抛弃了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部分，也就使自己无法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不过，他企图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的见解，和社会收入与国内市场的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从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仅仅分解为收入的见解出发，得出结论说：生产应该适应消费，生产应该由收入来决定，生产只要不再获得收入就会停止。他说：“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费者⋯⋯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才能具有这种性质。”（本书第 84 页）由于西斯蒙第把收入与生产（即所生产的一切东西）看为是一样的，也就把实现与个人消费看为是一样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商品仅仅是以收入来购买，今年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以上一年的收入来购买的，因此今年的生产要由上一年的收入来决定。至于积累（把收入转化为资本）或扩大再生产，他认为只能逐步地实现。“假如生产逐渐增长，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人们每年遭受一些轻微的损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伴。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本书第 84 页）西斯蒙第一再强调生产必须适应消费，并把予头指向自己的论敌李嘉图，指责他一味鼓吹无限制地发展生产，想给国家开辟致富之路，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破产。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阐述的主要学说是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按比例减少。他把这个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认为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
西斯蒙第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见解，承认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他进一步指出，并不是一切劳动耗费都是创造交换价值，都能增加财富的；只有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耗费， 只有在增加必要劳动的条件下，才能生产交换价值，才能增加财富。他把必要劳动归结为全社会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之固的比例；换句话说， 他所说的必要劳动不是由一定社会在一定时间内所有的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而是要由满足社会需要所必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西斯蒙第的这种见解，一方面强调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必须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须是社会所需要的，从而正确地指出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并把价值量归结为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曾肯定西斯蒙第的上述看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另一方面，西斯蒙第把需求和劳动间的比例看为是基本的比例关系，断言每一个人一生到世界上就带来各种需要，正是种种需要驱使人们进行生产，因此生产应该满足需要，价值规律应该保证消费者满足与他的劳动耗费相适应的要求。这就是说，供给必须适应需求，生产必须紧跟着消费，消费先于生产并支配生产。
事与愿连，现实生活恰好与西斯蒙第的愿望正相反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不能等待需求的状况与之相适应，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生产走在需求的前面，供给强制需求。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不断地扩大生产，采用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需要两小时才能生产的东西，就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生产品的价格下降。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量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由此，竞争实现了产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规律；同时，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下降的规律。这就是说，竞争迫使资本家压低生产费用，减少工资支出，同时也使利润率下降。西斯蒙第指出，商业的扩展总是以缩减工资、利润（包括利息）为基础
的。他举例说：一个企业主拥有十万法郎的流动资本，每年增殖的利润是一万五千法郎，其中六千法郎是利息，九千法郎是企业利润。这位企业主雇用了一百个工人，他们的工资是三万法郎。现在如果他的投资增加了，生产扩大了，资本从十万法郎增加到四十万法郎，其中二十万法郎为固定资产，二十万法郎为流动资本。利息等于一万六千法郎，利润则为三万二千法郎，因为利息率已从 6％下降到 4％。工人人数将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工资则由三百法郎下降为二百法郎，总共为四万法郎。由此可见，生产增加了三倍， 而收入则速一倍也没有增加到（起初为四万五千法郎，现在则为八万八千法郎）。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这是事实。西斯蒙第感觉到这种矛盾，指出工资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后果，明确地指出问题完全不在于机器的使用，因为机器本来可以给人类带来好处，问题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他写道：“真正的灾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们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们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应该增加我
们的享受或休息”；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 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可是每日的劳动时同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更长了， 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本书第 45 页注①）
西斯蒙第驳斥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披机器排挤以后能够得到补偿和使用机器对工人有利的错误论调，坚持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往往使工人遭到损失的见解。他正确地认为，虽然采用机器会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但是对于丧失了一部分收入的工人来说，产品的降价如同画饼充饥，无补于事。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在于：在财富增长的同时，人民的贫困也在增长，社会生产力增长了，人民的消费却没有相应地增长。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是，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①
按照西斯蒙第的见解，商品仅以收入来购买，而收入则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减少，从而破坏了他所设想的生产与收人间应有的比例，破坏了他所要求的生产与消费间应有的比例。他断言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国内市场缩小，正是生产与消费间比例的破坏，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不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盲目地发展生产，必然使产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过剩。“由此可见，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 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本书第 217—218 页）他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虽能从国外市场实现共产品，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将形成为一个市场，再也不能找到新的购买者。
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是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但
他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在生产条件之外，是由于消费不足。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要地位，以此作为危机的根源。这是经济学上用消费不足来说明危机理论的典型。
正确地评价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他阐述危机问题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错误的。他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和萨伊一样，错误地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仅仅分解为收入，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 不了解为生产消费领域服务的市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仅不变资本的绝对量不断增长，而且不变资本的相对量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不变资本的要素即生产资料的需求，要比对可变资本的要素即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西斯蒙第认为年产品等于收入，把实现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造成自己对资本主义市场的错误观念，看不见日益增长的生产资料市场。他不了解随着小生产的破产，国内市场反而会扩大，因为国内市场的扩大既靠个人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更靠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他企图用国外市场来解决资本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三册，第 610—611 页。
主义的实现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西斯蒙第对经济危机问题的见解是有贡献的，他的功绩在于：指出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揭露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强调了个人消费问题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但他不了解生产与消费间矛盾的性质，把它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错误地用消费不足作为危机的根源。不错， 生产归根到底要受到消费的制约，然而危机的根源不是消费不足。群众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制度社会里所共有的现象，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存在群众消费不足的事实，却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明，正是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的时期， 工人的消费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从危机过渡到萧条、复苏，也根本不是由于工人消费增加的结果。照例危机的出路是从生产资料的销售量扩大开始的，推向复苏和高涨的动力是固定资本的更新。因此，不是个人消费的增加决定生产的扩大，恰恰相反，是生产的扩大引起个人消费的增长。
西斯蒙第把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把资本主义看为是历史的过渡形态，但他只是从分配关系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质。他还不了解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定的分配形式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特点和生产代理人的一定社会关系为前提；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这种只是历史地看分配关系而不是历史地看生产关系的观点，从一方面来说，只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的、还是软弱的（不彻底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是把社会生产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这种过程就是假设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孤立的人也要完成的） 混而为一的结果。
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
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 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
“其次，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①
（四）
西斯蒙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抨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他指出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他谴责资本主义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声称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加从物质进步来说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但它并没有给穷人带来任何好处，工人完全成了无产者，失业和贫困使他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状态，以致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他还驳斥了那种认为最自由的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三册，第 86—87 页。
竞争，决定着工业的最有利的发展的说法，指责资本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西斯蒙第断言，交换的迅速发展败坏着人民的良好的风俗习惯。经常想
多赚些钱，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经济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受到欺骗活动的诱惑。他声称，商业活动在经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须增加提供生产资料的土地财富。以商业为生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该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该增长。因此，他在《新原理》中以很多篇幅埋怨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
他指责政府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是一种人工培植资本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国家受到捐失，因为政府是靠牺牲本国人民来贴补本国的商人。他还认为，在英国实行的农场的高度集中也是地主不顾国家利益所造成的。他说：人们“⋯⋯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农田时，应该看到耕种它们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的田地的居民要少一半。⋯⋯这部分非常稀少的农业人口，同时还非常穷困。”（本书第 150 页）在西斯蒙第看来， 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人们、特别是执政者遵循了错误的学说和政策的结果。他把资本主义的矛盾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用消除它们的格言、规范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不懂得这些矛盾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一定地位的阶级的现实利益的，把利益的矛盾当做学说、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他特别把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作为典型，作为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他指出：“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本书第 9 页）
西斯蒙第以为只要人们、特别是执政者认识到这种错误，并着手纠正这
种错误，采取正确的、也就是他所阐明的学说和政策，就能够使人民获得幸福的生活。他把自己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政权和执政者的身上，要求“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呼吁国家调节经济生活。他说：“立法者还必须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本书第 61 页）又说：“当财富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这种运动， 调节这种运动。”（本书第 244 页）
西斯蒙第希望消除人们之间的对立状态，但他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合作的名义倡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企图利用为完成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工作而组成的集团的利益来代替个人利益，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写道：“一般说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立法者决不是用平分财产的方法来使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唯一能创造一切财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热情才能通过劳动而不断恢复。”（本书第 23 页）
宗法式农业和行会式工业组织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但他并不是想完全恢复到中世纪状态去，他没有提出过这个任务。西斯蒙第所要求的是经济发展应该采取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则，他把中世纪的联盟当作规范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用这种原则和规范来要求资本主义社会西斯蒙第希望把城市中的企业和农村中的农场分散成为数众多的作坊，把财产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
家。他说：“必须消灭的不是贫苦阶级，而是短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本书第 445—446 页）他的愿望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他写道：“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佣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本书第 446 页）在西斯蒙第看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和消费、财富和人口才能按正确的比例齐步前进。
西斯蒙第希望劳动群众摆脱贫困和苦难的遭遇，过愉快和幸福的生活，
这种愿望是好的。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也是他比那些持盲目乐观主义、否认这些矛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然而，他在抛弃盲目乐观主义的同时，把自由竞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也否认了。他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他不了解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旧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实行的“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他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首先并且主要的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
《共产党宣言》在讲到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早期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家时写道：他们“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①说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似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想在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寻找规范， 而这种旧秩序和旧传统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说他们是空想的，因为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存那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而这种“正确比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格格不入并且必然被肢坏， 他们所向往的小商品生产也正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基地。
（五）
由此可见，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正是他胜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那样杰出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也不承认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必须指出，西斯蒙第并没有、也不想去分析这种矛盾，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
《新原理》的总的精神是企图证明：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从而面临着寻找消费者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它在国内不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短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在西斯蒙第看来，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满着矛盾，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作为一定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发展，最终地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而责备他。《新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理》是一百多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十分新颖的现象的第一步。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就是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还相当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的永恒理性的产物。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因此，我们要责备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伤感主义的观点，而是那些不了解这种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的人，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民粹主义分子布·艾弗鲁西之流和现代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①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5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