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论货币铸造

贵金属是衡量商业界的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各国政府通过铸造货币使贵金属更适合这项任务了。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都是以完全一致的形式和国家保证通过铸币而确定的；人们只要看到币型的压痕，就可以知道贵金属的分量和纯度，每个人按照一个公分母出售他的任何东西时，都可以得到这些金属。

精炼贵金属到一致的纯度，然后按照国家规定的币型造成重量完全相等的铸币，确保它们的纯度和重量，确保未扣出所含成分的一丝一毫，这种工作就是各国政府专营的一种专利工业。这是为了社会利益而尽心经营的事业。造成铸币的贵金属的价值实际上高于同等重量的金块或银块。造成铸币的贵金属，在生产者看来，既有金块银块的全部价值，也有金块银块造成铸币的劳动；在买者看来，它既有买者在金块银块上所享受的全部便利，也有按照最精确的规格鉴别完全经过称量和检验的金块银块的便利。

货币铸造一向是政府的专利事业；这种有益工作的报酬必须由政府自己确定，而不能由竞争来确定；但是，像在一切独断专行的事业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府在这种事业上也常常交替地陷入两个对立的极端。

政府有时在货币铸造上擅自抽取和它付出的垫支绝对不成比例的利润， 它不是变更铸币的重量，就是改变它的成色；它以七两重的银币兑换半斤白银，甚至还说这七两与它收到的那八两价值完全相等。如果贵金属仅仅在这个政府享有专利权的本国境内流通，这样专断地确定铸币利润的规定还可能得到遵守，但是，铸币在外国人民之间也必须像本国公民在交易上那样使用， 在外国人看来，政府对货币的合法保证是货币的真正价值；如果本国公民把自己的银币寄给外国人，使他们由于受到损失不久就知道这种银币的真正价值，那末用这种银币购买的每种货物将会按照政府寻求过多利润所引起的铸币贬值比例立即涨价。

也有时候政府用铸造货币的一切费用向公众送礼，它用重量和成色相等

的铸币交换制造货币的金属块。这就是陷入另一个极端了。铸币同时具有两个使它的价格高于金属块的特点，一个是生产铸币所需的大规模劳动，一个是对于使用货币的人有更大的便利或更大的享受。如果政府完全不要求收回这些合理的费用，就会产生两个相当严重的弊害：一个是在交换中只要稍有差别就能使铸币输出国外，按金属块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另一个是总会激起需要贵金属的金银工匠熔化货币的意图。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下，如

果铸造货币不要加工费，加工费就算损失了。熔化铸币和出口铸币是被禁止的；但是，为什么叫人受这种违禁事情的诱惑呢？为什么颁布使人无法遵守的禁令呢？

经验证明，外国人决不会不考虑精度和铸造的实际价值的。荷兰的杜卡特①，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赛千①，因为保证黄金中不含任何杂质，都按高于金块的实际价值的某种价格支付。西班牙的银元——比塞塔，法国的银币， 尽管受到货币税的限制。却在半个欧洲流通着，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便利、铸造精美、令人信任的铸币。既然外国人都同意支付货币的加工费，本国公民就更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了。铸币税只要不超过铸造费用，就是一种完全合理和容易征到的税。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远远胜过实际情况，当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目的在于把贵重金属保留在国内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说得很对，如果货币税使十五两银币和十六两银块的价值相等，那末，在流通中的同样价值的铸币就比白银少十六分之一。要想了解人们在这方面会受到多大损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要想了解为什么怕蒙受这种损失的人却能够同时欢迎目的在于尽量少用贵金属来满足流通需要的银行券，就更为困难。

造币厂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更难解决，甚至使人一时感到莫名其妙。这就是两种黄金属的比例关系以及从两种中决定选用一种或者兼用两种当作货币单位的理由问题。

金银这两种贵金属都可以无限地碎分，而在重新接合时又可以毫无损耗；不管人们保存多少时间，它们总不会腐烂，并且可以恢复原来的纯度和完全相等的量。这正是使金银最适于作其他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或本位的特点。此外，应该说金银还有另一个特点，若不具备这一个特点，其他一切特点就不能成立了，这就是金银的数量都比较稀少，从矿藏中开采它们十分困难，开采所需费用相当巨大。第三种贵金属是铂，它具有同样的优点；如果人们真地也用铂铸造货币，同样不会扰乱世界的金融制度。

假使世界市场恰好需要同等数量的金、银和铂，或者市场的需求与生产毫无关系，这三种贵金属就都恰好与它的稀少和开采所需的劳动相适应。所以，假使银比金多十二倍、十四倍或十六倍，或者从矿藏中开采银比金容易十二倍、十四倍或十六倍，人们就只能根据这种情况规定银价，因而比价就是：一两黄金等于十二、十四或十六两白银。但是，生产困难或者原料稀少， 只是每种物品价格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需求，这个因素并不取决于前两个因素，而且谈到贵金属的特殊情况，需求数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使人很难估计。

在确定这三种贵金属之一——铂的价格时，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需求的影响。铂的矿藏量可能比金更为稀少，而在生产力方面铂矿比金矿更低；要想大量开采铂，也许只有用比开采黄金更高的价格才能得到。但是，铂没有光泽，几乎没人用它作装饰品；任何国家的币制中都不用铂，因此它的消费量极其有限。人们只是开采了矿藏不深或需费较少的部分，所以在贵金属的开采中开采铂矿是需费较少的。

^{① 欧纳（aune），古长度名，约等于 1.188 米。——译者}

^{① 杜卡特（ducats），古代铸币名，初为银币，后为金币，十三世纪初，见于意大利。以后欧洲许多国家都铸造这种货币。——译者}

相反，金和银是有双重需求和双重消费用途的，这种双重的需求量和消费量现在已经很大，可能还要日益增加。用金银作装饰品也好，甚至作器物也好，都是有益于人类的。不断变化或可能增加的需求取决于生产的水平， 但是这种生产要求付出规模较大的活动和在较深的地层内采掘，只有在开采费超过产品价值时才可以停止开采。贵金属矿对于金银工匠，和其他一切矿对于这些矿产品加工的人们一样，或者甚至和一切工厂的情况一样。归根结底，还是消费决定生产；除了用于铸币以外，金和银的比例，一方面取决于金银工匠所加工的金银的多少，另一方面取决于根据两种矿的深度及其稀有程度所需的开采费用。

但是，更大量应用贵金属的另外一种用途是铸造货币。铸造货币对金属的需求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种需求决定这种金属价格的因素的方式很不固定。

如果从世界市场上抽象地看人类社会，它是制造铸币的贵金属的需求者；但是，它并不太关心贵金属生产的数量，如同它不太关心两种贵金属在流通中的比例一样。社会只是由于这两种黄金属非常稀少才用它们作货币的。就货币在世界上流通而论，一百万斤黄金或一百万担黄金都同样可以够用。每斤黄金在前一种情况下比在第二种情况下恰好多买一百倍的货物。如果黄金不是大约为白银的十五分之一，而是三十分之一或六十分之一，也不过是两种金属之间的比例改变了，其他一切仍旧不变。因此，虽然以货币形式消费量金属的唯一消费者只是社会，但是社会对于这种金属却不感到有任何需求；它对这种金属的生产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但是，这种矿藏的所有者和企业家却完全不是这样漠不关心的。即使他们的企业的发展使他们的生产价格降低了，他们也总有把握使这种产品在另一方面得到畅销。他们从矿藏中开采出的黄金可以使流通的货币的总值降低，但是，他们肯定能用黄金换得一定比例的铸币。发现非常丰富的锌矿的人盲目地生产出超过消费所需求的锌，他的锌就推销不出去。可是，发现金矿的人却可以用这样开采出的黄金去换取任何商品，而且他不等社会提出任何需求，或者不容社会拒绝这种不知怎样使用的黄金，就使黄金进入流通了。

假定世界市场只有五百万斤黄金和七千五百万斤白银铸造成货币，而且这两种数量的价值和现在一样，是相等的；假定矿工的劳动又给市场额外送来一百万斤黄金或一千五百万斤白银，或者是相等于没有任何销路的一千五百万斤白银的新产品，那末，虽然货币的总量增加了十分之一，它的总值仍丝毫不变；从前流通的每一斤黄金和每一斤白银只等于原来价值的十分之九，矿工所生产的一百万斤黄金，只要用他们开采之前的九十万斤黄金的价格就能从他们手里买去。这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的开采费用还不到九十万斤黄金，他们仍会继续努力开采；而且，尽管社会丝毫不要求增加这些贵重金属，但是它一向殷勤接纳量金属进入流通，却完全等于一种需求。

我们所假定的使货币年产总量增加十分之一，可以完全是黄金，也可以

完全是白银，也可以是金银各半，但是，这项年产品并非必然使前一种金属和后一种金属的价值关系发生变化。这两种金属在流通中是互相补助的，造币厂为了不致时而多用前一种金属铸造，时而多用后一种金属铸造，也决不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则安排每年的铸造工作。在我们假定的情况下，这种量金属不值以前流通的价值的十分之九。金银矿的生产将随着开采费用高于这个比例而更活跃，或低于这个比例而更萧条。到市场上的金银数量将由开采费

用决定。不管怎样，这个数量的金或银是一定要铸成货币并且在社会上流通的。政府有时这几年多铸一些金币，另外几年多铸一些银币，商业将毫无区别地把这些金币和银币接收下来。白银对于一切小交易更便利些，黄金对于大批转运更便利些；但是，大多数付款都不计较用金或用银。金或银将按照矿业每年产品的多少而在市场上互占优势，但是衡量的一般标准决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

正是这些变化才使人伤脑筋，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商业不能稳定，并使交易变成侥幸的投机活动。只要矿业生产不正常，送到市场的贵金属量时而超过需求，时而低于需求，就会引起这种变化。如果银价经常有百分之十的上下波动，以银为不变基础的一切账目势必混乱。人们在采用一个共同标准的时候，必须不顾这个标准所遭到的一切变动。他们不问金银价格的波动，专门注意商品价格的波动，犹如商人在量呢料时不考虑因潮热所造成的偶然延长而只看布的尺寸一样。但是，只有当这个量少到最低限度的时候，不问金银价格的波动才不致发生危险。

实际上，这个量永远比我们为了便于说明而假定的量少得不成比例。那些矿藏不仅远远不能一年生产目前流通中的贵金属的十分之一，而且它们还得额外补偿一项相当可观的、我们并没有设想到的消费，这就是货币的磨损和遗失，以及被所谓财迷收藏起来的贵金属。在近东所有专制国家中，普遍有这种财迷，人们向那些国家寄出很大的数额，却永远不会从那些国家再流出来。此外，由于贵重金属在生活上有许多用途，也造成一种消费，而且数量很大，甚至使人今天很难确定矿业生产是否能够补足这种消费量，是否低于或高于流通的贵金属的总量。

但是，努力进一步减少这种波动的机会，对社会是非常有利的；达到这

种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同时毫无区别地利用金和银当作共同标准，并确定出它们之间的法定比例。这和为了使钟摆的长度不变就用各种不同金属制造钟摆的杆或轴，以便使一种金属因发热而产生的膨胀校正另一种金属的膨胀差不多。

假使政府只选定一种金属作货币本位，而且像有人曾多次做过或建议过的那样，宣布另一种金属是商品，被选定的本位就会受矿业年产品的一切变动的影响。反之，假使政府采纳并依法规定认为在世界商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种比例，例如现在通行的十五比一的比例，而且宣布凡是一两黄金的债务都可以用十五两白银正式偿付，十五两白银的债务也可以用一两黄金正式偿付，犹如法国的情形一样，那末，商业的共同标准就不会取决于金银矿的年产量，而是取决于这两种产量所受到的变动之间的平均比例了，于是，人们所要求的本位就会更加稳定。

实际上，无论金币占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其他部分都是银币；或者与此相反，银币占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其他部分都是金币，似乎都不会妨碍货币的流通。只要这两种金属之间的比例相距不太远，造币厂就可以按照金银块的价格并且在以较便宜的价钱就能买到手的情况下，不如区分地选择利润大的一种来铸造金币或银币；但是，如果比例过于不平衡，甚至达到无银币找零、无金币付给行商的程度，在交易中就要给前一种货币或后一种货币贴水，黄金在意大利就常有这种情况：如果在商业中不断发生这种贴水现象， 那就是通知政府应该改变法定比例而适应矿业的比较利润所建立的比例了。

再拿第一假定来说吧，流通总量为五百万斤黄金和七千五百万斤白银。

在一定的时间内，一百万斤黄金被消费掉了，银矿又生产出一千五百万斤白银。如果这两种金属都有法定时价和法定比例，那末，流通的总值决不会有丝毫改变，两种金属之间的比例也决不会有丝毫改变，因为公众对于在这种限度内使用金或银是不理会的，白银的消费会随着白银的生产而相应地增加。从此以后，就是九千万斤白银和四百万斤黄金流通了，对于商业来说， 这和从前的比例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如果两种金属之一被宣布为货币，而另一种为商品，那末，无论是前一种或是后一种金属的消费，就不能根据它们的生产而调节了；金价将高于银价；因为政府为了完全维持本国的金币必须付给矿业家以更高的价格，以便使他们继续开采金矿。而且，如果黄金是共同标准，一切商品就会更便宜；如果白银是共同标准，一切商品就会更贵。

所以，同时采用两种金属为本位的好处就在于使造币厂可以按照某种金属特别多而使消费适应某种金属的生产；因此，尽管在生产价格上出现了差别，两种金属的市价之间实际上却始终保持着原有的比例。与此相反，许多经济学家所宣称的以两种金属中某一种为商品标准的主张，是有缺点的，这就是造币厂不考虑矿业生产的变化而每年铸造固定数量的金币和银币，以致有时这一种金属特别多，有时另一种金属特别多，两者之间的比价将会出现非常严重的波动。

除了这两种贵全属，各国还用铜铸造支付小宗款额的辅币。可是铜并不

具备其他任何贵金属适于作货币的那些优点。由于铜矿非常丰富，铜的开采费用不大。铜价远比银价为低，以致把铜从甲地运往乙地都十分困难，耗费也十分巨大。但是，对货币来说，这种转移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转移才能使其数量适应流通的需要。造成铸币的铜是决不能出现在商业世界市场上的；并且，即使某地铸成货币的铜太多了，它也没有任何自动流出的机会。铜也没有可以进行正规和便利精炼（永远使它能恢复原状的精炼）的那些优点。铜的成色可能有好有坏，对金和银却不能这样说。这两点理由就使铜无法保持一个固定的价值。所以，铜从来没有因为它本身的价值而被看成是一个共同标准，只能被看成实际货币的一种小数额的标志。

所以，实在说来，铜币仅仅是一种比纸印的银行券花费较多但略为坚固、

较难伪造的银行券。为了使人们可以经常随意用铜币兑换银币，政府必须按照交易需要只发行最小数量的铜币，并且必须宣布：铜永远不能正式用来支付流通中的最低银币的高数额。有了这些谨慎的措施，铜也不过有一种优等银行券的优点和缺点。反之，如果一个债务人可以用铜清偿应该用银清偿的大宗款额，如果政府为了在货币铸造方面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多发行铜币，那末，铜或铜币就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耗费巨大、徒增不便的纸币。

有人讨论过一个国家的小额货币应该用纯铜还是用含银的铜铸造的问题。这很难说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应该用什么铸造，要看便利与否或有利与否而定。含银的铜币可以更正确地适应它的价值，它既不会使钱袋过重，也不致小到有丢失的危险，所以这种货币比较方便。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即使不给制造伪币的人提供更大的利益，也至少会给舞弊者造成很多的便利。在一般情况下，纯金属一眼就可以看出，如果是合金，最有经验的人也难以判明其中每种金属的比例。从道德方面说，这种不引诱人犯罪的理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个国家肯使用更能引人犯罪的银行券，却不

肯使用一个苏②或两个苏的方便的钱币，那就令人很难理解了。

诚然，政府本身就经常使人有理由不信任它。大概正是为了避免当局滥用权力，才从商业中排除了这种非常易于改变成色的货币的。人们已经看到： 具有前所未见的纯度的镀银货币在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管辖下的奥地利国家，在教皇管辖下的各个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日益增多起来。当局从铸造货币的活动中抽取了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利润，他们却宣布这种经常耗损的货币和以前的货币相同。于是，从前的货币被熔化或者输往国外去了；金和银不见了，流通的只是一种有名义价值的铜币。这种货币的基础与其说是信用，还不如说是欺骗；因为人们并没有向公众说明这种币型始终未变、在新制出时也有同样光泽的货币，却减掉了几分纯银。所以，人民抱怨当局本身犯下了它所惩办的制造伪币的罪行。毫无疑问，只有从商业中排除一切成色低的货币，才能制止重新发生类似的可耻弊端。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用理智和正义指导政府，而不应该再像孩子们用最无害的游戏掩蔽最危险的游戏时就禁止他们做这种游戏那样来对待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