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工人有分享雇主所享有的保障的权利

两个利益对立的公民阶级为完成各种生产而进行合作，决不是人的本性或劳动性质的结果。我说的是积累了劳动果实，过着安闲生活的有产阶级和只有自己的活力而从事劳动的阶级。他们（即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区分， 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现代的人为组织所产生的后果。凡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由我们定夺，立法者的权力主要应该放在纠正由法律产生的弊害方面。

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并不是我所说的一致；这种合作是物的本质，而且是不取决于我们的。然而，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闲散阶级的区分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它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实际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nous appartient）我们本身去调查它。

在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社会制度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由拥有财富的人和利用财富的人这两个阶级的经常的合作创造出来的。没有财富和劳动，就任何工作也作不成。工人对雇用他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雇主对工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彼此相依为生；所以，在他们之同存在着、至少应该存在着一种连带关系。

土地可以由土地所有者来耕种。这样，他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开发土

地所用的资本的所有权以及使土地肥沃的劳动的所有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事情，因此，我们都知道：这样耕种的土地是种得很好的，农夫十分幸福，社会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粮食。

但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享受由财富而获得的闲逸，更喜欢自己不亲自耕种，而把土地租出去，这样，租地的农场主也就变成大老爷了，他再不肯像农民那样劳动，他要用短工们来作他的全部工作了。太好了，社会并不表示反对；社会并不干预私人之间的交易，但是，社会决不应该感受到来自这种交易的损失。社会可以允许有闲的地主和大农场主为了给他们自己服务和为了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而在国内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即土地工人阶级；社会却永远不应该允许这一阶级再成为国家的负担。

如果一切土地所有者都亲自用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他的力量不足，就把土地分给他的儿子，而且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只发 展到自然的限度， 也就是说，只增长到人力能够经营上地的程度，那就十分明显，决不会有短工，农村也就不会有穷人，农业也就不必负担济贫税。

当这个秩序改变了，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另一个阶级来经营， 如果这些人本身是佃户（农场主）或是对分制佃农，而且他们利用长期租契， 使他们获得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一部分所有权——用自己的双手来完成全部工作的话，农村中就仍然不会有或者几乎没有穷人，农业也不会负担穷人救济税。

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是离不开他们所制造的农业工人——短工的。没有后者，前者的财产就毫无价值，而后者除了为前者服务而外，对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没有用处。因此，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而且，短工们必须专靠他们在大农场所创造的财富来过活。可以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要求同土地所有者商议每日的工钱；如果工钱不够用，短工们的家庭领到这笔钱之后仍然感到不得不要求补助，那就只应该由大地主或大农场主①补助，因为这个阶级是完全为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的。在封建国家、奴隶国家的完全愚昧、不讲人情的社会组织中，这个正义的基本原则都没有人否认。领主从来不考虑让他的家臣、农奴、奴隶陷入灾难或年老得病的时候给本省增加负担；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应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是为了他而受苦的。不错，偶然有些地主是按照万恶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无情和吝啬尽到了这种义务；但在大农场的经营方式中，真正的债务人却把这个神圣的债务又放到他的其余同胞身上去了。

人们能够想像出还有比使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场主以济贫税的名义给为

富人种地的工人支付补助工资更不公平的事吗？短工们对那些亲自扶犁、无须别人帮助而同自己的孩子完成一切田间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些决不肯亲自劳动的人们，如何能够不用短工呢？由本堂区对他们的短工支付补助工资不是和使同样的本堂区来供应他们的为所吃的荞麦一样不合理吗？让公共团体来给只是为大地主和大农场主而存在、并应由他们发给工资的短工负担一部分生活费用，对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是没有任

^{① 我在本书第二版中曾向立法当局呼吁，要阻止那些指望用孩子作行乞工具的乞丐结婚，立法当局应该在一般情况下向企图建立家庭而无养家能力的乞丐要求某些保证，以免家庭受累。但是，这些旨在制止当}时极严重、极普遍的灾难的最后手段，没有获得人们的正确理解，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实现，值不得再提了。

何实际利益的；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还要维持与地主毫无关系的艺术和手工业中的短工。实际上，首先应该把救济农村穷人和救济手工业工人的管理工作分开；既然不是同样的人使他们陷入贫困的，也不应由同样的人来救助他们。

但是，在今天的混乱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穷人都推给公共慈善事业了；在英国，这种慈善机构有依法成立的，在其他国家，则完全出于人们的恻隐之心，所有的富人都向社会上打发穷人，并且尽力使他们的处境恶化， 富人都不考虑他也是社会的成员，他也应该以本堂区的税务或基于热爱人类而自愿捐献帮助他们。如果每个人都能亲自体验到自己作的事情的后果，就没有人再吝惜不久以后还要偿付的那份工资了。

在大农场主和经营他的农场所必需的所有工人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连带关系的。如果对于这种自然连带关系有了认识，而且农场主知道只有他有责任在工人病老或贫困时供养他们的话，他就会自动找出使他本人或社会负担最轻的供养方式，而且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式会使工人对生活发生最持久的兴趣，使他们尽力节约，保持最大的愉快、最好的健康、最壮的体力，从而对财产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现在，大农场主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工人的工资缩减到最低的限度，要用这样的工资取得最多的劳动。即使因此累坏了他们，使他们得了病，还有本堂区来供养他们；如果在劳动的空隙间存在淡季，也有本堂区来供养他们； 如果田地里没有完圣适于妇女、儿童、老人的劳动，本堂区会给他们找到。大农场主利用竞争在最好的季节、以最少的工钱、雇用最健壮的人作最强的劳动；却与小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共同分担在他不雇用短工劳动时应给短工家庭支付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小农场主是经不起大农场主的竞争的， 大农场制度必然要扩大。

但是，如果大农场主或大地主知道只有他应该负担全年供应短工家庭的需要，他就不再设法把短工工资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再使短工作他力所不及的劳动，也不肯再选择最好的季节来同时进行一切工作了；恰恰相反，他会把这些工作分到全年去作，以便少浪费时间。他也就不肯只用最壮的工人劳动，而是要工人全家按个人的力量参加劳动了。这样看来，雇用家属要比雇用短工合算得多，按年雇用一个家庭要比按周雇用工人合算得多。对于土地所有者说来，用对分制佃农或自耕佃农比用大农场主强得多；也许把一部分土地让给那些亲手种地的人们还会更好。因此，应该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现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而且，每 个人既然只追求最明确的利益， 就会接近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各种经营方式中对全国各个阶级最有利的方式。

我们决不想为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外国提出一项关于穷人的法律草案，外国也很少会接受这样的建议；我们只指出免除穷人救济税来鼓励小农业，同时加重大地主的税，以补偿他们按照大农场的经营方式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对于农业穷人的管理必须与艺术和工业方面的穷人的管理完全区分开。

如果每个穷苦短工劳动的市场就在本堂区范围内，穷人的管区可以保留本堂区的区别。养活这些穷人，就专由雇用他们的大农场主来负担：这些大农场主应该供应农村穷苦人们的一切需要，但是，他决没有养活被工业遣弃到社会上的穷人的责任。任何一个亲自耕种二十五英亩以下的遗产，全部收益都归自己的人，都应该免纳穷人救济税。任何一个用自己的双手、由自己全家或由自己的仆人种五十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场主（佃户），也应免纳穷人救

济税；应该制定新的法律尽力使地主能按照零星出租、长期出租和永久（长期）出售的方式让给短工们一部分土地。这样，短工就不完全由大地主来供养了；不过，用短工种地的人，仍应该自己负担这种有害的耕种方式所需要的短工在穷困时的供养，使短工的负担更直接地落到他身上。另一方面，凡是拥有十英亩土地或者租种二十英亩土地的人，都不得领取本堂区的救济； 而且，如果这样的人把这份小家产分给他的儿子，不管他的儿子所得的份地怎样小，他们也不得领取救济。

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短工，使地主担负照顾短工的责任）想

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最 公正的。亲手耕种自己小块农场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是用不着短工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短工；他们造成了短工，就让他们养活短工好了。这些大地主很快就会看到： 最经济的养活短工的办法就是让短工回到土地所有者的行列中去：大农场经营之所以有利，只是由于在劳动者和雇用劳动者的人之间分配不合理，也是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单单是由雇用他们的人和垫付他们每日工资的人来支付，而且要在他们穷困时由社会上其他不得不补助这种微薄工资的人来支付。人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法国屡屡出现的大农庄零星出租和出售土地的情况，将代替英国那种经常把小农场合并到大农场的情况。

然而，特别是自从爱尔兰短工的经常入境使现有短工人口的穷困状况加

深以来，要把现有的短工完全羁留在土地上还是有困难的。幸亏有自己的办法为自己的贫农作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 ses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一般说来，英国人由于害怕这样还要增加贫穷的人口，今天是反对这样作的。这是因为他们只有四百英亩的农场和附有一、二英亩土地的茅屋。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二十——三十英亩大小的一块块的自由土地（enpropriété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英国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农民，将怎样复兴起来。①

在劳动者与雇用劳动者之间存在的连带关系的同一原则，也可以扩大运用到城市的工业方面。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他们利用它来自己从事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组成的收入为生。铁匠自己供应他所用的铁和煤；鞋匠自己供应他们用的皮革，造车者自己供应自己用的木料。行业的划分并不是一定要把工人与老板分开：人们看到有一些制造厂，是个人处理个人所加工的原料。但是，假使行业的划分没有强制划分地位，它至少是在无意中已经引起了这种划分。从此以后，资本家在生产每种商品的时候，就要判断其是否为人们所需要，而不是单纯地比较生产费用和消费费用，还必须考虑他能不能从生产工人身上得到消费者所不能给他提供的利润。

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与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着与社会

^{①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过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再重复一下还有其重要的意义。真正的灾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们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们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应该增加我们的享受或休息；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工人，用机器生产两小时就能顶他过去十二小时的手工劳动，如果他不需要，他不需要更多的产品，他可以工作两小时以后就停下来。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可是每日的劳动时间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

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社会说来，一个工厂只有在它能使工人过可以将就的温饱生活时，才值得经营；可是对于厂主说来，只要可以获利就行，至于工人因贫因而羸弱，甚至死亡，他是不管的。

棉织厂的厂主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工人的工资，失从每天二十苏降到十五苏、十二苏，然后又降到八苏。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工人们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需要工人劳动而与工人订立合同时，他们只考虑用什么方法能以最低的工资来使工人劳动；他们在工人生病、年老时，或者到淡季时，就解雇他们，让公共慈善事业、救济院、英国的本堂区来供应他们的可怜的生活。棉织厂的整个欧洲所一再进行的观察，我认为事实上可以肯定， 村社土地与其附近的已耕地具有一样的质量，而且，只是由于所有权偶然发生以后才使那部分土地决定耕种或不耕种。欧洲的所有村社土地几乎都是封建制度产生的结果。这是领主的一些旧牧场，即 vastum domini（领主的牧场）；但是，作为牧场的土地一般决不是顾主田宅中的最坏的土地，当然， 这些土地已经几百年未施肥料，要开发这些土地必须付出垫支费；但以后在同样的一区中却完全没有与某一部分已耕地相等的村社土地。

厂主们串通一气，一致对付他们的工人，把社会的这种重担完全抛到他们身上；每个行业都要卷人这种斗争中；大家都为自己所属的集团的利益反对社会利益，甚至他们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还必须以私人施舍、捐助救济院或缴纳穷人救济税的方式供养他所竭力造成的这些穷苦人。

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而且，每个行业都应负起自己的担子，每一个厂主会很快就认识到降低工资是否对他的工厂有利；也会认识到：既然要经常供养一个每天需要二十苏的人，那末把这二十苏作为他劳动的直接报酬给他本人，是不是比用八个苏作为工资给他、再以施舍名义让他领取十二苏要强一百倍。

然而，必须承认：原则虽然一样，实行起来，在城市工业却比在农村困难得多；而且，在城市实行这个原则也比在农村实行重要得多，迫切得多。直到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农人需要得到公共慈善事业救济的国家，欧洲其他地方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了，的确，每个工厂工人之所以不断受着饭碗被夺剥、工资被降到不够他们需要的威胁，有一部分原因是英国造成的。

很明显，如果各行业可以仅为救济的目的而恢复行会组织，如果各行会的首脑应该完全按照英国的本堂区那样，救助本行业的所有穷人，人们就会结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这种痛苦，结束今天使商业破产的生产过剩和使穷人阶级感到绝望的人口过剩。

今天厂主认为，不论是以较高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或是少付给工人工资都是赚钱；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他只能靠出售赚钱，而对工人工资的一切剋扣，不再是由社会、而是由他本人以救济的方式来还给工人。今天厂主用极少的工资来欺骗工人，使工人的身体暴露在恶臭的空气中、棉花毛中或水银汽中；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工人因为他而感染的一切疾病，要由他来支付工人住医院的费用。今天厂主吸引来许多家庭为他工作，而以后因为他发现了可以完成这些家庭所作的全部工作的蒸汽机又使它们突然失业；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如果一切劳动者再度陷入失业，而且在他的锅炉燃烧正旺期间，他必须叫工人留在医院里，蒸汽机并没有让他省一点钱。重新落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负担是最严正的制裁，因为他今天在这些人的生活上得了利，却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害都推给了社会。如果付给工资很充裕，不是

仅仅能供应工人壮年时期的需要，而是能供应他们童年、老年和生病时期的需要，如果他叫工人作的工作不是损害健康的，如果他发明的机器正如他所保证的那样，只提供更大规模的生产的机会，那末，人们要他一个人承受的负担就不成其为负担了，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不满。如果这个负担过重，是由于他的营业赔钱了；他最好放弃这种企业，以免使社会承担这种损失。

但是，为了避免执行这种措施中所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困难，只使它成为最严正的制裁还是不够的。一方面，制成品的市场范围可能使一个省的工人由于百里之外突然发生的生产变化而重新成为他们的老板的负担；另一方面，商业中的波动经常可以使人们所要请求救济的老板破产；最后，人们很可能看到新的行会复活昔日的特权，并且苛酷地对待它们的成员。

我承认，在指出我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我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我认为共同参加劳动的人共同分配劳动果实是有缺陷的；而且，人类是无力了解与我们所经历过的财产状况完全不同的财产状况的。人数最多的，也可以说，社会上最主要的阶级的痛苦，最近达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使最文明的国家中的很多慈善家也感到必须采取补救的措施了。那些对人的思想了解或体验得不多而对人类充满热情的人，以合作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企图利用为完成社会所需的一切工作而组成的团体的利益来代替个人利益。欧文先生是这派学说的最有名的作者，这派学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很多的拥护者。然而，这个学说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 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关于这些原则的说明，而且，由于这些人在著作里表现对人类那么亲切，出发点那么纯正，人们总不忍揭发他们的一切错误和矛盾。

但是，由于欧文、汤普逊、傅立叶、梅隆几位先生的著作中详述的学说

与我们主张应该采取的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我认为必须明确声明： 我们之间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在其他各点上则毫无共同之处。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们之中实现联合，而不想使他们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

我所希望的是把城市的作业拿来和田间的作业那样分给为数众多的独立作坊，而不是只把它汇集在制驭着成百上千工人的一个首领手中；我所希望的是把工场的财产（lapropriétédes manu-factures）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而不是把它汇集在一个拥有亿万⋯⋯的人的手中；我所希望的是， 唯愿明智的工人在自己的面前有机会、并且差不多是确定与他的老板进行联合，以便使这种工人当自己在商业中享有一个股份的时候就去结婚，而不像他今天所造成的毫无提前的希望那样要到老的时候才结婚。但是，为了进行这些改革，我所要求的只是法律上的缓慢的、间接的办法，只要求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行一种完全合理的裁判，要老板对他给工人所造成的危害负完全责任。希望法律不断促进遣产的分散，而不推动财产的积聚，希望法律能使老板与工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以更长的时间雇用工人，使工人分享他的利润， 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样，具有正确方向的私人利益可能单独弥补私人利益给社会所造成的不幸。于是，工厂的厂主们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培养工人，使他们关心财产和节约，特别是使他们成为人和公民，而不再像今天那样尽力把他们变成机器。

不幸，要使穷人避免一切忧虑、一切痛苦、甚至一切不合理的依附，并

不取决于任何法律；但是，当人们为穷人恢复希望的时候，以及当人们给穷人指出作为穷人愿望的目标并不是穷人今天所处的这种单调的、不稳定的地位，而是穷人善良的表现所能使他达到的一种有休息和温饱的时代，这时， 人们或许就为穷人的幸福作了很多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立法上一个如此巨大变化的影响，由于迅速地减少了彼此互相争执看谁最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工人阶级，由于强制每个行业用本行业的收入担负本行因不合时宜的生产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会使人立即认识到：人们认为是赚钱的很多工厂实际上是赔钱的；因为社会每年为这些工厂工人支付的救济费比这些工厂的利润还多。毫无疑问，结果是每个只依工业为生的国家不去接二连三地关闭许多作坊，这样，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

一个国家应该以感激的心情欢迎消费者的需要所发展的新工业，但是， 它也应该毫不可惜地让离开它的工业离去。政府给予这种工业的一切优惠、在它衰落时为支持它而作的一切牺牲，只能延长厂主或工人们的痛苦，而且， 政府只有以损害它所应养活的人们本身的利益的方法才能挽救正在衰落的工厂。

然而，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反常状态；我们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见一种经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虚假的财富（richesse 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的贫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别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错误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诱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虑已经不能给国家带来利益，那末，我就

（至少我是想）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并用它本身的经验来证明：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的竞争的原则上，就是为了同时实现一切个人欲望而牺牲人类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