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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篇 论文论消费与生产的平衡①
今天，有一个基本问题，的确可以说是决定经济学家的学说的主要原理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它的意见很不一致。我们在别处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现在请允许我们再谈一下，也许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当然，一篇短短几页的文章是不能动摇人们已经确立的定见、也不能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建起一个新的学说的，但是，只要能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使过于轻率提出自己主张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就很满意了。
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英国的李嘉图先生和欧洲大陆的萨伊先生， 都主张经济学家只注意财富的生产就够了，因为国家的最大繁荣永远是要求不断进行生产的。他们说，生产在创造交换手段的同时，也创造出消费；无论生产多少财富，也无须害怕财富充斥市场，因为人类的需要和希望永远能把所有财富变成自己的享受。
另一方面，英国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欧洲大陆的学者所坚持主张的一样， 都认为消费决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需要和希望是没有限度的，这是
① 现在英国的贫农大都只有 1.5—2 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昂量的租金：在土地更为贫瘠、气候更加不利的苏格兰，贫农的土地也不更多：爱尔兰贫农的大地尤其少。土地被分得这样零碎，决不是平分遗产的结果，而完全是由领主一手造成的；尤其是在爱尔兰，完全是由领主造成的，因为他们希望拥有大量的、在郡选举中按照他们的命令投票的穷苦的自由世袭地领有农（freeholder）。这又合理地说明了：应该用法津反对贵族以纯政治目的来这样制造穷困的人口，并且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贫农（cottagers） 时，必须使每个人得到足够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
事实；不过，这些需要和希望，只有在具备足够的交换手段时，才能通过消费来得到满足。我们曾经肯定地说，要使财富转到有这种希望或需要的人手里，单单创造交换的手段是绝对不够的；甚至常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中的交换手段增加了，劳动的需求或工资反而更减少了：因此，就有一部分人口的希望和需要得不到满足，消费也随之减低。最后，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社会繁荣的明确标志并不是日益提高的财富的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 或者说，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的日益提高。
李嘉图和萨伊两位先生并没有否认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是繁荣的一个标
志；但是，他们肯定地说，需求是生产提高的必然结果。
马尔萨斯先生和我坚决反对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两种提高，都出自两个互不相关的原因，甚至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如果不先有劳动的需求，由劳动的需求来决定生产，市场就会停滞，一项新的生产就成了使人破产的原因，而不是使人获得享受的原因。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拥护萨伊和李嘉图两位先生的主张， 但是，几乎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我所阐明的原理行动的。无论是在工业方面或者农业方面，决定繁荣或萧条的直接原因，似乎就是市场；企业家们都希望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生产，虽然他们并不是经常能够成功的。
李嘉图先生最近去世了，他的死不仅使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深刻的悲痛，也使那些从他的知识得到启发、从他的崇高感情受到鼓舞的人感到沉重的痛苦。在他去世的那年，他在日内瓦逗留过几天。我们曾经在一起对于我们主张不同的这个基本问题争论了两三次。李嘉图先生表示以谦虚、诚实和热爱真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确也以这些高尚品质闻名，他对于自己的主张阐释得很明确，这决不是他的学生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学生在李嘉图先生经常的、直接的严格教导下，已经习惯于抽象思考了；但是，对于一个需要综合很多困难数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又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只有口头讨论是不能淋漓尽致的！所以，我准备在这里稍有条理、多加思考地把我们在个人难忘的谈话中所提到的论证再介绍一下。
我们都承认（怎么能不承认呢？），不论是那种产业，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在交替地遭受市场停滞、无法推销或亏本出售的状况；我看到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生产过剩或者说生产和消费不相调和的现象。但在李嘉图先生看来，这两种现象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社会制度有缺陷，产品流通受到阻碍以及税收的结果。
我们两个都离开了讨论的本题：一个出口超过进口的国家，可以在国内生产日益提高之后在国外找到日益扩大的市场。大部分政治家抱着旧的重商主义学说的残余，同时接受李嘉图和萨伊两位先生的建议，主张必须不断发展本国的生产；但是，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了国内消费； 上述两种学说虽然在某些作法上是一致的，可是它们的原则却完全相反。因此，英国政府要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工厂，它希望欧洲各国人民、美洲以及印度人民都变成英国商人的主顾；使本国的工业每向前发展一步，就能在国外获得一个新的市场。但它考虑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交换日益增加的产品，它所希望得到的快乐却是：英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所到之处，外国生产者就从那里被排挤出去。
按照这种学说，各国间就一定要互相竞争了；某些国家工业繁荣了，会
使另一些国家的工业破产，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这种主张，它们都逐年增加输往国外市场的商品，而且都以低价出售，千方百计互相争夺主顾，竭力多卖少买，那末，世界市场必将陷于停滞，最后，不是所有国家都蒙受捐害； 就是只有一个国家在危害其他国家方面获得胜利，单独享受贸易的自由。但是，其他的国家为了抵制这种扼杀本国工业的工业，就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为此，主张鼓励发展生产的大臣们，采取了关税保护政策。
与此相反，孪嘉图先生和拥护国际贸易绝对自由的人一样，曾肯定自己的学说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所有国家都能同时奉行的；生产者不是彼此竞争， 而是互作主顾。所以，他的整个学说完全以这样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一个国家只能卖买等值，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平衡，后者永远是与前者同时提高的，对外贸易决不能打乱这两个数量之间的交换，只能通过向市场供应等值而品种繁多的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爱好。举例来说，假定英国的毛呢生产每年增加十万件，对外贸易的目的也只是使英国人能够不消费这十万件毛呢，而消费与它等值的酒、香料或对外贸易提供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在萨伊和李嘉图两位先生看来，创造交换的物品，就是创造交换，因而也就是创造消费，这样就算证明了整个世界市场或者与所有国家没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是平衡的。
为了使我们不致从现代各国生产的变动中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时刻不应该忘记这个原则。所有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工厂，在前几年都陷入了惊人的恐慌，因为它们的商品找不到市场了，现在（1824 年），工业恢复了，而农业又因为农产品找不到销路而普通陷入凋敝状态了；并且，工业方面所获得的畅销决不能证明李嘉图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使农业也获得类似的畅销，也同样不能进一步证明他的学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拉丁美洲给欧洲人开辟了一个新的、非常广阔的市场。但是，问题并不是决定战争或政治的成功能不能给一个国家找到新的消费者，而是应该证明一个国家发展本国生产就能给本国创造消费者。假定改善欧洲市场的方法取决于政治机会，而不取决于财富的自然发展，至少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所有大量订货都来自拉丁美洲，那里没有任何禁止欧洲商品入境的障碍，那里到处燃起的战火，使消费超过了生产，各国的人们在强烈的贪欲驱使之下，已经不是用收入而是用资本来购买武器和英国所供应的商品了。
李嘉图先生决不认为英国的制造商是依靠殖民战争、美洲的解放以及对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借款来寻找主顾的；在他看来，这些制造商的买主是制造商自己创造的。他说：“假定一百个农夫生产一千袋小麦，一百个毛呢工人生产一千欧纳呢料，这里暂不考虑人类所需要的其他一切产品，不考虑他们中尚有任何中介人，只假定世界上仅有这么两部分人：他们用一千欧纳呢料交换一千袋小麦；假定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十， 同样的人就要用一千一百欧纳呢料交换一千一百袋小麦，从而每个人穿得更好，吃得更饱了；如果再向前发展一步，就要用一千二百欧纳呢料交换一千二百袋小麦，这样发展下去，提高生产只能增加生产者的享受。”
在我看来，这样考虑问题的方法，所忽略的成分太多了；有人希望我们不要过于噜嗦，但是，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如果略去识别真伪的各个情节，那就会使问题混淆不清了。
再介绍一下李嘉图先生简单解释过的那种交换，人们就会对于这种交换的复杂性感到惊奇了。仅仅看一个生产者自己进行的或者使别人进行的各种
交易，就会和李嘉图先生一样，认为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因和果区分开，并且撇开很多略去的中间环节来看一看一半财富的生产者如何不能成为另一半财富的消费者。
为了研究这个社会组织，我们选出农业作为例子，而在农业中又只谈粮食生产，不涉及其他，我们只当农业刚刚开始，还没有很大的进步，劳动生产力除了维持工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多少富裕，这样假定，计算起来困难就很少了，而且一定不会太噜嗦；另一方面，也要看一看当前的社会组织，今天的社会中，有一无所有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通过竞争决定的，只要老板不需要他们干活了，就会解雇他们，因此我们的反对意见正是针对这样的社会制度提出来的。最后，我们也和李嘉图先生一样，不谈货币。
假定一个经营农业的人，用自己的一定面积的土地，维持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雇用为他劳动的家偿和工人，每年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为了不使帐目过于复杂，这里不谈其他任何农产品，只以小麦作代表。我们仍假定这个经营农业的人给每个工人支付的工资是十袋小麦：工人当年食用其中的三袋，用另外的七袋交换面包以外的其他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或工业品！那末， 农场主还剩余二十袋小麦。还是为了使帐目简单一些，再假定这个农场主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其中有十袋小麦是他必不可少的，他食用三袋，用七袋交换和他的工人过同样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另外的十袋用来交换满足我们所说的个人奢侈享受，这一部分是替他劳动的其他人不能分享的。
总括起来，他的土地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其中有三十三袋由生产小麦的人就地食用，有七十六袋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这七十六袋被生产供穷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有十袋用来交换奢侈品；这十袋小麦又被生产供富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这里所称的富人，就是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之外还能靠收入过奢侈享受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应用机械的方法，或者发明了一项新的农具，或者有了驯服家畜供人役使的技艺，使人类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假定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的农户自己有土地，家中成员的权利几乎相等，这项发明的利益对每一个人也相等，那末，这个十一口之家现在每天劳动八小时就能获得原来劳动十二小时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他们都没有任何其他有利于个人的工作，他们就会每天多休息四小时。
但是，这里假定的是现在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是地主，他总搅指导工作， 独得劳动果实和发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农业工人，他们除了劳动技能没有任何财产，除了自己的工资没有任何收入。这里假定的农场主的每个雇工给他生产十二袋小麦，有了新发明以后，每人就给他生产十八袋了。但是，农场主的小麦产量是有限制的，第一，受土地面积的限制；第二，受农业资本价值的限制；第三，受他所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需求的限制。因此他就不得不计算一下了：每人生产十八袋，七个工人能生产一百二十六袋，比过去多六袋；在出售小麦时，必要的话，他不妨把价格稍微降低一些。于是，他解雇三个工人，继续用同样查本经营同样耕地面积的农场，不过现在不是十个工人而是七个工人了；起初他仍然保持给工人同样的工资。那末，我们也计算一下：
他的土地生产一百二十六袋小麦，七个工人和一个东家，按每人十袋小麦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一共是八十袋。这样，东家还剩下四十六袋小麦可以过奢侈享受。在第一项小麦中，有二十四袋就地食用，也不是过去消费
的三十三袋了；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由生产供穷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的小麦，已经不是七十七袋，而是五十六袋了；至于第二项，用作交换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的小麦，不是十袋而是四十六袋了，这些小麦应该由制造奢侈品的工人来食用，但是，制造奢侈品的工厂还没有建立。可是生产稍有提高， 工农两业中现有的穷人的消费就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刚刚诞生的工业—
—富人的工厂——的需求却几乎提高了三倍。
为了更加明确这种产生于技术发展而不是决定于劳动需求提高的消费的变化，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这种发展。我们曾假定一个人的适当工资为十袋小麦，工人吃掉三袋，交换用七袋，这样，他的工资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又变成为他生产的工人的工资了。农场起初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的时候，支付十个农业工人、一个场主、一个奢侈品工人的工资，其中有八十四袋是这十二个人同供给他们小麦以外的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工人进行交换用的。可以想像：这里面又有为他们生产的八又五分之二个工人也要用不作吃用的十分之七的小麦同那些为他们生产的人去进行交换，这样推移下去，最后全部小麦按每人三袋的比例分配到四十个人为止。在这四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消费奢侈品，也只有一个人生产奢侈品。
我们所假定的工业也是这时候刚开始的；农业方面的发明，使农人的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农场主解雇了三个农业工人，并且把他的收获增加到一百二十六袋。从此以后，他的农场就只用八十袋小麦支付他本人和七个农业工人的工资了。这八个人需要相当于五十六袋小麦的穷人的劳动需求， 换句话说，需要有五又五分之三个工人；这些工人又需要其他的工人，最后使代表生产这些小麦所必需的劳动的八十袋小麦完全变成从事制造生活必需品的二十六又三分之二个工人的食粮为止。把这种情况和前面那种情况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工人受了罪，也就是有这么多人没有饭吃。不错，人们希望他们能够从奢侈品工厂得到饭吃，事实上，土地所有者要用四十六袋小麦交换奢侈品工厂的产品，换句话说，他要用四十六袋小麦来满足个人享受；但是，由于这种生产还不存在，他必须用更多的工资奖励这种生产，所以他就要用十二袋、十四袋甚至十五袋来供给满足他享受的人，他的新财富使他有能力抱这种希望，他不是再用十袋小麦来满足自己的享受了；奢侈品工人在必要的工资以外所得的额外收入，也要用来增加自己的奢侈享受，其余的属于满足穷人需要的手工业工厂了，但是，必须在奢侈品工厂建立以后，和地主分得的这四十六袋小麦通过奢侈品工人的手而且把富裕产品交换出去以后，我说的是，到这时候才能够使所有要求劳动的人都得到饭吃。这种分配完毕之后，分享这种收获的是四十二个人，其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是三十七又五分之三人，而不再是三十九人，生产奢侈品的是四又五分之二个工人，因此，在人口方面要求增加两个人。①
可见，我们和李嘉图先生的说法一样，在这种流通不发生任何中断而结束的时候，生产就会创造出一种消费来；但是，正如德国的玄学家一样，我们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没有考虑可能阻止这种流通的各种障碍，可是，越仔细观察，障碍也越多。
在我们假定的变化的情况下，有三个农业工人被解雇，原来在工业方面
① 谈到维持穷苦的短工的生活，我是不区分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他们应该共同行动；而且，农场主只是按扣除一切耕种费用的纯收入缴付地租的，那末济贫税既是一项补助工资，也应计入耕种费用中。
有保证的十个工人的饭碗多少受到了威胁，此后他们只有依靠新的命运，希望建立新的工厂了。
由此可见，恢复平衡必须取决于奢侈品工人的迅速形成。但是第一，目前他们还不存在，必须使他们诞生。土地所有者在依靠自己的农场赚十袋小麦的时候，决没有想要求在他赚得四十六袋小麦以后所想像的那种生产。制镜工人、车匠、钟表匠等所有制造他所希望获得的产品的人还都没有降生； 如果他必须等待这些人从成胎到学会工作这一段长时间，这对于一个急切享受的人来说，未免太长了。所以，不管假定的这些愿意学会一套新手艺的成年人的学徒时间多么短，土地所有者总得有耐心经受一场艰苦考验。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困难，这就是要建立一座新的奢侈品工厂，还必需一笔新资本；必须制造机器，必须运来原料，必须活跃远方的商业；因为富人是很少满意在自己跟前所生产的享受的。但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笔可能比农业所需要的资本大得多的新资本呢？犁的发明或者利用牲畜耕地的方法发明以后，刺激了整个的社会组织，却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资本。奢侈品工人还决吃不上农夫所收获的小麦，也穿不上普通工厂生产的衣料，他们还没有形成，甚至也许还没有诞生，还没有这一行手艺，需要他们加工的原料还没有从印度运来，要依靠他们挣饭吃的人也在空等着。
我们再试作另一种假定。有土地的农场主发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明以
后，不解雇他那三个工人，仍然留用十个 工人。事实上，他们是只能靠自己劳动为生，而决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他们除了种地，不会别的手艺，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只能继续廉价出售劳动力，按照新发明提高了的生产力来生产小麦。这种竞争将要降低所有土地工人的工资，考虑到失业的短工人数和农场主要把经营规模扩大三分之一的困难，我们假定工资只降低十分之一，当然不算太多。①
根据这个新的假定，农场应该生产一百八十袋小麦，可是十个工人只能得到其中的九十袋，另外的十袋增加到农场主的生活必需品费用项下去了。在这一百袋中，有三十三袋农场食用了，有六十六袋交换了穷人所需的手工业品。而在发明以前，生产穷人生活必需品的手工业是消费七十六袋的。可见，他们的工资降低的比例比农业工人降低的更大；但是，人人都要吃饭， 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可以希望获得土地所有者享受的、鼓励新奢侈品手工业用的八十袋小麦所产生的果实。
如果确实培养出八个新的奢侈品工人，这八个工人掌握到应分给他们的八十袋小麦以后，也要去鼓励供穷人需要的手工业，那未在这项流通结束时， 人口就应该增加三分之一，要吃我们假定的农场所能生产小麦的人就是六十个而不是四十个了。可是，我们恰恰是在这第二种假定里忽略了时间和空间。
他一定是忽略了空间，因为有了新的发明，七个人就能耕种原来十个人耕种的土地面积，为了不解雇这三个人，使他们免于饥饿，必须假定还有新的可耕地和等待开垦的土地。但是，这种情况决不是绝对可靠，尤其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绝对可靠。而且，并不只是有了需要耕种的土地就能解决问题，还要看土地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必须使土地掌握在那些有人肯出一分利润就能耕种上这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手里。不过，请大家想一想，欧
① 李嘉图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论证了这样一种假定：未被耕种的土地的质量不如已耕地！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开垦这样的土地就成了不利的事业。根据在
洲的未耕地是怎样不能满足希望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大地的人的要求的。这里是不可出让的公有土地，那里是既无资本又不能给予放款人以任何保证的人所拥有的永久继承土地。在另外的地方，人们又出于虚荣心，要保持土地的原有状态。无论国王、教会、贵族或人民都曾以他们的权利先后反对过这种经济学家所依靠的、认为其力量不可抗拒的契约行为。事实上，对于英国人来说，到加拿大或者到加弗勒里亚去开垦荒地，要比开垦伦敦附近的公有土地容易得多。
假定由于机器或者农业技术的发明，农场主使他的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
了三分之一，他也找到了足够扩大三分之一的经营规模和增加三分之一的农具、车辆、牲畜及仓房的资本，同时也有使他能够获得利润的流动资本，那一定是忽略了时间。
如果我们假定制造奢侈品的工人和建立奢侈品工厂需用的资本，完全能够消费今年由他们消费的八十袋小麦，而不再是去年的十袋，那一定是忽略了时间。如果我们假定有六十个等待食用新生产的小麦的人，而吃去年的小麦的人不过四十人的话，也一定是忽略了时间。
因此，当农业采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明不是由预先的劳动需求而引起，而社会的组织又是只有一个土地所有者，只有一个人从这种科学进步的发明中得利的时候，不可能找到使社会其他部分赶上农业发展的快速步伐， 建立平衡所必需的资本、原料、工人和工业。
我们的论断既适用于生产小麦的农业，也适用于其他任何行业，但是， 我们虽然怕提出农业方面的数字过于讨厌，过于缺乏根据，我们还不得不再麻烦读者，我们所以举工厂的例子。是因为手工业主对自己产品的消费量比农场主对于自己产品的消费量少得很多。不过，可以想像，一项节约三分之一劳动力的发明，在生产各种衣料、器具以及穷人所使用的家具的各种手工业生产中都相继采用了，到处都是手工业主得利；如果手工业主把他的十个工人解雇了三个，到处都会少用一些人而多生产一小部分；那末消费量到处都要减低工人对自己的产品所不能消费的那十分之三，同时相应地减少为这些工人生产必需品的人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每项发明都降低现有工厂的需求，而用一种依靠尚未建立的工厂满足的需求来补偿。每一项发明都要使一部分穷人的工场手工业依靠奢侈品手工业工场的建立。可是，没有资本、没有工人，不耗费一些时间，奢侈品工厂是不能建立的，而被人夺走饭碗的人们却不能承受这些负担。①
我已经听到有人强烈谴责我反对农业的改进，反对技术的改进和人们所
能追求到的一切进步，无疑他们是谴责我喜欢野蛮，不喜欢文明，因为犁是一种机器，铲是一种更老的机器；按照我的主张，无疑是应该使人只用双手去犁地。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请允许我在这里表示抗议，我坚决反对人们在我对于我的学说所作的结论以外所假定的一切结论。不论是攻击我的人还是拥护我的人，都没有理解我，有很多次我的同盟和我的敌人一样使我受到耻辱。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迫的制度的倡议者。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想要已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现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
① 参阅他的《论政治经济学》，第 4 版，论出口的一章。
和过去比较，当我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远不想恢复废墟。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我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
明，我们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 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耍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末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而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非常新的社会，可是有些人并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对于这样的社会也还毫无经验。我们要把各种财产同各种劳动完全脱离关系，要把短工和农场主之间的一切互相依赖的关系打断， 要剥夺短工分享农场主利益的一切权利。这种社会组织太新了，可以说它还没有完全确立，只有工业最发达、最丰富、最先进的国家，进入了我们还几乎没有经历过的这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都是依靠周末可能被解雇的工人来进行的；我们所走的方向正是这样的方向，我所指出的危险也在这里，然而我指的并不是科学发明。
我们的眼睛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对于富人阶级和劳动阶级日益对立
的普遍竞争，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使我们不能想出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到处可以见到其残余的生活方式也想不出了。有人认为，可以用过去社会制度中的种种缺点来指责我荒唐。的确，在社会的低层阶级的组织方面，我们已经先后经历过两、三种制度了，但是，这些制度是不值得惋惜的， 因为它们起初给人带来一点好处，随后又给人造成可怕的灾难，这能肯定说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达到了合理的地步吗？难道就不应该像发现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那样来发现短工制度的基本缺点吗？当上述三种制度盛行的时候，人们同样想像不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要改变现有的制度似乎不是认为不可能，就是认为荒唐。由于我们使劳动阶极失去一切保障，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和我们现在论断使这些阶级变成奴隶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样，也认为我们同样野蛮。
这些制度中每一种都曾被认为是有利的发明，是走向文明的进步。就拿奴隶制度本身来说，虽然一想到它就令人十分痛恨，但是它却代替了到处进行战争的野蛮状态，在野蛮时代，人们须要经常去作战，就没有时间劳动， 劳动果实也毫无保障：奴隶制度代替了大规模地屠杀俘虏，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人们在奴隶制度下可以积累财富，而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制度甚至成了一种几乎可以和现代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的基础。在奴隶主变穷、同他们的奴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的时代，奴隶的地位还是可以忍受的， 人口也有所增加。这种同样制度的发展，奴隶主的财富，他们的奢华，他们对于劳动的无知，对于用血汗养活他们的人的轻视，他们的无情和使他们经常剥夺这个被看做牛马的劳动阶级生活资 料的吝啬，最后都造成了这个劳动阶级的大批死亡。他们使这个劳动阶级在罗马帝国最繁荣的时代灭绝了。假使这时候有了经济学家的话，他们也许会极力颂扬这种豪华的不断发展吧。
令人痛恨古代的真正根源就是奴隶制度。这种制度使奴隶处于被压迫和
穷困的地位，使罗马帝国的人口趋于消灭，使罗马帝国落在野蛮人的手里。
不到几世纪，野蛮人又创造出一种比较宽厚的制度，他们把领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变成保护和互相依附的关系，多少年多少代惩罚奴隶用的皮鞭取消了。
封建制度也有过它的光辉剋烂的时代，那时，臣仆和领主并肩作战。后来，当领主富裕起来，想一味寻求更多的财富，而生活日益奢侈的时候，就又把枷锁套在穷人的脖子上，于是封建制度变成令人不能忍受的制度了。
人民争得了我们已经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 当他们摧毁他们带了很久的枷锁的时候，劳动阶级（leshOmmes de peine 一劳动者）并未失掉一切财产。在农村中，他们作为对分制的佃农、世袭租户（ censitaires ）、租地者而占有土地（ ils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laptopriétédu so1）。在城市中他们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组织的成员，是独立的工业家（ils setrouvèrent associés àla propriété de feur indu strie ）。到我们这个时代，到最近时期（ c ’ est dansce momentmême），财富的增加和竞争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但这种破坏（révolution）尚未完全结束。但是，租户（后来变成农场主）富裕了， 他不再亲手劳动了，不再和短工一样了，他用低工资来对待短工了。作坊主富裕了；他也不同伙计和学徒在一个工作台上劳动了，他放弃了手工劳动， 在他的手工业作坊里聚集起数千工人，付给他们极低的工资。当然，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我们对这样的社会制度使有产者和劳动者相互斗争的情况，还十分缺乏经验。
我想要解释的工业产品的过剩，在前几个社会阶段是不可能发生的。在野蛮时代，人们只是为了自己而生产，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需要，他无须担心用无益的操劳创造自己所不需要的财产。在野蛮制度以后的奴隶制度中， 文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奴隶主也只是要求奴隶制造他已经预先确定好用途的产品。先有奴隶主的需求，然后要求劳动，于是需求维持了劳动，消费也紧接在劳动之后；只是当奴隶主和今天牙买加的种植园主那样变成手工业主和商人以后，才能产生生产过剩。在封建制度中，领主要求自己的臣仆服劳役和作战，比要求他们进行有利可图的劳动要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刺激， 反而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时候并没有生产过剩的威胁。在联合制度下，由于技术的一切进步都对于劳动者有利，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应供应的市场酌量生产；从事耕种的人宁肯休息，也不生产不能出售的小麦，并且往往有人指责城市的行会，为了能永远操纵市场就一味采取限制生产的政策，为了能够得到较高的价钱就尽力使生产低于要求。我们今天进入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资料没有任何保证。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他们看不到、也丝毫不了解消费他们劳动产品的人；他没有任何方法用他所希望的报酬来调节自己的生产。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决定于一种还没有用经验证实的学说的时候，是应该对于这种学说抱某种怀疑态度的。
此外，决不应该认为，古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种困难，
从来没有研究或从来没有找到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像我主张的那样，在于消费与生产平衡，如果这是技术、工业和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个劳动者的生产就必定比自己的消费多，因而仅仅有生产者就不能消费全部的产品，那末，每当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时候，就必须使人类中完全不生产的阶级或者生产非商品的人相应地提高消费。这正是马尔萨
斯先生最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结论；他在这部著作里，肯定地说： 政府的挥霍有时也能促进公共财富的增长，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生产的消费阶级，没有这个阶级，生产不久就会由于市场的停滞而停顿。
我认为，在关于社会的一般发展进程方面，古人比我们更有远见。我们并不赞成雅典政府的挥霍政策，也不赞成目前英国政府根据马尔萨斯先生最近的主张所采取的挥霍政策，不过，这两个政府都认识到，为了保持社会的基本平衡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必须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
第一种办法，古代所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过，但是，在这方面任何国家也不像埃及发展得那样好。这个地区的农业人口多到出人意料，这个地区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光照适宜，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使土地生产大大超过人们的粮食消费量。无论从政治方面或宗教方面来讲，埃及人对于航海都抱有反感，他们力求自给自足；他们的对外贸易很少，既不输出谷物，也不输出工业品，而他们的工业品也从来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埃及的政体只许少数大领主风奢侈生活消费别人用血汗生产的产品：事实上， 在埃及全国到处都有的寺庙废墟中，却看不到宫殿。不错，埃及的确有很多声势赫赫的教士！但是，宗教要求他们禁欲，禁止他们过奢华的生活！他们的个人消费并不比工人高多少。这些教土极力使埃及的广大群众保持经常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永远有适应他们的职业的节制力。他们要群众永远停留在无知和顺从的状态；他们不希望埃及群众有不用体力而发展智力的机会！埃及的教士们给群众找到了为奥林巴斯诸神建造庙宇的巨大任务。在上埃及， 到处可以看到世间仅有的巨大建筑，其规模之宏伟简直使人怀疑是人力所能兴建的，这些建筑非常精巧，要用祖祖辈辈多少代的劳动才能完成，仿佛从事这些工程的人掌握了永恒的时间似的。在尼罗河两岸，在山脉底下的古墓和地洞中，同样蕴藏着不少惊人的奇迹，这些宏伟的工程简直使人惊心动魄。必须有多少百万工人，用几百年的不懈劳动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惊人奇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千千万万的人都必须吃埃及土地所生产的粮食。必须有一个由瓦匠、石匠组成的整个民族来消费尼罗河流域的勤劳居民不断生产的各种产品在古老的印度斯坦，也有无数在规模和精巧程度上可以和埃及工程相媲美的伟大建筑。在那里，也同样是宗教使人们做出了不必要的巨大工程，因为社会组织增加了生产者，而且使不事生产只会消费的人几乎完全绝迹了。在厄杜里亚①以及教士团体势力很大的民族中，多少也都采取过同样的办法。在罗马，也发现了史前时代的建筑，这些工程只能推断为在罗马帝国强盛以前很久，通过教士对当地古老居民的权成才建造起来的，不能有其他解释。由于采取这种办法，全体居民都有了工作，市场不致停滞；风俗继续保持纯洁，身体继续保持健壮，生产与消费的乎衡丝毫没有受到破坏， 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全国劳动者共同建立起的公共建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人毫不间断地劳动，智慧的发展却受到了阻碍；结果，全国人民都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统治他们的、野心勃勃的教士阶级的摆布了。
① 参阅《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 7 章。
第二种办法，古代和我们现代差不多。在古代的息巴立斯、科林斯、锡腊丘兹、蒂尔、迦太基，以及后来在号称世界首都、但衰亡时期已经开始的罗马，由于放任工商业自流，发生了超过生产者的消费无数倍的生产过剩； 起初，这种过剩产品供应了大规模的出口；但不久以后，就由此形成了一个穷奢极侈，变尽花样讲求享受的富贵阶级，社会上，一方面是这些富贵人终生过着安逸、消费、享受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其他公民要一直劳动到老死。所有的劳动几乎都由奴隶来承担，所以那时候没有发生今天这样的斗争，也就是说，没有发生用低价获得手工业者的劳动产品的斗争；即使对某些行业发生过市场停滞现象，以致给奴隶造成了痛苦，也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 因为历史上完全没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
但是，古代立法者研究过的自由国家的数目远比我们研究的多。他们考虑关于建立政府的目的也远比我们考虑得久，建立政府只是为了使它的属民
——所有的人不是仅仅一个阶级——获得幸福。古代立法者坚决反对息巴立斯人的制度。在他们看来，让一 些人劳动而让另一些人享受，就是破坏共和政体中的平等。他们认为，荒淫无耻和残酷奴役永远是和穷奢极欲的享受紧密联系着的；怠惰使人精神萎靡；而宴安和永不间断的体力劳动一样，会妨碍智力的发展。他们认为，必须使所有公民分享由工业进步而获得的休息， 以陶冶人们的性情；使少数人无所事事，等于使他们专心享乐。古代立法者的这些意见和所有哲学和伦理学家、宗教家，特别是和天主教的所有教父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禁止奢华，认为奢华必然会导致道德败坏，国家渝亡。非常奇怪的是，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人的论断都是我们所最尊重的，可是到今天，他们的一致见解却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上没有任何影响了。
第三种办法是根据上述原则确立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采用过，罗马
帝国在强盛时代以及古代最著名的备共和国也都采用过。为了使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任何收入的人能够找到充分的劳动需求，共和国几乎经常直接给本国公民以工作，而不让他们出卖劳动力。古代的立法者决不像现代的立法者那样鼓励人们积累财富和过奢侈的生活，而是一向关心作子女的能够平分遣产，使遗产经常保持一种平衡，他们特别谴责懒惰或豪华的恶习，他们尽力不使公民产生过分浪费的愿望，也不给他们这种机会，他们极力提倡俭朴和节制。他们主张，人人有一分体力活动和一分脑力活动，同时也要人人有一分享受。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平均享受，就使公民离开体力劳动，让他们把一小部分时间用在农业、艺术和手工业方面；让他们到公共场所去进行讨论； 把他们召唤到法庭来参加审判，召唤到学院或走廊里来听讲，以增进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成情；让他们聚集到剧场去培养爱好，使他们获得雅典式的夙雅；把他们召集到寺庙里去欣赏宏伟的建筑，以满足他们的想像，使他们把对前途的希望和现时生活的享受结合起来。
由于在艺术和工业方面采用了机器，人类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量逐渐减少了，但这决不是说社会制度就应该培养这样的个人，他专门替两个、四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人休息、消费和享受，也决不是说应该培养这样的个人，他随着生产的逐步提高而独占全部利润，一味企图削减工人应得的利益。由大家劳动积蓄的东西，就应由大家享用；尽管工业方面有了种种进步，雅典公民仍然只穿一件布料最粗的外衣，只吃面包和干无花果。当然，节制一切奢华丝毫也没有损害他高雅的智慧或精确的鉴赏力。他虽然以立法者身份禁止享受，他并没有失去他作为个人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雅典人不是
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需要财富的时候，雅典的瘠薄土地足以供应这个共和国在中亚和西西里国家作战的需要；足以满足在遥远的海岸传播真正文化的殖民工作的需要。雅典的唯一奢侈就是共和国所生的人：能够生这样人的国家是幸福的！如果自由的希腊可以在不久以后再生出这样高尚的模范，全世界也会幸福吗？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离开李嘉图先生和我所争论的问题太远了，给我们指出我们所应做的，要比说古代人做过什么强得多。但是，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打算讨论它，我们希望经济学家们能够和我们自己一样完全相信，从那时以后，他们的学说走入了歧途。不过， 我们现在并没有十分把握可以给他们指出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了解当前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所能做的最费力的一种脑力工作。既然研究现代社会制度已经这样困难，那末，什么人又能够理解尚不存在的社会制度而看到未来呢？但是，如果所有明智的人群策群力，共同寻求社会应该给予养育社会的阶级怎样的保障，那末，这种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事情也许就能办到了。
在考虑将来会有什么社会制度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以前，我们暂时结束关于社会制度的分析吧。我们要研究和评论这个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用空洞的理论来作无益的比较。如果我在这里提出我对于挽救当前社会灾难应该采取的对策的看法，批判就会放弃对这些灾难的研究或估计， 可能为了谴责我的挽救方法，反而更加赞赏起来，那样，消费与生产的平衡问题也许就根本谈不到了。
假定人们已经充分相信能够获得我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一切改变，我只能声明，我仍然没有任何阻碍生产发展，拖延在艺术方面利用科学知识和发明机器的想法。我所追求的不过是使参加劳动的人能够得到劳动果实的方法， 并且使开动机器的人能够从机器上得到利益。如果我最后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随后就要根据生产者的利益再提出，不要他们生产人们不需要的产品。只要生产者能够被当作同样的人来看待，他们在唯一的利益的驱使下，永远会按照“休息比做无益的工作更好”的原则来行动。这样，他决不会利用一切便利劳动的条件去生产人们所不向他要的东西，不管他完成工作要用十二小时还是两小时就够了，他一定会完成任务就休息，就享受。反过来看，造成市场停滞的唯一原因就是参与共同生产的生产者一一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差别，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严重，老板们所以决定从事生产并不是因为消费者向他们有所要求，而是因为工人以廉价的工资为他们劳动。
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 concourent àlamême 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结合起来，而不使他们对立，是立法者的任务，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严重。如果人们阻止法律不走这个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向，就可以说贡献不小了。如果取消所有反对平分遗产、维护建立或保持巨额财富的各种法律，取消禁止资本或土地由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分成小份的法律，取消保护老板、反对工人同盟、剥夺工人的天赋抵抗能力的一切法律，那末，要研究这些法律，以及研究老板如何保证他雇用的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法律，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今天在这里暂且不谈，只要指出应该在这方面寻求挽救社会灾难以及
防止发生威胁社会的灾难的方法就够了。①
我们认为，在经济学家能够一致向最高当局指出彻底改变法律制度的时代到来以前（这个时代可能还在遥远的将来），我们最近进行的讨论已经能在今天产生某些实际结果了。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 是人类在发展中每年都有的、正常的必然结果。这种需求反过来变成促进各种工业发展和技术改进的原因。如果有一项新的劳动需求，就是说，有支付这种劳动的资本以及消费这种劳动的新的需要，那末，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社会的一切发展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口随之增加；结婚的人要比以前增多，要有更多的儿童免于夭折。学徒的工作将要更加活跃， 孩子们长大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劳动。这一切结果，只能一步步达到， 所经历的时间要相当长，既不许破坏平衡，也不许造成市场停滞，并且使新的人口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以后，进入社会的时候，不是为了今天这样的需要而工作，而是为将要从今天的劳动中发财致富的人工作。
另一方面，需要人类进一步提高技术能力。现代需要的劳动，只能由现代的人来做；所以，为了能够比原来生产的更多，他们不是需要每天利用更多的劳动时间，就是需要利用一切科学方法，因为每次提高的生产能力（我说的是每提高一次）只要不超出需求劳动的人支付工资和消费的能力限度， 就应该产生一部分新的财富。而这部分新财富反过来又产生一种新的需求。比较熟练或生产较多的工人将会得到较高的工资，他们的享受也应随着他们的收入相应地提高；反过来，他们也要求有更多的工人来为他们生产，不然就要求同样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他们有运用这项费用的方法。要求新劳动并且支付这项新劳动的同一款项，将要重新出现在一系列的交易之中，从而使原有的各种生产活跃起来。虽然机械进步了，现有的人口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他们承担的一切劳动；在这时候出生的新人，长大以后将会获得给他们准备的职业；人口将要增加，养育人口的农业也会随之增加。
社会的一切运动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运动带动另一个运动。如同钟表上的各种齿轮一样；但是，社会的运动也和钟表一样，要想这种运动相互关联，必须使发条的作用正常。如果不依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生产（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这种刺激是以前的生产所提供的，那就会像上钟表一样，不把链轮（laroue qui porte la chaine）向后拨，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拨，就会损坏钟表，使它停摆。
但是，社会拥有人类的内在活力，这种活力可以克服一切局部的混乱， 自动纠正所发生的错误。不管在哪个部门，只要产品超过需求，市场停滞， 工人就要尽力转业，背井离乡，以便适应新的环境。但是，除非加速曾在重商学派中发生过的那种革命，他们几乎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危机中，坚持偏见反对采用新发明，为在技术上采用科学成就增加种种困难，都是对人类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给人类的活力以发挥作用的时间，可以使受害的人在跌倒以后有重新站起医愈创伤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偏见可能是社会的最可靠的保障，一般说来，它们足以阻止个人利益的发展而恢复平衡。毫无疑问，往往会有某个工业企业家拥有或发明一种有利的科学方法，或者发现外国的某种先进生产方法，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工厂， 生产没有人需要的产品。这时候，他要依靠剥夺某个旧有工厂的主顾来销售
① 以后，我听说他就是麦卡洛克先生，因此可以把他看成是由李嘉图先生所建立的学派的首领。
自己的产品，正像商人常说的一句话：杀价倾销，而且是为了别人和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一般说来，在个人利益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准他们中间某一个人把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完全破坏。这个发明家由于尽力保守秘密，独享发明的利益，他除了因为损害同行而遭到所有同行的反对以外，还会遭受所有工人的反对，因为他要降低工人工资；遭到当地普通习惯的反对，因为旧习惯永远是反对革新的；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因为他们不肯对于自己所不了解、所不认议的企业放款。但是，如果他丝毫不挑起任何波动，使他所解雇的家庭有机会另想办法，找到新的生活手段，或者使消费者提出新的劳动需求，他可能战胜所有这些人的反对，虽然这将是很缓慢的。
所以，一般说来，市场的停滞和千万户的工人失业并不是个人利益所引起的技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一种与个人利益完全不同的势力造成的。我们曾经谈过：这种势力大大引起了“杀价倾销”。有时是因为把所有生产部门都安置在“温室”里的政府要本国做别的国家所做的一切，生产人们所不需要的产品；有时是由于热情的公民和学者而引起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把其他国家增加财富的各种发明都同时弄到本国来，才是对祖国的最大贡献，他们攻击所有的旧例，推翻所有的习惯，尽力推广一切发明，当他们以个人名义，为了个人利益要求资本家们建立工厂无效的时候，他们就抬出爱国主义的招牌，要求资本家建立工厂。
今天，我们首先不谈政府的问题，因为关于政府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我只想对那些滥用博爱精神的人们谈一谈，因为他们尽力奖励没有任何人要求的生产，甚至他们本人都得不到利益。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相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能得到消费，可能使他们更重视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所依据的原则。他们要求工业绝对自由，因为他们认为相互补偿的个人的利益包括在大家的利益之中，所以，他们应该知道，破坏这种个人利益平衡的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由于热爱艺术和科学、毫不看市场上的情况而建立工厂时，那就是他们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为了利用机械学、化学和博物学的成就，准备随时满足市场的一切需求是学者们的事情，在人们须要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候，他们应大力支持； 但是，只要当前的社会制度不变，只要穷人的生活完全受自由竞争支配，他们决不应该在这个天平上多加一个法码，帮助厂主而危害工人，他们应该记住，经济学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laisser faire et laisserpasset）。否则，他们在盲目的热情驱使下促进每项发明的采用， 就会不断地时而打击这个阶级，时而打击另一个阶级，不仅不能使整个社会获得技术进步的利益，反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落不定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