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场

我们已经谈过，当买者所提供的价格超过生产者为了补偿自己的各种垫支所必需的价格，并且供给他一项适当的利润时，生产者就会提高生产，以便获得他唾手可得的利润。他要以高利而毫无困难地找到新资本投入生产， 并且培养新的工人。在工人子弟谋求职业的时候，工厂主总会以高工资把他所能雇佣的人吸收过去的。他要积极地抓住一切能够提高产量、增加品种的技术发明，他那唾手可得的利润鼓舞他投出大量资本来安装新的机器。这是商业真正繁荣的过程；对他说来，事事都是有利的；他的商业利润增加了， 借给他资本的资本家也从他手里得到一笔较高的利息；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工资，机器制造业者也有了新的工作。

但是，这种有利的活动是由于一种比以前的生产更高的需求刺激起来的；这种需求要求获得一项用来消费的新的收入，那末，工厂主的营业兴隆， 便是别人营业兴隆的结果。这是因为别人富裕了，他也跟着富裕起来。不管和他交换商品的这种新收入是从土地产生的，或是从技艺中产生的，不论是来自本国同胞或外国人，也不论是在自己附近形成的还是在远方形成的，是出自穷人的手里还是富人的手里，都无关紧要；对他说来，只要交换有利就可以。只要这种收入是新收入，只要它要求一项新的劳动，就可以使社会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分工生产力便不断提高，资本不断增长便日益要

求得到新的工业用途，并试图制造新产品，所以生产者最迫切的要求莫过于扩大市场，一旦找不到新的主顾，他用节约的办法所增加的资本就完全无用武之地；他既不能扩大自己的工厂和雇佣新的工人，也不能通过改进自己使用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消费量以后，他在一个新的工厂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从旧工厂中剥夺来的；他用机器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从工人手里剥削来的。他的财产的整个发展完全靠他的市场的扩大。

商人对这一真理是最熟悉不过的了，这一真理和日常事件关系最密切不过了；因此，当代经济学家竟没看到它，就实在令人不解。当一个商人运用他的全部天才设法扩大他的市场的时候，当整个商业政策目的在于扩大国内市场的时候，当公认商业上的一切灾难都是市场缩小造成的时候，那末，人们对于这种把社会科学只局限于培养日益增多、日益勤勉的生产者和假定只要无限增加生产就能无限扩大市场的学说，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社会提高生产和增加商业财富的利益，必须考虑如何不影响每个个别的生产者。社会要求有一项新的收入就必须有一项新的劳动：只要一项旧的收入离开老的道路转到生产者的手里来，每个生产者就会满足，他要放弃他所养活的竞争对手来加强自己的工厂的力量。社会一定要

根据需要来调整生产，以便使市场扩大，使任何生产者都不陷于困境，但是， 每个生产者并不是根据普通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本来安排他的生产的。他所考虑的永远是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只要对于商业活动稍加注意，就可以完全确信：一个商人由于在市场上交易不多，不但决不会降低自己的努力，反而会因此更热情地进行商业活动，以便把生意都揽到自己的手里来。

政府绝不能贸然地鼓励生产，它应该对盲目的热情进行适当监督，因为这种盲目的热情往往不利于本国公民，至少是对别人不利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这样盲动是不符合政策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也是违反人道的。

生产者并不能决定增加社会收入和生产者所供应的市场的收入以便交换更多的产品。因此，他几乎以全力来和现有的收入进行交换。在商人当中， 人们认为互相拉主顾是一种恶劣行为；但是，每个人为了反对彼此所进行的竞争，并不能切实体现这种看法；任何商人只要通过自己的财富能换来新的收入，就势必不顾同行的利益而积极扩大自己的市场，使它符合自己财富增长的需要。

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会卖得少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约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他所推广的任何建立新的工厂，新行业，利用水、风、火或蒸汽的劳动，只有在他确信日常的劳动将因此而大大减少，而且将来，用工厂里的一句俗话说，一个小孩子就能够做以前十个大人所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才肯支出特殊劳动的垫支。

然而，厂主所追求的不是减少工人，而是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

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去，他就要卖得更多，他的同行们卖得就要更少，如果这个市场上的一切有关的人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那就要考虑一下：国家会落到什么地步呢？

其他的厂主可能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当然就会按照新机器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某种程度来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这一部分工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放弃了旧的行业，这部分固定资本的收入就会随之丧失，因为这部分收入是由工人的技艺创造出来的价值；商业的利润完全和以前一样，是要通过竞争来确定的。归根结底只对消费者有利；他们从自己购买到的物品上获得些许的便宜。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缩减是得不偿失的。第一个厂主用机器代替工人，仅仅能节约百分之五，就会迫使所有的同行走他的路子，像他那样解雇四分之三或者十分之九的短工。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捐失，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 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

诚然，如果新的生产方法的发明者确信所有的同业立刻都要学习他，除非消费的需要大大超过了生产，他也许不采用这种新方法。因此，他会设法隐瞒这种方法；如果他做到这一点，他就会独占以前为每个人制造财富的东西。他的同行就必须和他一样低价 出售产品，但是，他们将连续在一定时间内亏本出售产品；直到他们感到自己必然破产，从前的收入必然消失，他们的备用资本将要赔光，他们的工人将被解雇、从而生活无着的时候，才肯

放弃他们的旧机器和他们的交易。在新生产方法发明者这一方面却要独占这一部门的全部交易；他将要获得前一辈厂主和他一起分享的全部收入，但是， 这里不包括由于他降低价格所让给消费者的那部分收入。

直到现在，无论在前一情况或后一情况下，任何一种新生产方法的发明都会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大大降低收入，从而也减少消费。这也是必然的； 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就必然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始终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

政治把社会义务局限在本国同胞的范国内，它使外国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尖锐化起来。他们的售价一个比一个更便宜，竭力在市场上互相竞争和排挤，因此，当一个国家发现了一个新生产方法从而能够大大节的的时候，它就会突然无限地增加自己的国外消费者的人数。英国的织袜商，在发明织袜机以前只有英国人是他们的消费者，织袜机发明以后，直到英伦三岛以外的国家学会这套技术以前，它的消费者竟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于是，全部灾难都落到了大陆上的生产者身上，一切享受都被英国人独占了。英国的工人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工资提高了；织袜商的利润也随之增加。可见，新发明的结果是普遍的富裕，因为所有受害的人都是住在远方的外国人，至于由于这种方法而发财致富的人，却完全是发明者身边的人。任何工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只要不是由于新的需求而产生的，而以后又

没有更大的消费，几乎往往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扼杀了人们看不到的远地生产者，甚至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生产者的死亡；在发明者周围也有很多新的生产，因为看不到他们所危害的人，把每一项发明都看做是为人类造福而大发横时。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厂主得到这种给他扩大市场的节约劳动力的办法，或者他对所发明的这种方法享有专利权，那未，和他从事同样制造业、以利润同他竞争的同胞，就势必承担全部捐失。他们从前在外国市场上是共同分享利润的，现在却由他独占了，由于他是以更低的价格向外国消费者出售商品的，他本人就和外国消费者平分利润。在国际交通十分便利的时代，在科学普遍被应用于各种技艺方面的时代，新的发明很快就会被人了解或仿效，因而一个国家并不能长期像保密似地保持这种生产的特殊利益；可见，通过降低价格而扩大市场只能是暂时的，如果总的消费量不增加，生产也不能提高，一时扩大的市场很快就会重新缩小。因此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用专利权来鼓励技术发明的手段是不太明智的。在专利权失效以前，外国人也能发现秘密。出资奖励发明的国家由于鸡飞蛋打就完全无法取得这种发明的成果。

当然，人们对于通过技术发明而使从前由外国人供应的本国人，能够从本国得到供应，那末，对发明这种方法的生产者必定要更宽容一些。不过， 效果仍然一样，他是把远方工人的饭碗夺来交给自己身边的新工人的；但是， 这是文化进步必不可免的结果。远地工人以前是依靠外国市场为生的，而外国市场由于技术的改进被封锁了，他就注定要陷入一种危险境地，很快就会遭到贫困的打击。一个新的阶级在本国形成了，这些公民可以通过劳动得到足够的收入，政府当然应该表示庆幸，热爱人类的人也不能够谴责这种新的势力：但是，由于他看到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总给其中某个人带来新的灵难， 他就不能不表示悲痛。

那末，能不能就断定说，凡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发明都必定是对某些人

有害的吗？当然不能。因为正是通过这样的发明社会才有进步；正是依靠这样的发明，人类的劳动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很快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社会才会只用部分人劳动就能获得整个社会的繁荣，并且在供应大量消费品的同时积累大量的财富。从最初的耒耜直到蒸汽机的发明，每一项提高人类劳动能力的技术发明都是有益的；但是，只有按它和消费的比例来应用才会有益。如果消费者需要更多的产品，技术发明就是有利的，因为新技术以同样的劳动就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如果消费者不需要更多的产品，只要技术发明能给生产者带来较多的休息时间也是有益的。如果由于工人在两小时内就能做出以前十二小时的工作，却不能因此更富裕和获得更多的空闲，而另一方面他却做了超过需要六倍的工作，这并非机械种学进步的过错，而是社会组织的问题。

社会除非不能很好地运用或不会应用更高的生产力决不会因为有了这种生产力而受到捐失。任何一种依需求的增加为转移的劳动，都是对社会有利的，只有那种专为使别人的劳动落空的劳动，才是往往危险和有害的。如果在消费受到限制而不能扩大、工厂工人已经人浮于事、而且使尽全部力量才能赚得一份十分微薄的工资时，一件代替很多人力的机器发明就是一种災难，因为机器的发明者并没有由于自己的发明而缓和自己工人的窘境，反而由于这种机器得到利用而危害了自己竞争的对手工人。

美洲西部边区的省份，想运出自己大量的粮食时，到处都找不到足够的搬运工人，找不到足够的水手来把装满粮食的船只开出去。那么，这时候汽船的发明就是天大的好事了，轮船普通在美洲的各大河流航行，给远方的垦殖者打开了长期闭塞的路线。几千人的工作只用不多的一些机器就完成了， 而且并不仅没有因为利用这些机器解雇很多工人，反而有无数的工人由于这些机器都就了业，否则他们就不会参加劳动。人类劳动利用科学成就的利弊， 就要根据这样的结果来判断：科学成就在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在人们需要用许多方法来代替尚未出生的工人的国家，永远是有利的。

我们曾经看到，每种节约劳动力的新生产方法都会降低产品的价格，这也是厂主所追求的目的；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扩大自己的市场的。他不仅通过降低价格使消费者获得若干节约，而且能大大地增加总的消费量。买者一般必须量入为出：如果他的收入并无增减，他只能用同样多的收入换得同样的物品；如果价格降低了，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得到在数量或质量上都高于原来他所能买到的物品。用同样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多、更精美的衣服；而且无论买得衣服多还是衣料好，虽然不增加自己的财富，却能增加某种享受。除此以外，低廉的价格还能吸引新的消费者，他们要尽力追求自己所能取得的某种享受。但是如果东西太贵，他们就不敢这样想了。如果他们一定要得到这种东西，只有依靠多劳动或者多节约来努力增加收入。因此，我们已经看到，过去被认为是奢侈品的某些享受，现在却相继降到从前无权使用这些东西的阶层里来。玻璃窗从前只有在宫殿里安装，今天连茅屋陋舍也可以看到玻璃窗了。卖者通过降低产品价格间接地增加了买者的数目，或者说增加了总购买量。降低产品价格甚至往往能鼓起人们的劲头：通过提高劳动和技巧来取得供自己用的东西，因而有时能产生一种新的收入。但是，一般说来， 穷人所缺少的不是这种劲头，而是挣钱的手段，如果穷人只是多节约一些就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商品，那是他从另一个生产者手里剥夺了自己要给他的东西。

因此，这种经常受到推崇的假设：即只要降低生产费用就能使穷困阶级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费量，是极端荒谬的。毫无疑问，任何商品的消费量是可以增加的，但是绝对不能增加总消费量，或者说不能增加生产所应得的总的报偿。一个只有一千法郎的家庭；或者只挣一千法郎的家庭，不管玻璃落价或是袜子落价，不管他能否安玻璃窗或者穿袜子，买东西的开支永远不会超过一千法郎。一个拥有一百万户家庭、每户有一千法郎收入的国家，无论工业品的价格怎样低，只要收入没有增加，总消费量只能是十亿法郎。

卖者只要肯于少取一些市场利润，即使没有新的发明也能扩大他的市场。最积极、最勤勉和最善于理财的人，都能用这种方法夺走同行的主顾， 正如商业界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同行是冤家。犹太人几乎不使用任何奢侈品， 也不追求任何享受！其他国家的商人，特别是波兰商人，普遍谴责他们用这种极端吝啬的手段弄得自己没法和他们进行任何竞争。当然，对于只满足微薄利润的商人来说，其结果是有益的。因为他不断用比较大的资本获得这些蝇头小利，特别是用可以替换对手的资本的资本；虽然不能说国家由于这种节约而受什么损失，但是也很难说国家赚得了一些什么。毫无疑问，一切缩减商业利润的作法都对消费者有利，但是消费者所得到的享受，无非是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利润使自己的衣着和家庭设备更雅致一些而已，并没有增加他的收入。既然从雅致中所得到的一切享受在于稀罕，那就只有在他的穿戴比别人高一等时，他才会感到这种享受；如果他不得不用一种更精致的布匹代替从前用的粗布，这种精致的布匹就不会给他增加任何享受。相反地，华沙的商人在商业利润上蒙受的捐失（例如，他们的商店被犹太人的商行挤垮）， 确实减少了能引起另一种新的消费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