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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公债
每种征税的方法都有很多缺点，而真正公平、按比例并且收入极大而决不损害国家的征税方法又不能找到，这种情况应该使我们进一步重视节约的重大意义，应孩认识到节约是国家要求它的政府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这种品质与其他很多品质完全不同，它不是一种自由政体的必然结果。是的，人们在共和国中可以看到这种品质，但是在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人们经常谴责老人有吝啬的毛病，可是当这种吝啬在长老会或者老人会议上，要保存公共财产的时候，却显得非常高尚。今天，整个欧洲所追求的君主立宪政体似乎是各种政体中最不节约的一种。这种政体使人们供应政府支出的义务不符合人们对这种支出所抱的愿望。独揽对外关系、
① 中译文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32 页。——译者
维护所谓国家荣誉和国防的执政机关，认为，只要钱多，事情就比较易于进行，就更加稳妥。扩充职业，提高待遇和年金，可以促进政府的对外活动， 也可以加速政府对内行动的效率，还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的人，可以相应地、合法地增加大臣、亲王和君主本身的待遇、采地、属民等等。寻求巩固的要求和以豪华为基础的政治信心，在君主立宪政体或专制政体中都同样应该存在，但是，君主立宪政府并不像专制政府那样，由于不能收支平衡就要停止活动；开辟财源并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只要证明出或者使人民代表承认需要这就行了，它可以把自己最难解决的任务委托给人民代表，它不再负使人民受苦的责任，它恰恰像一个败子依靠父亲的遗产所得到的收入那样，丝毫不加考虑地安心等待有人来供应它的支出。它认为它只有一件应该关心的事，那就是如何使它让人们替它清偿的帐目获得承认。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所选择的政府的缺点；为了使我们不陷入更严重的错误，还必须明确地了解这些缺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曾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它的传统的自由而强盛的时候，在它完全享受着本国的优越条件的时候，它就沉迷在幻想之中，它野心勃勃，服从骄傲、嫉妒或复仇思想所给予他的种种启示。它以防患于未然、甚至以虚构的危险为借口，甘心进行耗费巨大的战争；尽管人们不遗全力地呼吁和平，它仍然顽固地坚持进行战争。它对人们说，国家的优越地位还不够稳固，国家的敌人还没有完全屈服，它认为已经完成的工程被摧毁了，无论如何应该恢复。但是，当前的收入已经枯竭，于是趁国家还正有威信的时候就大胆地求助于公债；政府随意支配它从商业中不断剥夺来的资本，把这些资本浪费出去，而只代之以将来支付的拨款单；这种野心使国家和议会发昏几个月，却给子孙后代贻害无穷。
对人类最有害的发明也许莫过于公债了，任何发明也不会包藏着这样大的骗局。政治所激起的野心是非常强烈的，应该通过协商或武力来决定的问题是十分重大的，如果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富裕、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荣誉的问题，无论付出任何牺牲都是理所当然，政府和人民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富裕、生存和荣誉，因此，必须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以后才能退让。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要支出最后一块银币，要用尽一切可能找到的兵力或财力， 不仅是为拯救百姓这样做，为了自己所要进行的一切战争和纠纷都要这样做。因为无论在哪方面，如果是自尊心受到损害，政府和人民就一定会把自尊心和荣誉混淆起来，而且它们确实心里想：已经无路可走，对一个国家说来，受辱勿宁灭亡，其实这样的话只是到绝路的时候才有道理。
如果有人能使国家得到完成这种超出人力的事情的能力，并且使国家在
最需要的时候保存这种能力，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因为，只要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受到压迫，就等于动摇整个社会基础。但是每一个自卫手段都能变成攻击的手段，大炮的发明，在需要保护自己的阵地时，是一项有利于社会的发明，可是它在被用来摧毁自己阵地时就有害了。常备军的创建使一种纪律和另一种纪律相对立，使一个天才和另一个天才相对立；招募壮丁的发现，使一个国家的所有青年和另一个国家的所有青年彼此对立，群众起义和国家总动员的发明，使妇女和老人也要身临战场去支援作战部队，公债的发明保卫了同时也攻击了当前的一代，但是也攻击了和保卫了子孙后代的一切劳动和希望。军事力量变得日益可怕，但是，它们还保持着同样的比例！处在危险中的人民还没有进一步得到救援，而人类本身却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在这些艰苦的战斗中要遭受灭亡的正是人类自己。
公债使破坏性的支出得到满足以后，还有一种表面财富，即所谓国家有息证券（fonds publics），这种财富很像一笔由富裕的个人财产组成的巨额资本。有人说，甚至设法使人认为这样浪费国家的资本并没有多大害处，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另一种形式生产财富的流通，其内容对于大国有出人想像的好处，人们说，这种非物质的财富在证券市场上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是有莫大好处的。
要想使大臣们相信浪费的好处，使投机者相信他们的买卖对国民有利， 使国家的债权人重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使资本家随时出钱，从而获得对国家效力应得的、比商业利息更高的利息，是用不着多费唇舌的。所以，人人对这种难以理解的学说都表示满意，因为这种学说使国家有息证券显示了它的优点。
我们不再探究这些令人莫名其妙的理论了，我们要设法使人了解，国家有息证券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种空想的资本，它代表着支付国债用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应称为公债的公分母的资本被浪费掉了，但是， 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它，因为这项资本在任何地方也不存在。但是， 新的财富是应该由劳动和工业产生的，而在这些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曾借出被销毁的财富的人了，这一部分要用赋税的方式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的手中夺取，然后交给国家的债权人，而且人们要根据本国通行的本金和利息的比例，对这种空想的资本制定一项债权人所应获得的年利。
如果每人都能够看到他所领取的公共收入各部分的全部过程，那末，认为公债中包括自己全部财产的资本家，在看到应缴土地税的农田、应缴间接税的商店（这些都是应该向他付利息的）时就可以说：这是我的财产，由我的资本应取得的利息就是从这里来的！的确，这个资本家与农人是土地的共有者，与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商店的共有者，因为这些人都要付给他利息；这个资本家投到国家有息证券中的资本是以土地所有者的不动产或商人及手工业者的商店为抵押的，这些人用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收入只不过是对分制土地所产生的收入，他们和债权人各得收入的一半。
同样，如果借给一个商人或一个土地所有者资本，就有权享有这个商人
的买卖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产生的一部分收入，而且，自己增加多少收入也就给这些人减少多少收入，同样，如果你把钱借给政府，你就有权分享商人或土地所有者一部分收入，因为政府要利用赋税得到这部分收入来还你的债，而你所得到的财富，正是纳税人所失去的财富。
某些政论家和某些政府演说家曾经认为或至少曾经主张：国债是一项巨大的、随时可以动用的资本，是一个巨大的货币力量，是推动生产的流动资本的主要部分。他们简直是在说：英国的巨大贸易是它的庞大国债的结果， 是庞大国债的丰富产物：这几乎等于说：一个商人企图利用自己的负债来满足他的债权人，而不是用自己的资产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人们投入有息证券的资本，如果没有任何变化，是毫无用途的，这样的资本对投资人来说， 不过是证券持有人手里的对别人劳动的支票。如果人们撤出这种资本来经营商业，那也不过是用别的资本代替它，实际上任何东西也没有撤出，在有息证券中投过多少资本，其中就仍有多少资本，在工业方面留下多少资本，其中也仍有多少资本，所不同的只是两个投资人的名字罢了。旧的国债所有者以出售国债的所得用到工业上，并不是把国债的资本用到这种生产性的工业上，他所用的资本是购买国债的人的资本，这项资本可能已经用在银行或农
业方面了，至少它是一项流动资本，因为，人们可以转移它。它可以改变自己的特殊用途。却不能改变推动生产的一般用途。原来的资本家一旦变成了国债所有人，他就不能用他有息证券中的资本做任何事情，因为，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什么也不能做。
可能有人认为无须谈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因为，人们怎么会把债务和财富混为一谈呢？但是，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人士使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多费一些时间，来讨论讨论语言所加强的一种偏见，由于没有明确的概念很难对它加以分析，而且很多的私人党派还在尽力推行它。
在公债的优点方面受骗最深的，大概莫过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了，他是美国国库的第一秘书，是极有名望的政治家，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鼓励美国人从事新的工业建设，他向议员们保证，在这方面绝对不会缺乏资本！更奇怪的是，他为了举办这种新的工业，他向议员们所提出的资源却是他们的债务，他要用这些债务使美国人进行新的工业建设。这笔值务有七千万美元，国库每年要付利息。他说：“目前美国有一种可以消除任何缺乏资本顾虑的资本，这就是国家有息债券”； 他用了二十多页篇幅把负量和正量混而为一，把国家的负债和资产相提并论。①
如果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陷入严重的错误，人们至少应该研究一下他走入
歧途的原因。汉密尔顿认为，国家的债权人一般都能够随时出售他们的债权， 并把售价用于新的企业。他的结论是，公债是值权人获得利息的可动用的资本。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能够随时购买公债的资本才是唯一能够动用的资本。但是，买者的这项资本可以不买，使这项资本仍留在原来投入的工业中，这种资本能够转到卖者的手里而再投入工业，它并不是公债的资本，也不是以公债为标准的资本。美国的欠债为七千万美元，而它在市场上流通的有息证券的价值可能受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损失。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只说明，在这七千万美元的证券的所有者中间，有二百万或三百万美元证券的所有人能够出售他们的证券，同时也有能够购买两百万或三百万美元证券的买主。只有后面这二百万或三百万美元是可以动用的；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美元用于新的工业，如果有人把它们从它们的主人钱袋里取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维持全部贷款用的），其余六千七百万美元债券的所有者当然就不能够再找到买主了，虽然人们并没有任何怀疑全国是有这种支付能力的。关于收入的支配总是一样的；但是，可消费的以及可以用于再生产的财富却不能与这种临时财富交换了。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把外国人拉进来，公债的问题就更复杂了，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性质。在美国发行这七千万美元的公债时，可以说外国人的钱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如果美国人从那以后，把外国市场上流通的证
① 李嘉图先生仍然根据同样的原则主张：只要土地税随着地租的变化而变化，就只能用地主的收入来支付；否则就要由消费者来补偿。他说，“如果第三等地是耕地中的最下等（意思是说：所以耕种第三等质量的土地是因为只种上等地和二等地不足以养活全国人民），尽管这样的土地不付任何地租，在规定出税率以后，除非小麦的价格涨到能够支付这种赋税，并且使农人得到一般的利润，这种土地是不会有人耕种的。因此，资本势必离开这块土地而去找营利更多的用途。这样，赋税也就不会落在地主身上了，因为我们曾假定地主是不收任何地租的。”（中译文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53 页。——译者）
券用自己节约出的资本收回来，就等于他们偿还国债了；假使再过些时候， 他们把自己的债权又卖给外国人，那就等于他们又借了款，在这种情况下， 买，就是向外付 款；卖，就是借款；因为，买，就是使本国的债权人代替外国债权人；卖，就是再找一个外国债权人而非本国债权人。
是的，国家有息证券使人们有了一个便利的借款方法，以国家名义进行借款要比用私人名义容易得多。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借款的方式却是很不经济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比较一下就明白了。
一个美国人所持有的国家有息证券应得二百美元的利息；那末，他也要向国库缴付二百美元的土地财产税。这两个数字可以互相抵偿，并且应该说是他自己给自己付出了利息，他的财产只限于他的土地财产；他对国库的债务以及他对国库所有的债权相互抵销了，这两个数字将被同时取消，他并不因此变得更富或更穷，他只是把他这二百美元从有息证券中得到的收入看作是四千美元的资本，并且丝毫不考虑他每年所应付出的二百美元也应该被看作四千美元的负量，是他应该从他的财产中扣除的。如果他有了意外的需要， 他就要把二百美元的国债卖出去；由于国债是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就可能被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买去，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并不认识这个美国人，丝毫也不想知道他的支付能力，却把他自己掌握的那个人的财产以抵押的方式拿过来，这是国家有息证券的唯一优点，它们可以比私人证券更容易进行买卖。如果赋税和国债同时被取消了，他就会损失有息证券中的四千美元的空想资本；他会从他自己的财产价值中赚四千美元，这是他要缴纳二百美元赋税的空想资本；此外，由于使他出售国债的意外需要，他可能以自己有息证券而借入四千美元的债，但因此并不会比出售自己债权变得更穷或更富。
但是，政府为支付二百美元而征二百美元的税并不是没有损失的。为了取得纳税人的一部分财产，政府必须设税务官、税务员、会计和稽核员，另外还必须有还债人负责偿还这种税款的工作。政府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不花钱的，而且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总会引起比工作本身加倍的困难、痛苦和损失。假定政府向纳税人一方面征收二百四十美元的税，另一方面必须把他当作国家债权人而还他二百美元（根据征收和管理的各种费用，这个估计数字不能算过高），因此，如果纳税人或国债所有人认为他有四千美元的有息证券财产，按照百分之五的利息，他可只把国库押出的这笔财产的价格看作是四千八百美元，只有在他有了这个数目才能偿清同样的债权；而把他的债权取消， 把债权和产生这种债权的赋税取消，绝对不会损失四千美元的资本，实际上他在这个互相抵销当中却要赚以四十美元的利息所代表的八百美元的资本。
一般说来，人们可以在原则上认为，拥有两千万法郎收入而没有欠债的国家，要比一个拥有三千万法郎收入而负有一千万法郎债务的国家更富，因为，管理费是与总收入额一起增长的，并且是全体人民的损失，也是一个私人的损失。但是，无论对于国家或者对于私人，一项巨大而不能随意动用的财产往往会造成一种骗人的信誉，而较小的和没有被抵押的财产却不会这样骗人。
私人值权和国家债权完全一样，无疑是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但是私人债权决不能称为国家财富，因为私人债权绝对不能增加国家的年收入，它只能改变这种收入的分配。国家拥有各种物质财产，加上公民对他人的债权，减
去他人对公民的同样债权、由于正量和负量相等，于是两者互相抵销，只剩下了物质财富。如果私人债权和国家债权都被取消，那就会使财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将有一半家庭为另一半家庭而遭受破产，而国家却不会因此变穷或变富；国家的收入依然完全如旧，这些人所赚的正是另一些人所损失的。是的，国家违约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虽然政府取消了国债，仍旧保持属于债权人的赋税。政府对债权人失信，等于政府向别人要求债权人的财产。
无论公债怎样有害，只要现代国家中有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发行公债，所有共他国家也就会相继发行。新的战争武器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用收入决不能抵抗其他国家的资本，正如别的国家用大炮进攻，而它只用刀枪抵抗一样。它甚至连负担轻的借款方式也不能选择，可是能把偿还期限推得最远的国家却可以用同样的利息借到巨额款项。在这种可怕的竞争的面前人人都得退让，而逐渐改进的财政艺术只给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
最早的公债是查理五世和弗朗梭瓦一世发行的，是有期公债，国王许诺给予每个预付给他巨额款项的人以一定的收入，而且不多几年以后一定偿还这项收入的原本和利息。在发行公债的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大帮助，利息却相当重，但是恢复和平以后不久，国家终归完全清偿了债务，它的一切权利又恢复了，人民感到轻松了，支付这些费用的担子都落到被贪心拖入战争的人们的身上了。
以终身年金的方法来借款确实是财政中的一大改进和信贷方面的一项进步。国家的收入不再交给借款人了；国家的帐目更有条理更加正规了，还帐的期限更长了；而且债务显然将逐渐减少，每死去一个债权人，国家就摆脱一项债务；虽然终身年金的利息比永久利息高得多，但是，借款的条件对于国库却不是不利，这种借款的主要条件是随着债权人的死亡而消灭，这就保证了一项完全合理的原则，使偿还债务的全部责任只由从中得利的当代人来承当。
后来，财政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人们就把终身利息改为永久利息， 这可以说是当代人在使他的后代破产；当代人借债，把人家借给他的一切完全挥霍掉，不留下任何财产，却让以后世世代代的人负责偿还这笔值款。
为了使这种作法稍稍具有道德面貌，曾有人极力为之诡辩。有人主张政府不应该奖励破坏财富的投资，这种投资等于欺骗家长，并使他们重视自身的利益而轻视后代的利益，这等于消灭国家资本，只顾目前而牺牲将来。有很多人几乎都这样说，我们是为了爱子孙后代才给他们留下大批债务而不自己清偿。
如果人们确实知道公债绝对不是一项资本，那末，谴责终身公债是破坏资本的说法可以不攻自破。终身负担的利息在债权人死后就取消了，同时又恢复了它以前所具有的资本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是给它应担负的地租，这一部分又回到地主那里来了。同样，国家的债权人损失多少资本和利息，国家也就得到多少资本和利息，国家不会随着这种终身债务的虚构的资本的消灭而更穷。
国家利用终身借款鼓励自私心理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这差不多和它制定僧侣的薪给、圣职禄以及各种职位和终身年金一样。拥有这样一笔收入的人如果还没有结婚，当然只会想到自己；如果他已经结了婚，天性的爱情要比利润的引力更为强烈，利润，是人们总能得到的，即使国家不给他们机会， 他们也能得到；而且，用终身利润投资的人完全有办法自己节约来恢复国库
所不肯偿还他们的资本。
某些政府用永久借款代替终身借款以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偿还终身借款的义务，而且还认为，只要它们按期付息，就算完全遵守了信用。但是，国家的新需要很快就会迫使它们每年增加有息证券的债务，把债务留给后代而心安理得的政府，在看出加给后代的重担使它们本身失去信用时， 也开始考虑后代的利益了。一项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的巨大债款，不能不使人们所需要找到的新的债权人感到担心：必须向他们表明以后一定偿还：必须给公民规定出期限，不管这个期限多么远，必须使他们知道向他们要求的费用要用多长日期，偿还的办法就这样发明出来了。
这种办法起初仅仅是由用来清偿一切债务而通过节约积累起来的少量资金所组成的利息的巧妙结合，它使国家得到在终身利息相继取消时所能得到的利益。终身利息的取消是一种十分合理而且能立即实现的偿还活动。但是， 每项终身债权的取消都给国库带来直接帮助，而每项节约和偿还银行所进行的每项赎买并不减轻国家的负担，只有偿还的能力因此提高了。
虽然利息和资本都应该在同样年限内还清，但是在与债权人订立借贷合同的时候，可能由于运用那种用于支付利息和资本的方法而获得一项比通过终身利息所能得到的资本更大的资本；毫无疑问，这就是使人喜欢分年偿还而不喜欢终身利息的一个理由。但是，不管人们要求给资本偿还银行有怎样的自由，这种银行永远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须受法律约束；经验证明，在饥荒的年月，在国家危难的时期，向偿还银行借款，随意运用资金，都是非常便利的办法，任何一个政府也不能对此毫不动心，永远拒绝不用。
发行公债的政府是浪费它这样得到的资本，同时宣布后代是永久债务人，他们应当以纯劳动所得偿还这种债务。一个沉重的负担就这样落在后代的身上了，世世代代压迫着它。这样，困难就会临头，商业可能改变新的方向，竞争的对手可能把我们挤垮，被先期出售的再生产可能不得实现；这没关系，我们仍然将永远担负力所不及的债务，这项债务把尚不存在的东西都抵押出去了，甚至把人们也许不能完成的、将来的劳动都抵押出去了。
由于必须偿还这项债务，就会产生这种或那种苛刻的捐税；捐税只要名目繁多，哪一项都是有害的。它们压制工业，破坏已经被预先出售的再生产。已经支付的越多，支付的能力就越小。一部分收入应该来自农业，而税收却破坏了农业；一部分收入应该来自工业，税收却迫使工厂倒闭；另一部分收入应该来自商业，捐税却使商业陷于长期停滞。灾难越来越严重，各种收入将越来越少。最后，可怕的失信违约的时刻必定到来，到这时候，人们甚至要考虑，为了再次设法拯救国家，是否应该提早采取违约的办法。再也没有使公民避免破产的机会了；但是，如果游手好闲的债权人先死去，从事劳动的债务人还可能保命；如果穷困的债务人先死了，债权人的最后希望也要随着穷困的债务人的死亡而归于消灭，债权人不久也必然会死亡。
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激起民愤，不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因为这种情绪
会使人们的愤怒越来越激烈，因为愤怒的是政府，而不是广大群众；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要在怨恨中寻找安慰，不要看着同胞受罪而自己称快。如果给全世界作出光辉的榜样，并且通过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看清事务的大国由于容许本国政府挥霍无度而应受惩罚的时刻真地临近了，这这个大国虽然外表上
这 种论断正确，他必定和作者一样认为：牧场不付任何地租，种坏地也不付地租，地主在这样的土地上毫
还非常繁荣，它的困难处境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跟着它学习，就会遇到危险，只要所有自由的人民并不像专制君主那样轻易背弃自己的一切保证，而时时记得节约和自由对自己同样重要，无理由的战争，庞大的计划，恣意挥霍，要求大量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以后势必日益加重捐税，那末，无论是怎样堂皇、怎样稳固的富豪，都会在捐税的重压下破产。
但是，文明的社会看来和没有生命的大自然一样，受着牺牲个人而维护整体的一般规律的制约，这些规律使人们通过到处打击人类的灾难来共同追求一个一致的目标。直到现在，我们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增加财富， 积累资本。我们曾经指出，这些资本要求人们参加劳动，使人类普遍过富裕的生活；我们一贯认为，财富和资本的增加就是繁荣，破坏财富和资本便是灾难。但是，我们已经看出，资本的积累是能够比它所生产的需求增加得更快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所生的利息就要减少，从而更能推动生产，同时也使人更少地消费资本，每项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时，无须有相应的消费就能创造将来的一项生产，即使社会不能向新的地区发展，也继续繁荣一个时期，并且要在新的土地上诞生新的人，很快就会由于资本积累而出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可怕的不平衡现象。
看来，这些可怕的灾难似乎负有恢复人类社会秩序的使命，正如雷电、冰雹和暴风雨可以恢复空气的清新一样；正如瘟疫、战争和饥饿能够维持新生的人和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之间的平衡一样。
这些丧失理智的大臣们的挥霍无度，某些政府的这种耗费巨大的奢华， 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在战争以后财富所遭到的破坏等等，可能是恢复下述三种平衡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三种平衡就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资本与所需劳动之间的平衡，资本与所需劳动和由此产生的收入之间的平衡。于是人们为了使社会成员按适当比例分担所受的损失而作的努力就毫无效果了；相互之间的保证只是以后产生痛苦的东西。命运之手用这个可怕的灾难所打击的地方，财富和人必定一起消失；人是非常软弱的，无力同这些严酷的规律相抗衡，他必须低头，必须屈服。他决不能支配这些盲目打击人类的灾难，这些灾难是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同疾病、衰老以及死亡一样，这些灾难综合在一起，将要变成非常严重的不平事件。在饥饿时期，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瘟疫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瘟疫使注定要死的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节省下来，但是，怀着这种希望、使自己的同胞遭受灾难的人是不幸的！ 同样，有时为了恢复创造性的劳动必须破坏现有的财富。这时，国家可能向前发展，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把祖先建筑的城市烧毁的人是不幸的！ 促使政府强占财产和挥霍无度的人是不幸的！即使灾难对我们有利，我们也决不应该寻求灾难，我们要寻求国民的财富、健康、自由、幸福。如果贫困、疾病、压迫、灾难是为了使人们恢复勤劳、恢复人口、恢复他们的勇气和陶冶他们的性格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我们，强大的自然规律就会给他们造成足够的不幸。
不因为自己的所有权或者为垦种这种土地所投了固定资本而取任何补偿，土地是根据其收益程度按等级耕种的，农场主的所有利润都彼此相等，而农业的利润也和其他任何产业的利润一样，此外，农场主也能同样容易地变成织绸厂厂长，同样可以利用他的牛、耕犁和他的仓房来生产天鹅绒或绸缎。一个成衣匠在法国的服装不合时尚时，也同样能够不费力地去制燕尾服。这一切，仍然是原来那一套空想，只要人们看一看现实世界，而不看书本上所叙述的世界，就会感到这些空想毫无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