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收入怎样限制人口

在把收入看作是人口的自然和必需的限制时，决不应该忘记，我们称为收入的这部分财富，是每人用于每年再生产的垫支之外的部分，每年消费掉这部分财富的人并不会因此变穷；因此，某些人的收入是从土地的产品中扣除土地本身的价值和各种耕作费用以后的土地产品；另一些人的收入是从流动资本的产品中扣除流动资本本身和补助固定资本的补偿费以后的流动资本的产品；第三种人的收入就是这种固定资本的补偿；最后，第四种人的收入是人们所需要的劳动力。

收入的实质以及它与其他各部分财富的区别就是：虽然完全把它消费

掉，并不留下任何亏空。如果土地所有者只满足于自己的地租，资本家和商人只满足于自己的利息和利润，工人只满足于自己的工资，就是他们把个人的收入完全消费掉，也丝毫不影响国家穷困。但是，一个土地所有者如果破坏自己的土地，不按照规定的方法乱伐自己的森林，卖掉原有家畜以后不添购新家畜，把自己的葡萄修剪坏，田地里不施用任何肥料，他就是把一部分资本当收入消费掉了。一个商人，如果他的支出超过利润，他抽缩自己的投资，或者增加自己的债务而不增加利润，他也就是亏了本。这样，不仅是他两个人受损失，国家也要因为他们同他们一起遭受穷困。

就是能够充分享受自己收入还要比其他人更接近贫困的工人，如果不正确地利用这种收入，例如不能把收入用于维护健康和保持劳动力，也能使国家遭受贫困。因为工人的生命是再生产的能力，他戕害身体，毁弃生命，就等于浪费掉一笔使流动资本生息所不可缺少的国民资本，生命原是应该用来交换流动资本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用一个生命而是用很多生命来交换流动资本，如果他不只是一个人劳动，而且有好几个孩子同他一起劳动来挣他一个人的工资，那末，这个生命所有的再生产能力，或者说他的收入，就是由于竞争而跌价了，虽然他付出的劳动还是那样多。他要想保持住个人的收入，只有他自己愿意劳动还不够；他的劳动还必须是人们所需要的劳动。人们可以看出，收入与人口之间发生了任何不调和的现象，都一定会使

资本减少或劳动的需求降低，而受损失的总是工人，被剥夺的总是工人阶级的收入。如果土地所有者浪费掉自己的财产，破坏自己的土地，那就等于减少应该用来交换劳动或劳动果实的收入；如果他借债，而且把这样得来的流动资本浪费掉，这项资本就不再推动生产了；如果他卖掉一部分土地，那就等于消耗自己用一部分所有权换来的资本。这样，用于交换劳动的资本就会减少，工人在下一年就要受损失。反之，如果土地所有者由于某种意外失掉自己的收入以后就开始节约，并且用剩下的、未被冰雹或霜冻夺去的收入维持生活，资本就不会减少，只是要周转得慢一些，因为富人的消费不会很快地代替这项资本；劳动的需求就会降低，工人当年就要受损失。

同样，如果商人或资本家耗费掉原为支付全部劳动工资的资本，出卖劳动力的人在下一年就要受损失。反之，如果商人或资本家在受到损失以后并不和去年消费同样多的收入，他们也像消费者那样，减少资本的流通和劳动的需求，那末，出卖劳动力的人当年就要受苦。

如果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收入恰好和当年的消费抵销，而资本毫无亏损，它的价值和周转速度仍然未变，但是提供劳动力的工人数在这时增加了， 那末，工人依然要受苦，因为他们是付出全部劳动力来交换支付少量劳动的同样资本的。

根据这种解释，人们可以看出，穷人和富人一样，也有他们感到非常重

要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对于他们比对于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更为重要。这项收入应该和穷人的人口成正比，但是他们并不能决定这种收入，因为社会的每个较高阶级都能够破坏甚至毁灭这种收入。现代社会组织的巨大缺陷，就是穷人永远不能知道，他能指望哪一种劳动的需求，这就是说，他的劳动能力永远不能成为一项稳妥可靠的收入。

财富的发展，使工人聚集到大工厂里，他们的技能完全置于大资本家的支配之下，从这方面来看，财富的发展对穷人特别不利；因为大资本家们剥夺了穷人了解市场需求的一切可能性，虽然他们是为供应市场需求而劳动的。大资本家使工人完全不能了解需要工人产品的消费者的情况。在手工业者分散在小作坊里，依靠到附近城市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时候，他们自己很熟悉他们的主顾，可以说在主顾的收入减少时他们能够立即知道，因而也就立即知道对于他们劳动的需求减少了。一周只能工作半周的工人，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不得不忍受贫困，因此，他们当然就不想结婚，也就谈不到增加家庭人口了。但是，自从大量资本不是把手工业者、而是把很多的产业工人聚集到大工厂里以后，这些人就再也不了解数百里之外的主顾的状况了，在他们意外地被厂主突然辞退、以及结婚和增加家庭人口以前，他们并不了解主顾的困窘和他们的需求已经降低了。

农村鞋匠同时是小商人、场主和工人，不接到定货他是一双鞋也不做的；

如果他看到只须一个鞋匠就能供主顾需要时，他决不会使他的三四个儿子继续干他这一行；他能够预见到世界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制鞋工厂，一连几年每周都只向二十个鞋匠徒工要六双鞋，这些人就会认为有一个尽管肯定是低于店主但至少可靠的地位，使他们可以用劳动获得一项固定的收入。有了这种保证，他们就要结婚。假使后来工厂主没有经营好，破了产并且停业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势必成为这种错误的牺牲者，虽然这种错误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

一个小庄园所有者或农场主，无论他们的知识多么有限，却十分清楚他们能在市场上出售多少小麦、酒和蔬菜；如果他们附近没有居民，距离运河和公路又远，他们就会顾虑将来家庭人口不增加、无法处理自己的产品而不多开垦土地。另一方面，如果他只有一小块土地，不能使他所有的孩子都在土地上劳动，他就不会生很多孩子，也不会使他的孩子都结婚。如果一个大农场主或大地主采取了耗费巨大的经营方法，需要很多的劳动，而且他一连几年为种植酵母花、精耕土地、管理葡萄园雇用着二十多个、甚至更多的工人，这些工人当然不如小农户幸福，但是他们却认为可以得到一笔可靠的劳动收入，他们会觉得这笔收入是他们自己的收入，而且在他们的孩子长到能够劳动的时候，也能作他们孩子的劳动收入；有了这种保证，他们就会结婚。假使后来，土地所有者经营失败了，他觉得最好取消这一切投资，而只经营牧场以及几乎不用加工就能得到的土地产品，这些工人及其家庭就会成为这种失败的牺牲品，虽然这种失败并不是他们造成的。

因此，穷人愈是丧失各种财产，他们就愈弄不准自己的收入，而促进找不到工作、得不到生活资料的人口的形成。这种看法由来已经很久了，甚至流行到语言中，从拉丁语转到现代语言中来了。罗马人把一无所有的人称为无产者，好像他们比别人更有生孩子的使命似的。Adprolem generandum 明。

^{明 农场主的资本如何能够使他变成工厂主，仅仅指出他卖掉牛、犁和仓房还不够，因为，他要想能够售出}

收入既然是限制人口的，当人们看到一笔极小的收入竟能鼓励人口无限增加的时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但是，绝对不应该忘记，每个阶层的穷富都是相对的。每个人的需要则取决于习惯和社会对他的地位所要求的义务。降低这个地位，不能履行这个地位的义务，就是每个人所谓的受穷。一个结了婚的人既然必须用他从前只为自己消费的东西来满足几个人的安乐，当然会陷于比较穷困的地位；但是，他具有这种地位的一切，毫无损失，因为社会是希望有变化的，它并不强迫他履行和从前一样的义务。一旦他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本人及其妻子儿女在已经习惯了的地位上的需要时，虽然一个生在他所降入的那个阶层的人认为他处于富裕地位，他却会感到穷困的全部痛苦。实际上，我们从未见过大地主要自己的儿子作农场主，农场主要自己的孩子作短工的；我们也从未见过大商人要自己的儿子作小商人，小商人要自己的孩子作手工业者，而手工业者要自己的孩子作短工的。只要家里的孩子除非过独身生活或进入比他父亲更低的行业中去并无其他道路的时候，就可以断定他是必须放弃结婚的。尽管动摇国家财富的革命经常发生，天天有富裕家庭从原来的地位变成穷苦家庭，却极少见到自愿从一个地位降到另一个地位中去的家庭；但是，如果上层社会各阶级的人口不从低层阶极补充新的人口，他们终归要逐渐消亡的。

但是，人间出现了一个经常一无所有的阶级，他们认为富裕就是生存，

穷困就是挨饿，而人们使这个阶级的生活资料恰恰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从此以后，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就只能盼望他们所爱的人得到他们已得到过的事情。如果他们是活一天算一天的，只要他们的儿子也能够活一天算一天，他们就满足了；既然他们从没想了解过需要利用他们劳动的市场，他们也就丝毫不想为他们的孩子作这种打算；在工厂里每天只挣八个苏、而且经常挨饿的不幸工人，并不是自己不肯结婚，而是人们已经使他们只能考虑星期六领取一周工资的日子，再没有更长远打算的习惯了；这样就削弱了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同情心；他当前遭受的痛苦就已经够多了，他丝毫不敢想他的妻子和儿女将来要受的痛苦；如果他的妻子也挣八个苏，他的孩子虽然年幼，却能使他从救济院、国家慈善机关或者像英国那样、从利用济贫税的本堂区领取某些救济，或者当孩子们到了六、七岁也开始挣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孩子不仅不减少他的收入，而且似乎是增加他的收入，可见，他家里的人口愈多， 给社会带来的累赘愈大；国家就会在与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人口的压迫下遭受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