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商学说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欧洲很少自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能公开发表他们的见解；财政严格保密，不参与财务的人就不能洞悉情况，从而就成了一种普遍的规矩。有一些大臣们也研究政治经济学，当时，国王只是偶然侥幸才找到个既有才能、又忠诚正直、热心公务的人掌管财政。

在法国，曾经有两位大臣即亨利四世时代的苏利和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首先给这门学问带来了一线光明；这以前政治经济学一直被当成国家机密，而在这种“保密”中孕育和隐藏了许许多多可怕的谬论。但是，尽管他们具有过人的天才和能力，要使财政制度井井有条，并取得某种程度的统一， 却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不过，这两位大臣在打击了商人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欺骗、以及由于他们的保护私人财产有了相当保障之后，他俩多少看出了使国家繁荣的真正源泉，因而力图扩大这个真正源泉。苏利主要是保护农业， 他一再宣扬：畜牧和耕种是国家的两个乳房。据说科尔贝是 经营呢商的家庭出身，由于路易十四宫廷中讲求虚荣心，他便隐瞒了这种出身。他竭力使工商业趋于繁荣。他任用了不少商人充当顾问，事事都咨询他们的意见。为了便利各种财富的交换，这两位大臣都修筑了许多道路，开凿了不少运河。他们都维护和支持经营企业的精神，都尊重使自己国家日趋富裕的发愤图强的积极性。

在这两位大臣中间，科尔贝的观点和我们最相近，他早在学者们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学说以前，就把政治趣济学看做一门科学。可是，他自己却有一套关于国家财富的学说，事实上，他也需要这样一种学说来概括他的政策，明确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他这种学说可能是从他所经常请教的商人中得到启发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重商学说，有时也称为科尔贝主义：这并不是说这种学说是科尔贝创始的，也不是说他在什么著作中发展了这种学说， 而是因为一方面他在公开宣传这种学说方面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尽管这一学说有些错误，他却能从中找出非常有益的实用方法，而且他所表现的天才是很多论述同样观点的学者所望尘莫及的，因而他的名字给读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①

但是，把重商学说和科尔贝的名字明确分开也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学说是创始于一个向商人咨询财政意见而不许他们参与国事的国家中，这些商人已由公民变为臣子；在这样的国家中，虽然叫商人考虑别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所了解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利益。专制政府的所有大臣由于希望考虑财

^{① 查理·戴华南特在 1699 和 1700 年所发表的许多著作，梅隆在 1734 年发表的《商业政治论文》和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四卷集，1763 年伦敦版）以及安东·支诺维西的《商业论—}

—政治经济概论》（两卷集，1768 年米兰版）中，都对重商学说有了进一步发挥。

政问题，便都采纳了这种学说：而科尔贝只是原封不动地遵循了这种学说罢了。

很久以来，各国政府都非常轻视商业，后来方认识到商业是国家财富的不尽源泉。国家的一切大量财富并非都属于商人；可是，当国王有紧急需要、必须立即征收大量金钱的时候，却只有商人能够为他们出钱。地主也往往有庞大的收入，工厂主在这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但是地主和厂主只能够支配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年产品；唯有商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政府使用。他们的资本都是随时供应消费的货物，都是直接供应市场日常需要的商品，因此随时可以出卖，在比任何其他公民都少受损失的条件下提供国王所需要的大量款额。这样一来，商人便找到了使自己说话有力的门径，因为国家的全部金钱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同时，他们几乎不受任何权力的约束，他们常常可以在专制横行的时候把别人不知道的财富抽走，并随时把这种财富随身带到外国。

只要商人与政府分肥，政府是非常愿意使商人获得高额利润的。他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彼此取得谅解就行了。他们帮助商人支持工业， 由于商人的利润是通过贵卖贱买从中渔利的，所以，只要在买卖过程中能买得更贱卖得更贵，就是对商业的大力支持。充当政府顾问的商人，贪婪地攫取了这种送上门来的礼物，于是便产生了重商学说。安托尼奥·德·雷瓦、费尔南·德·岡查加、托勒多公爵等等这些查理五世的贪得无厌的大臣及其继承者，创造了无数的专利，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没有别的概念。只要人们打算把这种掠夺消费者的方法变成一种学说，只要人们想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柯尔培尔征求工团的意见，只要公众掌握了这些材料，就必须给这些商业活动寻找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不 仅要考虑财政家和商人的利益， 而且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因为自私自利的算盘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公开宣扬这种学说的好处首先就是杜绝不正当的意见。

于是，重商学说成了受人欢迎的形式；而且它也必然要这样，因为直到今天，在财政和商业中重商学说一直迷惑着绝大多数实业家。一些早期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财就是钱。一般几乎都把钱、财两个字当作同义词来运用， 而且谁也不怀疑钱和财的同一性。他们又说：金钱支配着人的劳动和人的全部劳动成果：只要钱肯于对劳动付出代价，那就是钱产生的劳动和劳动果实： 在一个国家里，维持工业的是钱，每个人能赖以生活和延续生命的也是钱。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钱更为重要，钱可以建立军队，能够保证战争获胜： 富裕的民族压迫着穷困的民族。所以，整个说来，政治经济学就是旨在探讨如何供应国家以大量的钱。但是，要想使国库拥有大量金钱，只有不断从地下去采掘，否则就得从国外输入。因此，如果本国有银矿就得积极进行开发， 不然就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来取得外国龈矿所开采出来的银子。

主张重商学说的学者们还说，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任何交换，如英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一切买卖，实际上在英国海岸以内的地区，一个铜板也不会增加；所以，商业或工业在国内取得的一切利润都是空的。从个人来说，当然可能发财，不过这是建立在他人破产的基础上的；有人赚钱，就会有人陪钱，就国家来说，虽然经过这些买卖，不管有些人怎样勤劳，或另一些人怎样懒惰和任意挥霍，国内的金钱仍然和从前一样多，国家并不因此比从前更富或变穷。

但是，对外贸易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因为所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钱来实

现的，当然，结果不是金钱外溢就是输入金钱。要使国家富强，为了增加国家的级币数量，就必须设法使本国多向外国倾销货物，少进口货物。严格地说来，应该把这种学说推进一步，即要使国家总是向外输出，而永远不进口货物，但是，很显然，这种不许进口的禁令，必然会使整个商业遭到破坏， 所以这种学说的创始人，只要求一个国家进行这样的交换，交换的最后结果必须使它可以用钱来清偿：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像每个商人一样，在他和对方进行交易一年之后，要看一看自己是否卖多于买，看一看自己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最后要用钱来使它平衡。国家也是一样，要把自己所成交的购买项目以及自己同每个国家所成交的出售项目结在一起，总起来看，每年国家在最后利用钱使贸易收支平衡时，是个债权国还是债务国。如果这个国家金钱外溢，它就要逐渐变穷；如果它输入金钱多就是在不断地发射。

这种学说的必然结果是，要求政府对于出口贸易给与经常的优待：同时要求国家不断对工业进行监督，使它只向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不追求个人利益。大家知道：一个商人在国内进行一项有利的买卖，丝毫也不能使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富，如果他购买外国的商品，还会使国家受到损失；反之， 他向外国倾销本国商品，由于他使跟币流入国内，即使他破了产也对全国有利。所以，有人要想弥补个人的利益（人们认为这是不能忽视的），就全都要遵照规定办事；工业必须设法保证源源出口，国境线上要设置关卡，以便制止外国货流入，或防止有人使本国的金钱外溢。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还向政府提出，为了多吸收外资，必须不在本国领土上出售未经加工的产品，而要经过本国的工业加工提高这些产品的价值以后再向外倾销；要让城市的工厂把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倍或十倍；因此，国家当局必须鼓励工业，要设法阻止那些能由本国工业提高价值的原料未经加工就流往国外，因为未加工的产品是不太值钱的。因此，从重商学说产生的一些规定还具有另一种性质：这些规定特别注意出口商的利润，竭力使出口商能够贱买贵卖，即使这样做为国内的其他阶层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在所不惜。

今天，任何学者也不再公开宣扬重商学说了。但是，这种学说却在参加政府工作的人们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语言方面的混乱，它仍然在那些唯恐陷入抽象理论的人们的身上，发生一定的作用。各国人民所不得不遵循的那些规定，今天都不过是这种学说的实践罢了，虽然有很多人还一直对这种学说存有戒心，然而只有在采纳这种学说的人中间才存在商业的平衡。因而寻求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思想根源，向那些自称已经掌握一种原理的人指出这种原理本身就是出于一种还没有经过讨论的见解，确实是一项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