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关于市场的知识

尽管在领上财富的管理方面发生了很多错误，引起了很多谬论，但是， 应该承认，比起商业财富的管理来，毕竟还简单得很。人们在管理领土财富方面所预定的目标十分现实，有关的人们都了解彼此间的要求。农夫希望依靠自己土地的产品生活，因此，他自己的需要是他的劳动的首耍标准。但是， 靠商业财富为生的人却要依赖一个抽象的公众，依靠一个既看不到也不了解的力量，他必须满足这些公众的需要，预先熟悉他们的喜好，征求他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力量。应该不等这种力量显示出来，就了如指掌，他们不能有错误的估计，因为每次失算都会使自己的生命财产遭遇风险。依靠商业为

生的各阶级的这种危险的处境，已经成为立法者不大凭信他们的一项重大理由。国家为了自己的巩固和繁荣主要应该依靠领土财富所养育的各个阶极。人，如果只是他单独一个人，并且只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劳动，他的消

费就是他生产的标准。他很可能设法给自己储蓄一年或两年的存粮，但他以后绝不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的存粮。只要他能够经常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还有充裕时间，他就会设法为自己寻求某种新的享受， 满足自己的某种共他欲望。社会通过商业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社会的每个成员进行分配，这和一个单独的人只为个人作事同理。每个人同样为了储存大家吃的一年、两年或更多的粮食而劳动。以后，每个人只能看要消费多少来保持这种储存。而劳动的分工和技艺的进步，又不断使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 于是每个人在进行自己已经满足消费量的再生产时，就要设法寻求新的享受和新的希望。

但是，当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的时候，他只有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后，

才会产生其他的欲望。他的时间既是他的收入，又是他的全部生产能力。他毫不顾虑前者和后者不完全均衡；他从来不为满足自己所没有的要求、或者他认为不大需要的事情而劳动。但是，自从有了商业以后，任何一个人都不只是再为自己劳动了，而是为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人劳动了，那么，在希望和能够满足这种希望之间，在劳动和收入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种种不同的比例，就不是那样固定的了，它们相互间各不相属；每个工人必须像猜谜一样地工作，他们所作的事连最有经验的人也仅仅有些揣摩的知识。

社会人是为市场而劳动的，必须了解市场的需求，也必须了解市场的范围，因此，单个人对于自己的能力和需要的知识，必须变成对市场的知识。消费者的数目、他们的爱好、他们消费量的大小及其收入，共同组成每

个生产者为之劳动的市场。这四种因素中，每一种都可以不受其他三种的影响而单独变化，而每一种变化都能够延缓或者加速物品的出售。

一个国家如果遭到战争破坏，而这个国家又是贸易对象的时候：如果疾病、饥荒或穷困使这个国家的死亡率增大了，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制造了贸易的障碍，或者是大自然造成了这些障碍，例如道路险阻、花费过大，因此商品不能以同样价格运到目的地；最后，如果有新旧生产者在这个国家里互相竞争：那末，消费者的数目就会减少；因为，买者的人数是固定的，所以，卖者愈多，每个卖者所得的利润就愈少。

消费者的爱好可以随时尚而改变，也可以随着移风易俗而改变；通过向一个国家输入更雅观、更方便或者比旧产品更便宜的产品，也可以改变消费者的爱好；随着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的改变，也可以改变消费者的爱好。例如，伊斯兰教徒，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就会要求经过发酵的饮料，而天主教的国家，就会停止干鱼的需求。

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另有用途，则任何产品的消费都会在与消费者的人数、爱好和收入无关的情况下减少。一个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必然要储存武器，一个受到饥荒威胁的国家必然要储存谷物；一个受到鼠疫危害的国家必然要多设医院，即使它所恐惧的灾难传染不到这个国家，它也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

最后，即使消费者的数目不减少，消费者的收入也会减少；并且，即使他的需要没有变化，他也可能缺少满足这些需要的同样的手段。诚然，如果人民没有收入，他们是不能单独构成市场的。如果人民没有购买力，那末为

饥饿者增产谷物，为无衣者制造服装，就都是徒劳无益的；商业所寻找的不是需要，而是买者；如果富人的收入减少了，即使他们的数目仍然保持不变， 他们的消费量也必定减少。如果富人的流动资本减少了，即使穷人的数目仍然不变，穷人的消费量也必然减少；因为，如上所述，成为穷人收入的劳动只有通过同流动资本相交换才有商业价值，他必须完全牺牲在这种资本上， 一旦这种资本减少了，它的价格也就降低。因此，任何灾难只要能破坏一个国家的财富，不管是它的资本或者收入受到打击，也不管是它的富人和穷人变成无购买力的买者，这个国家为生产者提供的市场都必然要缩小。

要确切了解和估计市场上的这种波动是困难的，对于每个生产者来说， 这种困难更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洞悉其他商人的数目和购买力， 以及要和他竞售商品的竞争对手。但是，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比较自己的价格和买者的价格，根据这种比较所看到的得失，就可以了解自己下一年应该增加还是缩减生产。不幸，每个生产者都同时进行这种比较，每个生产者都竭力以这种比较当作自己生产的准则，可是，由于谁都不了解自己对手的力量，所以几乎是常常高估了预定的目标。

生产者是根据他在商品上所付出的代价，再加上他自己希望的利润而定出产品价格的。他的利润应该和他通过其他一切行业所能得到的利润相适应。这种价格应该足够偿付工人的工资、地租和他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应该包括生产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值、一切运费和垫出的款项。如果这样计算的各项补偿费用，根据这个国家的平均利率，能够由购买者补偿的话， 就可以继续按原有规模进行生产。如果利润超过平均利率，生产者势必扩大他的企业，雇用新的劳动力，并且动用新的资本：而且，为了获得特殊利润， 他迟早要把自己的利润和别人的利润规定在同一水平上。反之，如果购买者为补偿生产者所做的工作而支付的价格过低，生产者势必设法缩减自己的生产，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像前一种改变那样容易。

生产要随需要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减，这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项定理；但是，这绝不是说这种活动是非常正规、一成不变的！需要在产生人们期待的效果以前，就会给整个政界带来长期而悲惨的灾难，这种需要能够提高生产、促进普逼富裕，也能引起缩减生产的生产过剩。在通过招募新工人而做出的好事，跟把这些新工人排挤到生活之外的坏事，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比例可言。

一个生产者即使不能从买者所付的价格中补偿上自己的一切垫支费，他所雇用的工人也很少会转入其他行业；因为工人常常是经过长期而且费钱的学徒培养起来的，他们所获得的熟练技术，构成他们财产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转业，势必放弃这种熟练技术。那末，为了重新学徒，又必须拿出一笔新的资本，而这却是他们往往办不到的！因此，即使他们看到另一种行业需要劳动，他们也绝对不肯从本行业转到那个行业去，而是继续以更低的代价进行原来的劳动，而他们的产品也不是迫切需要的了；于是，他们的劳动变得不值钱了，可是他们的产量决不是减少，却多半要增加。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劳动十小时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现在他的工资减少了，他为了得到生活需要的原来数量的钱，势必增加自己的劳动量。他要每天劳动十四个小时， 而且要放弃假日的休息，牺牲以前的游乐时间。结果同样数目的工人将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同样，固定资本也不能用在其他方面。一个织棉布商人用巨资盖了厂房，

从远方引水推动他的机器，为每个工人的技艺付出了很多钱。他的财产几乎一半、甚至四分之三是永远用来生产棉布的。当购买者所付出的价格不能补偿他的一切利息和一切费用的时候，他会因此而停止自己工厂的生产吗？当然不会。他宁肯损失固定资本的一半收入，也要继续生产，以便得到另一半收入；但是，如果他关闭了工厂，他就要失去全部收入。

总之，织布商本人还需要依靠自己的工厂维持生活，他是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工厂的，他总爱把前一年营业下降的情况归咎于意外的原因；他赚的钱愈少，愈不能摆脱困难。因此，在生产早就满足需要以后，他还要继续拖延生产下去；最后到他不得不歇业的时候，那也无非是所有参加本部门生产的全体人员的捐失，有损失资本的，有捐失收入的，甚至有的人丧失了生命。提起来实在令人发指。生产者只有在一部分工厂主破产，而一部分工人死于贫困的时候才肯停止生产，他们的人数才会减少。

我们方才所提到的那种谬论是极为普遍的；尽管它每天都冲 破耳鼓，

却始终不能消除它；英国的天才学者李嘉图先生又把这种谬论搬出来了，他根据这种谬论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不错，有某种经验肯定了他这个谬论： 在同一个工厂里，经理会很快地从一种过时的布匹花样转而生产另一种时兴的新品种，从生产灯芯绒转为平绒，从生产凹花布转到起花布。同样的厂房既可用以生产这种布，又能用来生产另一种布，工头和工人们的智慧也会像适应旧工作那样来适应新的工作，由于花样新奇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更换某些机器的开支。但是，几乎所有炼钢工人等不及转进棉纺工厂就全部饿死了。工厂主改行和工厂主的流动资本改变用途并不那样困难，只是非常缓慢而已。但是，大部分固定资本进行这种转变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不应把上述每种商品生产者的利润必须和其他任何工业所能得到

的利润相适应的情况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的确，每个人在考虑一种新的投机机会的时候都要算这第一笔账，以便安排自己的活动。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商业的一般利润，同时也有一种普通的利率；这种利润在人们所能着手和放弃的任何商业中水平都一样。并且可以作为一般投机活动的基础。但是，在所有的旧商业、特别是需要长期学徒的行业和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行业中，是绝对没有这种竞争的。在同一个国家里，这种行业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要比那种工人不能改行的行业所赚的利润高得多或低得多。加尼尔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农场主的利润和商业利润毫无比例可言，所冒的风险和所用的心血都不同。习惯是一种不受数字约束的精神力量，政治经济学的作者们往往忘记， 他们所应该考虑的是人而不是机器。

如果大大减低固定资本的利息、工厂主的利调和工人的工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能找到新的买者，有时也能够维持穷困本身所引起的增加生产的现象。事实将会告诉我们，我们刚才所谈过的那些工厂所遇到的灾难， 绝不是由于这种原因。一个垂死的人所做出的痉挛，往往比他健康时的表现更为有力。

另一方面，买者的价格是根据竞争确定的。购买价格并不追究这种东西值多少钱，它只是考虑根据什么条件能够得到代替它的另一种东西。买者要去找各种不同的商人，要他们供给同一种东西，以便使他能够选择他认为既特别便宜又适用的东西，或者他掂量一下那些最合乎自己需要而性质不同却能互相替换的东西哪一件最好。每个人只考虑他个人的利益，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一方面是所有的卖者，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买者，他们好像是在共同演

奏交响乐；供求关系得到平衡，平均价格也就确定下来。

卖者的价格必须考虑到售出商品的利润能够保证以原有条件和原有的质量从事再生产。因此，他的市场范围耍扩大到通过竞争而形成的平均价格不低于他自己的价格的所有的各国。生产决不受自己附近和本国人民消费的限制：而是要和一切人的需要发生关系，不管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认为购买的商品对自己有利，或者他们认为生产者的价格不超过购买价格就行了。这才是构成真正市场范围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