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 关于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

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驳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探讨我们遗憾地看到政治经济学在英国采用了一种日益格言化的用语，笼罩在更难理解的推想之中，陷入抽象的概念里面，可以说已经变成一门占卜学了。在这个时代， 受苦的人类最需要的是，这门科学用大众化的语言，使它适应大众的需要， 使它能为普通的人所理解和符合实际。政治经济学应该教导我们谋求大家福利的道理；在商业普遍萧条、各行各业大闹恐慌、农业至少在很多国家也受到威胁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是比任何时候更为需要的。那末，人道就应该使我们提防不看事实的思想普通发展，特别提防不考虑创造财富的人的痛苦、认为财富就是大家利益的谬论。

据说，新学派的首领李嘉图先生曾亲口说过，理解他的作品的人，在英国至多不过二十五人。也许由于他那种暧昧不明的言论使那些理解他的作品的或者自以为理解他的作品的人都变成他的新信徒了，并且以一种最坚决的派别思想，几乎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来支持他的全部学说。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爱丁堡评论》第 64 期第十一篇论文中，插入了一段我们今天认为最重要的问题的关于他的学说的概要。据说这篇文章是经老师亲自批阅同意的， 而其他学生们也承认这是他们最明确的主张。

在纽一拉纳克的欧文先生是对穷人的福利表示最热心和对穷人的不幸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的人，他曾表示过这样的思想：工业发展的自流，机器的应用和逐步改进，可能增加组成财富的各种商品的生产，超过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样，就会发生一切商品过剩、各个市场停滞拥塞，以致迫使厂主去解雇工人，从而剥夺只依靠工资为生的社会阶级的工作。

虽然我在消除这个灾难的方法上决不同意欧文先生的见解，我却同他一样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承认这种市场普遍停滞的事实，而且我承认，我简直不明白人们今天怎么能不看世界商业中的实际情况而否认这一事实。我曾按照一个收入的学说解释过这种事实，因为，有了收入才能使每个人购买一份年产品。我尽力让人了解：大家的收入如何不同于大家的劳动的产品，甚至可能有这种现象：产品增加收入反而减少，人们劳动乡了、仓库

积满了，反而钱袋空虚，最后商品无人购买了。可是其他经济学家们却认为， 只有买者劳动过少时才会缺乏商品。我所引述的《爱丁堡评论》上的这段文章，是专门攻击我的主张的。该文的作者说我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而企图证明：消费能力必然经常随着主产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并驳斥这种反驳。但是我首先应该明确表示，我决不是因为作者的敏感和固执己见来耗费笔墨的。在我这一方面，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学者的姓名，以但是他和一家著名报刊给予我的见解的注意，使我感到荣幸。我十分了解，对读者来说，知道谁是发现真理的作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了解这个真理，而不问这个真理是谁说出来的。我们两人所寻求的这个真理，在目前说来，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的。这个真理可以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商业、工业、甚至农业中，而且至少在好几个国家的农业中，普遍发生了恐慌。这种灾难蔓延很广，非常罕见，它在使无数家庭遭到不幸，使一切家庭不安和灰心之后，甚至还破坏了社会组织的基础。例如， 谁也不能怀疑，英国国内整个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是英国整个工人阶级（在1820 年）就那两个对它本来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议会的根本改革和皇后诉案——所表现的不满的真正原因。对于造成这么多波动的国难曾有过两个相反的解释。有一些人说，你作得太多了；另一些人说，你作得还不够。前一种人说，只有你消费掉市场未出卖的全部过剩商品，而且你将来根据买者的需求调节你的生产的时候，才能恢复平衡，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后一种人却说，只要你像生产那样更加努力进行积累，平衡就会恢复。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市场已经停滞，那是你弄错了；我们的仓库仅仅装满了一半；让我们把另一半也装满吧，交换这些新的财富可以使商业再活跃起来。

也许从来还没有更为重要的问题曾引起这样激烈的争论，还从来没见过

肯定或否定一个问题将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结果，因为，只要肯于把实践和理论联系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是关系以劳动为生的广大群众的温饱、享受和生存的问题，而且不仅在一个特定国家是这样，在整个性界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诚实地为广大群众研究真理，而不要为了我们自己。我希望文章的作者也按照我这样，逐字逐句地反驳我的学说。我对他的学说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的。我将毫不歪曲地、不吝惜笔墨地把原文逐段地译在这里并回答他。

“需求和生产——作者说，第 32 卷，第 470 页，1819 年 10 月——是真正互相依赖而且互相转换的两个名词。一种财富的生产是另一种财富的需求。所以，只要有值一样多钱的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要交换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用去的农业产品与生产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所需费用等值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作者谈到价格假定所以成为问题的问题，即价格只要根据生产所用去的费用来计算确定的。所有经济学家们，从亚当·斯密起， 都承认价格有两个因素，即生产与竞争。要出卖一件产品的人当然是按照这件产品所用去的费用来计算；可是，要买这伴产品的人，即需求这件产品的人，是要根据两个与生产费用没有任何关系的理由来决定的，首先是他的需要，其次是他的支付能力。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以及这两个因素同产品的比例，

以 看出，魁奈医生由于这样一种主张，就是把纯产品与总产品分开，并且使人相信只有纯产品才值得重视， 他就成了第一个创出对人类非常有害的学说的人，除非他的结论从来不是如此悲惨的。

构成一个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的需求。当对自己所要交换的东西感到有剩余的人对于这件产品毫不想要的时候，当他不能用或者他已经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不会产生任何需求。当希望得到所生产的这个东西的人没有任何剩余能够进行交换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占有这个东西却不肯付给人们对他所要求的费用的时候，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求。但是当需要或支付能力与所生产的数量不平衡的时候，可以有需求，不过，这个需求将是低于生产的。反之，如果现存的东西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需求就要超过生产了。

其次，我们要指出，作者一方面假定一切交换中都有两个相互的需求， 另一方面却又把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即商业和消费混为一谈。商业只是以分配已生产的东西的角色为需求服务，它并不创造需求。商业使商品转手，但是，在商业遇到一定的需求即消费者的需求、而使人们把所生产的东西从市场上抽走、拿去使用并消灭它以前，总是要把它留在市场上，使它与同类产品竞争。

当两个同样急于出卖自己产品的生产者来到市场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所供应的东西互相没有需要，也可以互相交换，以便增加他们的机会，正如在一场尽人皆知的赌博中（这种赌博实际就是商业），赌徒不看牌就去换牌， 一直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喊出满了的时候为止。可是，没有最后需求、没有实际需求的交换，差不多总是市场滞销的象征。

在来比锡书业贸易中，每个书商带着自己出版的四、五个版本从德国各地聚集到市场上，每一版都有四、五十打样本；他拿书换书，他从自己书店拿出二百打书，又买回二百打书。不过，他送到市场上的是四种不同的书， 而他从市场上买的却是二百种。这就是李嘉图先生的学生认为是互相依赖、互相转换的需求和生产；需求和生产二者是彼此互相地一个向另一个进行购买，一个向另一个进行支付，此一个是另一个的结果：但是，按照我们看来， 按照书商和顾主看来，需求和消费还都没有开始。不好的书在来比锡换出去了，仍然是浚有卖出去的书；它仍堆在书店里，不是没有人愿意要这种书， 就是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这种书。在来比锡交换的书，只有在书商找到不仅愿意要这种书而且愿意付出代价而把这种书从流通中取走的人的时候，才算销售出去。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产生实际的需要。我们再往下看。

“只要带到市场上的商品总是这样的比例，只要拿来进行互相交换的东西在生产费用上、因而也在价值上都是相等的，一类商品生产的增加就提供等价物以购买另一类同样增加起来的商品。”

是的，然而是不是有任何理由来使得一类商品或另一类商品的希求和需要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起来呢？来比锡的书商的例子完全适于这个推论。如果这些商人把他们去年在市场上交换过第一版的所有书籍的第二版都送到市场上来，每个人的确都多供应了一类商业产品，并烈这类商品作为等价物来购买另一类同样增加起来的商品；可是，对于那些已有很多这种书籍并且再也不需要它们的读者说来，这样的交换和生产平衡又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举例说明——作者继续说——，我们假定一个农场主已经垫支了供一百个农民用的食物和衣服，假定这一百农民为他生产了供二百人用的粮食，另一方面，一个工厂主垫支了他的一百个工人的粮食和衣料以后，这一百工人为他生产了供两百人用的衣料。那末，农场主在补偿上他自己的农民的粮食以后，还有另外可以周转的一百个农民的粮食；而工厂主在补偿上他

自己的工人的衣服之后，也有一百个人的衣料拿到市场上去。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种商品将互相交换；富裕的粮食构成了衣料的需求，同时富裕的衣料构成了粮食的需求。”

为了使世界适应自己的计算而假想出一个与实际世界迥然不同的假想世界恐怕是最荒谬的推理方式了。被假设中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弄得混乱不明的人是不能辨明需要反驳的条件的，因此，也不能辨明使推理错误的条件了。在我们所批驳的例子之中是有好多这种情况的。

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travail sans 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工人消费的再生产为前提。因为他假设总共有二百个工人，其中一百人生产了二百人的粮食，另外一百人制造了同样二百人的衣料；但是，如果他们生产出多于这二百人用的粮食或衣料，那末到什么地方去找消费者呢？同时，他假定劳动分工永远是根据利润比例而确定的；他的假定中有老板和工人，但他没有留一点给老板。可是，如果老板没有任何所得，没有任何利润，老板也就毫无继续生产的兴趣，结果是老板要解雇工人，而且，除非工人为他们自己继续劳动，一切生产都一定停顿下来。这种错误的假定是以一切推断为基础的。我们要考察工人生产超过其消费的剩余部分究竟变成什么，那就不应该忽略组成劳动的必要利润和老板的必要利润的这个剩余。

不仅如此，这种推断是根据那种生活必需品之间的交换的必要性作出来

的。农民不能不穿衣服，手工业工人不能不吃粮食。这个我完全同意。可是， 按照一个人所需的粮食和衣料始终是一些相等的、不可分割的数量，按照这些数量是通过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位的那种永久相等的努力或牺牲得来的，才会由此产生这种既不留下粮食也不留下衣料的、全部的、相等的交换。

为了尽量迁就李嘉图先生的学生的推断和抽象假设，我们只按粮食、衣服和劳动的情况假定工人有三个等级，并且假定这三个等级恰好互相适应； 实际上，在最贫穷的工人与最富裕的工人之间却存在着一百多个等级，而且， 其中每一个等级内的工人在粮食方面的消费决不是与他在衣服方面的消费恰好适应。

工人可以和在爱尔兰的工人那样只吃土豆和牛奶，可以和从前的法国农民那样，吃面包和汤，每周吃一、两次肉。可以像从前的英国农民或瑞士今天的农民那样，吃最好的食物。

工人穿的衣服可以仅能蔽体，今天的工厂工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工人可以穿清洁、卫生、暖和、方便的衣服，我们看见过，同样的工人从前就是这样。最后，工人也可以除了平时穿的衣服，还有准备节日穿的更漂亮一些的衣服；这就是一种繁荣景象，我们也不止在一个行业和一个民族中看见过这种情况。

为了得到所有这些东西，工人终归是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他可以每天只工作六小时，把另外六小时用于娱乐、休息或提高自己的知识。他可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且很好地保养身体，对他的智力或者说精神生活却不注意。最后，他可以不仅为了工作而牺牲他的智力，而且牺牲他的健康， 有时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有时是在劳动中用力过度，有时是在有碍健康的场所劳动或加工有碍健康的材料。世界上到处都有很多工人处于后一种境遇的实例，而且是太多了；我们也看到，不管这种境遇对个人是如何悲惨， 却丝毫没有阻止人类的增加，更多的出生弥补了更频繁的死亡，各种行业始终没有空位。

今天，有谁看不出，只有当工人在这三方面被沦落到所假定的三种处境之中的最悲惨的处境、付出最多的劳动只得到无可再少的食物和衣服的时候，才需要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所假定的交换必要性呢？如果农民没有被沦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他在考虑他将和手工业工人进行什么交换之前，首先要考虑他将同他本人作什么交换，即考虑他是要像从前的希腊人那样喜欢粗衣淡饭，留下时间去提高智力，还是像野蛮人那样去休息和娱乐，或者是选择不懈的劳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手工业工人也同样要选择是休息而穿粗衣或是劳动而穿美服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还要考虑他们要付出多少劳动去进行这些交换。农民可以要求得到很好的食物，却不太考虑穿好衣服的问题，或者正好相反；每个人在作这种决定的时候，都完圣不受他人的影响。那一百个手工业工人可能选择第三等级的劳动，得第三等食物和衣服，而农民则想付出第一等劳动，而只享用最低等的粗衣淡饭。那末，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所假定的必要交换要变成什么东西呢？

如果人们事先不能知道这一百农民和一百手工业者中每个人要选择什么，而且他们像作者所假定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话，那末，人们就很难说他们为了社会福利应该怎样选择了。并非所有劳动都是利益，并非所有休息都是损失。如果在饮食和衣着上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坏得多，但是这个国家正当地利用了它从田间劳动和手工业劳动中所扣除的时间，那末，这个国家却可以比另一个国家优越很多。即使这个国家只把这样的时间用于娱乐和休息，但是，由于财富原应用来娱乐和休息而不是用于其他事情，所以也决不能肯定这个国家不是更幸福的。毫无疑问，在两个极端 之间存在着一个应该遵循的折中之道，但是，这个折中之道应根据道德标准划定，而决不论用数字来确定。

马尔萨斯先生在他最近发表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指出

（第 358 页），“不考虑对于人类同好逸恶劳一样普遍、一样重要的原理的影响，是这种推断的基本错误。”不过，我对于这位善意的哲学家针对工人阶极的劳动无限增加的社会利益所表示的怀疑是十分满意的。①

“现在，”李嘉图先生的这位学生接着说，“假定有一千个农场主，其中每个人都垫支一百人用的粮食和衣料，而获得两百人用的粮食；同时有一千个工厂主每个人也都垫支了一百人用的粮食和衣料，赚得两百人的衣料。在这种情况下，那一千个农场主中的每一个人和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同样感到需要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交换；那一千个工厂主中的每一个人也同样需要把多余的衣料拿出来交换。正如第一个假定中一百人的粮食和衣料彼此进行交换一样，十万个人的粮食和衣科也可以互相进行交换。

“正如每个人的储存增加了一千倍一样，每个人的需求也增加一千倍。” 这一个假定只不过是前一个假定的重复，但它却是更难令人接受的，因

为它所表示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唯有工人是通过毫不停息的劳动挣得生活所需的；在这个社会里，这种劳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闲暇，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剩余，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得拿出自己所生产的一切去和他人交换，否则就会无衣无食，这种普通贫乏的状况就是这种假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有了剩余而任何人都不为了衣食而急于

① （C’estquelquechose ），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家农民有四英①这是马尔萨斯所引述的，见

《人口论》，第 4 卷，第 11 章；以及第 5 版，第 4 卷，第 13 章，第 295 页。

交换，那末只须有一个农场主把自己的小麦留到下一年用或是休息，就会打乱整个的平衡，只须有一个人爱好读书、而不讲求漂亮的服饰，或者喜欢漫游而不讲究丰美的饮食，就会使他的邻人的产品没有需求者。当一个社会按照这种假定真到了这样不合理的状态的时候，它的法官、士兵和医师将如何是好呢？他们贡献什么，又取得什么报酬呢？如果这个农场主去作战，或者他宁愿买取公正和健康而不肯去换得漂亮的服饰，那末，要和这个农场主交换小麦的工厂主又会怎样呢？

“可是，”我们的作者继续说，“我们再假定，由于采用了更巧妙的生

产方法和利用机器，这一千个农场主中的每一个人垫支了一百个农民的粮食和衣料，除赚得两百人的普通粮食以外，还获得了与这些粮食等值的糖、烟草和葡萄；而每一个工厂主垫支了一百工人的粮食和衣料，除了赚回两百人的普通衣料以外，还制出了生产费用相等的丝带、花边、细麻布，而且这些制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和这两百人的衣料相等。”

人们经常利用略去某些中间的某些环节的方法表现自己的学说的高深。我们这位作者好像很喜欢用这种令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错误的假定来掩盖一种抽像的意义，使读者感到惊讶。其实，只要把略去的中间环节加以恢复， 就几乎总能发现在这些环节中隐藏着某种错误理论。

因此，我们就十分清楚地看出，劳动的任何更有利的利用、任何机器的改进，也不会给英国生产出由作者为英国所列出的糖、香料和酒。可能有人们答复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更简洁的说法。请原谅，这决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当他所说的生产方法和机器的改进使雇用一百工人的一千名农场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的时候，根据作者的假定，他们土地上生产的小麦、肉类和草料就增加一倍，这一切都是农场主和工厂主绝对不需要的。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主由于机器的改进而使织袜机、制呢机、织布机的功率提高了一倍，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机器生产出丝带、花边和刺锈来， 只是织出了比本国的消费量多一倍的同样的袜子、同样的呢料、同样的麻布。所有这一切，如何能够变成我们的作者所要给我们指出的能够享用的华美的物品呢？毫无疑问，要通过交换，通过对外贸易。但是，这不正是假定中的问题吗？如何能够肯定那些用很少的劳动就能产生更多的食物的热带国家需要用英国的小麦去换取它们的糖和香料呢？又怎样确定法国用本国的酒去换羊肉或使弗吉尼亚用当地的烟草去换土豆呢？或者说，怎样能使一半工人放弃织袜机、制呢机、织布机而去从事生产丝带、花边、细麻布的手艺呢？我们正在寻求克服生产过剩的方法，但他怎样肯定由于他本人所假定的必需物品的消费受到限制，生产者恰好在达到够用时就自动停止生产，而利用所有共余时间、其余手段来生产华美的物品呢？

十分奇怪，我们的作者的理论缺陷最大的部分就是他叙述中用明显的谬

论来掩盖的部分。可能有人说，他认为谁也不会对他谈英国农场主由于改进耕犁而使用土地生产糖的享提出反驳。谁也不能相信他是这样思想的，谁也不敢承认他不懂得作者的话。但是，会不会有人要问他：他本人是不是真懂得他自己说的话呢？

无论是农业或工业的哪一部门多利用了劳动、机器、资本，第一个后果就是使这一部门的产品超过原来的需要；所以，不是应该提高这个需要，就是应该使这些劳动、机器、资本转到其他生产中去。但是，怎样进行这种移转呢？有什么需求决定这样做呢？我们的作者丝毫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很明显，粮食和衣料方面的生产和需求将会和原来完全一样。农场主本人所不愿意消费的糖、葡萄和烟草，将用来交换工厂主本人所不打算消费的丝带、花边和细麻布。因此， 这些不同的物品相互成为等价物，相互成为购买者，商品的需求也正好按生产的比例而获得提高。”

这里，我们还要要求我们的作者不要略去他的理论的中心环节。谁需求呢？谁享受呢？是老板还是工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根据他的新假定， 我们有了一种过剩产品，即劳动的利润；但这是留给谁的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因为在道义方面，要知道应由谁获得劳动发展的好处，国家从这里面获得什么福利；其次，是因为在经济方面，消费者的人数对于消费的范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既然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就必须把这两个假定分别研究一下。首先， 假定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他们增加了产品而提高了，结果是工人劳动六小时挣到了他们从前劳动十二小时所挣得的工资；他们也就应该决定：是把这一半不必再寻求生活必需品的时间用于休息、享受和智力修养上呢，还是仍然从事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而以这种代价换取奢华的享受？有人对我们说，酒可以换取花边，烟草可以换取丝织品；但是，人们在一部分消费者的酗酒与另一部分消费者的轻佻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比例呢？怎样能够保证使人们减少劳动的兴趣而提高对生活享受的爱好，而且使这种爱好完全随着劳动力的提高而增加呢？既然人们在逐件得到奢华物品时只得到一种不大的快乐，那末，怎么能保证让人们付出更大的牺牲来寻求这种快乐呢？有谁能证明：一个农夫不穿带花边的细麻布衬衫、绸大衣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少受些累，把身体保养得十分健壮，并且可以毫不考虑工厂主是否有相应的生产而自己少生产一些，却为了享受穿带花边的细麻布衬衫和绸大衣扶犁的快乐竟愿意去冒寒露、炎日和严寒呢？

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而且商业的历史也非常清楚地告诉过我们，劳动产品增加后获得利益的并不是工人，工人的工资丝毫没有增加；而且李嘉图先生本人也曾说过，如果要使国家财富不断增加，就决不应该提高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一种不幸的经验也正是这样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几乎总是按劳动产品的增加的比例而降低的。那末，从公众的福利方面来说，财富的增加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我们的作者假定过：当十万农夫辛勤劳动的时候，一千个农场主在那里享受；当十万手工业工人辛勤劳动的时候，一千个工厂主发财致富了。所以，能够多享受一些奢华的轻佻幸福的。不过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当机器和资本的发展使生产不断提高的时候，这百分之一应该消费整个劳动阶级全部剩余产品的人是不是能够消费得了呢？根据作者的假定，国家的产品增加一倍，农场主或作坊老板的消费就提高一百倍，那末，今天发明的许多机器使国家财富增加到一百倍，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够抵偿生产费用了，每个老板今天就应该消费足以养活一万工人的产品了。严格地说起来，我们知道，一个富人是能够消费一万个工人所制造的产

品的，作者给我们指出了各种来由的丝带、花边、丝绸就是富人的消费品。然而，仅仅一个人是决不能消费掉同样比例的农产品的，李嘉图先生所说的为了交换而生产的酒、糖和香料，对于一个人的饭食来说是太多了，这些东西是销售不出去的，更确切地说，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相应比例——这似乎是他整个学说的基础——就不能维持平衡了。

“可能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继续写道，“按照需求不断随着生产的比例增加的原则来说，人们就无法解释在无政府状态下商业所产生的过剩和停滞的现象了。我们可以毫不为难地回答说：过剩是由于一类商品生产增加了，以后没有与它等值的另一类商品相应地增加。当我们假定的一千名农场主和一千名工厂主相互交换他们的生产品并互相给对方提供一个市场的时候，又有一千名新资本家也来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且每人也都雇用一百名农业工人，毫无疑问，他们就会立刻造成农产品的过剩，因为应该用来交换这些农产品的工业品没有同时相应地增加。但是，这些新资本家中，如果有一半变成工厂主的话，他们生产的工业品就足能拿来交换另一半资本家的需要加工的产品。这样，就会恢复平衡，一千五百个农场主和一千五百个工厂主就会和原来的一千农场主和一千工厂主互相交换产品一样，毫无困难地交换自己的产品。”

从我们短短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李嘉图先生的著作中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李嘉图先生和他的学生都是喜欢提不能实现的例子的。这种推理方式有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就是使人们对于 他们以后所提出的、用来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法的不现实性不再感到奇怪。资本家突然把一个文明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一倍，使农业工人增加一倍、使土地生产总量也增加一倍的新国民从地下钻出来：这似乎都是只有在神仙之国才会有的事情；即使人们承认有这种假定的事情，也会由于必须迫使在魔杖一挥之下诞生的一半资本家和一半工人放弃农业而去从事手工技艺，感到恢复平衡特别困难而不欢迎这种作法。

但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看来似乎是幻想、而实际上却实现了的农业变革的时代，我们可以评论一下他的纠正方法。人们是不能使文明世界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的：但是，人们可以把未开垦的地方耕种起来，政治革命、财政制度的改变和和平环境，使几乎相当于旧农业国的全部收获量的货物同时来到了旧农业国的港口。俄国最近在黑海沿岸开发的广大省区，改变了政府制度的埃及，禁止海盗行为的北非，突然把敖德萨、亚历山大里亚和突尼斯粮库的粮食都倾卸到意大利的港口来了，并给市场送来了那么多的剩余小麦， 以致整个沿海地区的农场主的企业都亏了本。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没有躲过新国家（美国）的广大地区所发生的类似变革，这个新国家把密西西比河畔的土地都耕种起来，并把它全部农产品输出国外。新荷兰（澳大利亚）的势力终有一天会使英国的工业破产，即令它不能用运费过高的产品使英国工业破产，至少也会用易于运输的羊毛和其他农产品使英国的工业破产。毫无疑问， 工业技术将和农业技术齐一步调，这些新的国家将变成它们的市场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也是人类的愿望；不过，这将是好几个世代的事情，也许是多少世纪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使生产不超过需求，不发生任何过剩和灾难现象， 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提出了什么意见呢？要一半新资本家变成工厂主。这个意见不能真正适用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或埃及的贫农。在大西洋彼岸地区或者澳大利亚建立新工厂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那末，就必须由原来的经营农业的人让位，而恢复平衡。但是，要使意大利或普罗文斯的乡绅承认他所继承的祖产毫无价值了，而且相对没有价值了，他只有把它撂荒，抽出经营土地的全部资本去建立一个工厂，这难道是轻而易举的简单事情吗？他宁肯等着这笔资本被破产的竞争完全吃掉，分文不剩，也不肯这样做，他只有实在穷困

不堪的时候才会放弃农业。于是，为了适用给我们指出的公式，必须使欧洲从事农业的资本家的人数等于向欧洲市场输送黑海、美洲或非洲的小麦的新农业资本家的人数的一半。他们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也应同时改行。

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农产品超过工业品，造成商业界叫苦连天的停滞现象的也不是农产品；至少在今天，我们看得更多的是有很多工厂，不顾公众的需要和需求，把大大超过公众购买力的产品倾注到市场上去，虽然这种限制需求的购买力确实与消费的需要不成比例。我们试问，在一个土地已经完全耕种起来的国家，要把工业方面的多余的资本完全投到土地上去，并且进一步开垦新的土地来恢复平衡，难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这些几乎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全国产业的彻底改变，难道能够及时补救每年的动荡吗？当某一个产业部门相继发生停滞过剩现象时，它们的效果能够抵得住生产不断超过需求的过剩吗？

此外，虽然农村产品与城市产品的交换是各国的主要贸易，但在大多情

况下，这决不是唯一的贸易，在这种交换中所假定的平衡不仅不能使一个国家工业的巨大变化的方式简化，而且会破坏它。每一种特定的产品都必须与某个阶层的买者的希望、需要和支付能力相适应。但是，这种希望和需要是不断变化的；这些买者并不在生产者的眼前，而是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个学者用尽自己的一切研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一市场的需要范围，一个政府倾其全力也无法了解这一点，生产者又怎样能够了解呢？他们甚至不想了解这件事。他们只是尽力在争顾客。只要看一看，在这个人类世界上，从这一端到另一端都存在着竞争，就足以证明生产超过需求了。只要这种竞争不断延续下去，一味以更便宜而非更量的价格去推销商品，商业是决不会恢复平衡的。

“当一种商品或一类商品的生产不管其他商品的生产而单独提高的时候”，我们的作者最后说，“就会发生滞销或销售困难现象。但是，当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时提高的时候，各种不同的商品就会互相购买，生产的提高和需求的增加就会相适应了。”

当然，在商业中，普遍滞销比部分滞销少得多；在今天，提出一个明显而又不幸的例子也许更谨慎一些。但是，如果李嘉图先生的学生肯于向自己周围看一看事实，他就会发现这种普遍滞销也是可能的。旧大陆的所有工业城市普遍响起了恐慌的呼叫，而新大陆的所有乡村也一齐呼应。各地的商业都同样萧条，都遇到了无法推销的情况。这种灾难至少已经开始五年了；不仅没有停息，而且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进一步扩大之势。在我们所了解的各个行业，都存在着人浮于事的情况；既然没有任何行业要求使用更多的人力， 作者向我们所说的那种平衡如何能够恢复呢？

工人的困窘是最为严重的，因为他们和农人不同，他们的生活资料完全依靠交换。这种困窘在英国特别严重，因为英国的工厂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都多。当人们看到诺丁汉的织袜工请愿书时，是不能不感到毛骨悚然的。“我们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以后，——他们说——，每周只挣四至七个先令来作我们和我们的妻子与全家的生活费用。我们已经用面包和水或是用土豆和盐代替了英国人饭桌上过去一向非常丰富的更有营养的食物；但是，我们声明，在一整天疲惫不堪的工作之后，我们往往不得不躲开孩子，让他们不吃晚饭就去睡觉，以免再听啼饥喊饿的声音。我们郑重声明，在最近十八个月中，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时一刻不受苦不挨饿的。”（《爱丁堡评论》，1820

年 5 月，第 334 页。）

人们曾多次宣称平衡已经恢复，工作重新开始了；但是，每次只要有一项需求就掀起一个高于商业实际需要的波动，而且这种新的活跃会立即带来一个更难忍受的滞销现象。在比利时、德意志和其他国家，人们为抵制外国货而组成的一些爱国团体，也是这种普遍灾难的悲惨的标志。今天，在人们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既不是哲学家们的学说，也不是各国政府的学说， 而是人们看到处处有灾难才采用的学说。农业产品的过剩现象所以不那样明显，首先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只出售自己的剩余谷物，他们遭受的痛苦不如从事工业的人那样严重，从事工业的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全部劳动，才有饭吃； 其次是因为人们并没有像发展工业那样发展农业；但是，归根结底，农业也是处在萧条状态的：产品的价格只能勉强补偿生产费用；在英国发生的农场主普遍破产的情况说明，必须缩减农业企业，而不应增加，人们遇到的是普遍的停滞，生产的提高不仅没有提高需求，反而降低了需求，这个结果，与李嘉图先生的主张恰恰相反，甚至和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恰恰相反。

人们看到欧洲的这场严重的灾难，是不能不尽心竭力全面考虑用什么可以消除这些灾难的方法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前面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方法都是间接的，而且只能缓慢地实现。然而，我们指出了不应该执行的和不应该接受的建议；我们主张，消费能力不一定和生产能力同时增长，只要是尽力推动各方面生产、甚至可能是在加重我们所不能享用的虚伪财富的重压，以致使我们不堪其苦的时候，还说是为祖国、为人类服务的人，能在思想上发生一点怀疑，就可以认为我们的精力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