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家希望人口怎样增加

我们论述土地财富时已经谈到，某些国家的经营方式十分残酷，它们给予家族虚荣的保证也完全违反公众的利益，因而使地主不肯采取较先进的经营方式，这种行为既不合理又不人道，而且与建立所有权的宗旨背道而驰。但是，一般说来，在指出社会制度与人口增加的比例不调和时，我们所听到的却是主张鼓励增加人口的多，限制人口增加的少。有时候，地主本应容许人们进行一种生产劳动，他却拒绝了，虽然这样拒绝生产劳动终归是有限度的。一个国家如果榨尽土地所能生产的全部生活资料，它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样它只能享受到质量最低的生活资料；把后备土地全部垦种的国家，也是不幸的，因为这样它就没有任何应付意外需要的后备力量。土地所有者是保护社会不受这种人与人竞争的危害的人。如果人们都被迫去到难以忍受的工厂里当工人，被迫付出最大强度的劳动而只能领取一份最微薄的生活资料来勉强维持生活，那就是使他们用生命竞争了。地主倘能使任何人都不倦入这种疯狂的竞争，对谁都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的制度使社会毫不需要的人口诞生，使某些阶级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手段，以致有少数人不得不陷入这种竞争，已经是最大的缺陷了。

一个国家，只要它的能够给农业劳动带来丰富报酬的土地大部分荒废不种，而只生长一些天然产品，已耕土地又经营得非常不利，土壤不加改良， 沼泽没有疏干，丘陵没有防止坍落的保证，农田没有抵抗自然灾害侵袭的设施，而且这一切之所以未能完成，仅仅是由于缺乏劳动力，那末，为了农民和依靠农民劳动而生活的全国人民的幸福，就应该增加农民人口，使农民阶级能够完成这些需要他们完成的任务，因为这里有他们的丰富的报酬。

如果消费者缺乏工艺品，或者他只能用和工艺品的价值绝对不成比例的高价才能买到这些工艺品，如果他由于买不到所需的家具衣物而不得不用自有的粗糙制品自给，如果他的享受由于所用器物不便和有则用无则缺而受到限制，就应该增加手工业人口，因为根据人们所感到的需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增加这种人口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可以提高其他阶级的享受。

如果一切劳动对农业和工业以及为工农服务的商业都迫切需要，并且同样能增进公共福利的保护社会行业感到人力不足时，就应该使人口继续增加，以便使国内秩序、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健康得到更好的护理，灵魂得到更好的食粮，智慧获得进一步的发挥，并且使社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征募消耗人口最快的陆军或海军的兵员，以抵抗外敌的侵略。

只要需要增加人口，人口就会立即诞生；但是，为了使人能够在所属范围获得一个固定的职业，决不是只让人诞生出来就够了。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耕种的肥沃土地很多，土地附近众多的人口却没有任何能够利用这些土地的机会。这些土地是少数家庭的财产，它被宣布为不可分割和不可出让，它只能根据长子继承制转给一个所有者，却不能长期出租，也不能当作抵押。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生产所必需的资本，也无力给有这种资本的人以任何保证，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投资。因此，罗马的失业人口要求工作，荒废的罗马农田要求工人，都毫无结果；这是社会组织不良；这样的社会组织一天不改变，工人就有一天要困死在地边上，土地会因为无人经营而再变成荒野： 这样，人口不但绝对不会增加，反而要进一步减少。

在工业方面也是这样，尽管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国的富裕地主需要各种奢侈品；尽管道路不便使远途运输给本国的工业带来较高的报酬，压迫和奴役终归耍扼杀低层阶级的一切能力和经营企业的精神。在其他地方，使人破产的垄断权、不合理的特权、令人痛心的侮辱、无知、野蛮以及缺乏安全保证等等，都是使工业不能发展，使任何推动工业生产的资本不能积累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加决不能提高工业生产；虽然出生率在一定年限内增加了一倍或三倍，却不能多增加一个工人，而且只会造成速度相同的死亡率。这是社会组织不良，这样的社会组织一天不改变，人口就一天不应增加。

保护阶级是依靠其他阶组生活的，正像它依靠其他阶级来补充自己的人口一样。要想有众多的人口维护社会，并不是只多诞生婴儿就能解决问题的； 没有一定的富裕财产，父亲就永远不能把孩子养大成人，国君也永远不能使他们成为士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海外事业将会吞噬掉整个人口；可是， 如果社会组织良好，战争和海外事业只用多余的人口就够了。

最后，人口永远是按照劳动的需求来调节的。只要有劳动需求和供给劳动的充足的工资，挣这份工资的工人就会诞生。人口的发展能力是很大的， 永远能填满空余的位置。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是永远能生产出来的，必要时还可以由国外输入。要求一个人诞生的同样需求，也会给他赖以为生的农业劳动带来报酬。如果没有劳动需求，工人在经过一场挣扎以后就会死亡， 可是，在他的斗争中受害的并不是他一个：所有他的同事以及他的竞争对手都要和他一起受害。那时候，能够维持他生活的、他将无力购买也无法要求得到的生活资料，也就会停止生产。因此，国民的幸福决定于劳动的需求， 而且是决定子不间断的经常的需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需求是时断时续的，它就会在培养起工人以后，紧接着又会使他们遭受痛苦和死亡。还不如根本不使他们诞生哩。

我们已经谈过，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收入则是由国民财富产生的：而国民财富又是通过劳动才形成和增加的。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人们不断地沿着一个圆圈循环，果要变成因，因又变成果。但是，只耍此一行动和另一行动配合得好， 各方面就都能前进：只要有一个运动落后，它本来应该和其他动作互相配合却脱离了正轨，那时一切就都要停顿。根据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增加一份财富，就应增加一份收入，增加一份收入，就应增加一份消费，随后是应该增加一份再生产的劳动，和增加一定的人口：最后，这种新的劳动反过来又增加财富。但是，假使措施不当，以致这些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加快了速度，

不能同其他环节相配合，就会打乱整个系统，于是，预期使穷人获得怎样的幸福，反而抬他们造成了同样深重的灾难。

只要一个社会所占据的国家有养育新人口的资源，能使这种人口过富裕幸福的生活，而这些资源却没有被利用起来，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根本没有达到。对全世界广施幸福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宗旨；一切受造物都有它的用途， 人和人类社会必须适合造物的这个宗旨。

一个政府利用手段压迫本国群众，不顾正义和秩序，阻碍农业和工业进展，使肥沃的土地继续荒废下去，它这种暴政不只是犯了危害本国人民的罪， 也犯了危害人类社会的罪，因为它使整个社会普遍遭受了痛苦。这种暴政破坏这个政府所占据的国家的权利，同时也破坏了所有其他民族的享受，其他民族有权利监督这样的政府。这并不只是因为北非国家组织了海盗队伍来抢劫欧洲人，欧洲人才能向他们清算抢劫的帐目，也是因为这些国家使欧洲商业所需要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荒漠，它们破坏了自由、安全、农业、商业和人口。欧洲人在这块非常良好的地区可以找到丰富的生活资源，这个地区的位置在交换欧洲商品方面也十分便利，只要非洲人回复到亚德里亚奴斯时代的状况，欧洲人就可以在非洲人的财富中为他们多余的工业品找到广阔的市场。阿尔及尔的国君或摩洛哥的皇帝的压迫，不仅使非洲受到危害，也殃及了我们的各个工厂。

现在有人很愿意提实际上一直没有人遵守的原则。哲学家和爱好自由的人们主张：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别国的内政，不管那个国家当局溢用职权的情况如何严重：只有当这个国家当局的行为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时候， 外国才能过问。对于暴君比对于自由国家更为有利，人们相互间的需要以及彼此所能做出的好事和坏事，隔断了它们之间的来往，否定了这个对于暴君比对于自由国家更为有利的原则。恰恰是因为本国人民挨饿，我们才有权过问邻国人民澄用天赐产品的行为。由于一种对财产的不正确的拿重，建国君的地位也成为私有的了。但是，所有权本身的建立，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国家当局之所以负责保护私有权，是因为人们在法律和行政机关管理下的社会中，是按照个人利益来追求全体利益的，这种个人利益可能发生偏向，所以国家当局应该在必要时加以限制。但是，在独立国家之间所组成的广大人类社会中，并没有约束各个国君贪心的法律和总政府。这些国君的利益及其属民的利益并不一致；如果国君要维持自己的暴政，他们的利益就和属民的利益相对立；即使人们可以认为北非人对北非地区享有无限制的所有权，也不能把奴役北非人民的那些人的所谓权利混为一谈。

但是，当这些可居住的土地有四分之三困当地政府施行暴政而夺去它应养育的居民的时候，欧洲的很多地区却受到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灾难的威胁， 欧洲再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了，欧洲的人口超过劳动需求的比例了，而且在这些过剩人口陷于贫困以至死亡之前，使依靠他们的劳动生活的所有阶级同样和他们一起遭了灾难。任何地方发生这样灾难，任何地方发生只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人得不到工作，并且眼看着自己周围有丰富的生活资料而自己无力购买以致贫困而死的时候，造成这种不调和现象的根源，总是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在一种盲目的热情驱使下，破坏了自然建立的平衡。宗教的规矩、法律、社会组织都曾努力使社会毫不需要的人口诞生，同时，以增加财富为目的的立法者不是尽心竭力提高人类的幸福，而是一心想尽少地使用人类的劳动力来完成所需要的工作量。甚至在消费量已经大大减

少、市场停顿的时候，仍然常常看到政府还在以同样的热情，一方面增加出生的人口，一方面继续缩减各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于是，有关社会各方面进步的比例遭到破坏，形成了普通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