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对增加人口的鼓励

各国政府几乎都把增加人口当作巩固和保卫国家的方法，它们认为出生率高子死亡率永远是繁荣的标志，它们并不充分考虑它们渴望得到的新公民将来怎样生活和是不是有能够养活他们的某种收入，以及使他们获得工作的某种行业，它们只是竭尽一切力量鼓励结婚，使每对夫妇尽多地生育。为此，

它们规定授予多子女的家长以荣誉勋章，发抬金钱奖励，或者至少豁免他们的赋税。但是，政府所给予的这些恩惠决不可能完全补偿教养众多子女所不可少的一切负担；而这种鼓励如果没有神职界的大力支持，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政府对移民制造的障碍带来了一种更为现实的不幸。人，特别是穷人，对于自己的习惯和出生地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们往往只是出于一种出发点十分正确的严重畏惧心理跑到异乡；他们所以决心远离故上，只是迫于需要，在家乡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和能够糊口的方法。迁移的手工业者是自己受苦同时又使别人受苦的人，他们只有离开祖国才算对祖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所有港口都应该允许这些不幸的人自由出入并给与各种援助，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立法不当的牺牲者，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弟兄而离开他们的弟兄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几乎到处施行严格的移民限制，想方设法阻

止移民出境；在 1816 年欧洲义荒时期，各国都无力养活本国的公民，政府

理应采取措施，保护、帮助它所不能养育的祖国儿女顺利出国，并且保证他们能够繁荣发展；可是，它们却采取了特别严格的措施，反对招工人把本国公民送到美洲或俄国去，特权阶级的报刊还不断地宣傅招工者如何骗人，和听信他们的人将遭受怎样的困难。

这些错误要同另一种更加普遍、更加危险的错误比较起来，还不算十分严重，更严重的错误是鼓励人们进行消费者所绝对不需要的生产；为了完成这种劳动，首先培养出一个新的穷人阶极，千方百升增加他们的家庭人口， 通过保护关税制度和一种完全人为的方法，利用这些人使某种工业维持一个时期，以后又不得不把他们遗弃在困苦的境地，使他们同贫困挣扎。

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被摈弃在其他社会阶层以外的阶级，这个阶极如果是农人，他们不是失掉了自己继承的遗产，就是失掉了自己的对分制土地； 如果是商人或手工业者，他们就失掉了自己的微薄资本，他们不得不每天替外国老板卖苦力来维持生活。一个国家，如果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多，它就算是幸运的，绝对没有这个阶级的国家是没有的。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没有保障的时候，既不考虑结婚，也不打算为供养他人而增加自己的负担。但是， 一旦有新的劳动需求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他们很快就会为满足这种头等自然要求，而在婚姻中寻求新的幸福。如果工资只是临时提高了，例如，政府大力扶植的一种企业突然大大发展起来，临时增加工资的工人有了富裕，都会享受一下结婚的幸福；可是不久以后，当企业不能维持而开始衰落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由于与劳动需求不相适应，紧接着就会陷入最可怕的穷困。

各国人口过剩的原因，正是由于劳动需求的变化和贫穷的手工业者的生活经常动蔼不定。过剩的人口既已来到世界上，在找不到维持生活的职业时， 他们就只好满足于最低的、勉强度日的要求。的确，世界上最个人难湛的事大概莫过于自愿忍受这种状况了。在某些行业里，这些人不得不住在非常污秽、使人经常恶心的地方；在另一些行业里，他们的劳动可以引起痛菩的、不可避免的疾病：有很多劳动是使人感觉迟钝、精神颓废的，正如使身体衰弱下去的劳动一样，有很多行业只雇用童工，使儿童们一出生就陷入可怕的贫困，使他们只能活到十二岁或十五岁：舆论强烈谴责这种做法非常无耻， 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各个阶级永远不会有空位，一份非常微薄的工资，一份使人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就能使人忍受千辛万菩。因为社会逼得这些人

无路可走：他们只有满足这种残酷的命运，不然就不要想活。

如果政府用这些不合时宜的鼓励，使不幸的工人在自己希望用劳动换得收入这个问题上受了驱，他们就有更要自我欺骗的危险；如果政府鼓励建立的社会组织是使一无所有的人增加人口，使度日难艰的人增加人口，使对自己所供应的市场毫无了解从而完全听任老板摆布的人增加人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讨论硕士财富时已经谈到。这种听人摆布的情况是怎样随着农民从土地获得的直接利益的减少而日趋严重：我们谈过，农民在被迫完全变成一个短工时的地位是多么不稳定，我们也谈过，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人口和所需求的劳动怎样不能适应。在讨论商业财富时，我们也谈过，手工业者对于本行所供应的市场越不了解，他的地位越加不利；他也越难断定要给子女留下怎样的命运，因而完全无法按照劳动的需求来增加家庭的人口。关于这个阶级不稳定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以后还要谈，这里只是附带提一下。公共慈善事业，也可以就是鼓励社会增加它所不能维持的人口的事业。

这种慈善事业越正规，组织越完善，就会像英国那样，越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不幸的人好像性定是受菩来的，他们从小就遭受贫困和痛苦，他们确实是最使人怜悯、最能引起善心人救助的对象。可惜，乞丐很快就理解这一点，他们把子女当作求乞的工具了。他们并不认为教养子女是难事，而是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他们越使子女受苦，得到的施舍越多。因此。举办公共慈善事业，只能增加个人的痛苦，救济院是按穷困家庭子女多寡分配救济品的，在英国，甚至在美洲的沿海城市，穷人都有权每周从本堂区领取救济， 那末，济贫税不妨说是鼓励增加贫穷人口的奖金了。

当社会组织还没有分为劳动阶级和占有财产的某种阶级时，当广大群众还把劳动收入和某种土地或商业财富收入联在一起时，只是舆论就足以防止贫困的鞭打（灾难）。农民变卖他父亲的遗产，手工业者浪费少量的资本， 一向是可耻的行径。一个人偶然遭受意外危害而作了乞丐，或者他为避免作乞丐而至少降低自己的地位，他的邻人只要不是对这种情景的不断出现熟视无睹的话，就会立刻善心地来救济他。但是，在欧洲的现代制度下，特别是英国的现代制度下，短工人口数量很大，几乎完全代替了农民和手工业者， 可以说几乎一切城乡中的生产都工厂化了，注定永远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注定永远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对于沦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他们怎么会把随时可能被老板解雇当作可耻的事情呢？老板解雇他们，大概不是因为破产而关闭了工厂，就是他用机器代替了人工劳动。群众是公道的，他们决不会把自己造成的灾难看成是可耻的事情。

当舆论对于求乞现象不再谴责，穷困的原因日益增多时，虽然有更严重的灾难或更纯洁的受害者要求救济，人们的慈悲心也会很快就涸竭的。况且， 这种增加乞丐的危险奖金，一向是使救济越来越感不足。这种灾难，在英国几乎已达极点，它一年要用八百多万英镑来救济九十多万穷人，如果没有一场可怕的灾难彻底改变这种制度，救济款额和穷人人口还有逐年增加的危险。

现在，有人提到取消所谓本堂区的救济，要把救济乞丐的事情委托给国家了。无论这种救济力量多么大，也决不能抵销人们强加给它的重担；改变制度就会引起可怕的灾难：将要饿死的人数超出人们的想像；即使这些人甘愿死去，即使这些被置于社会保护之外的广大群众不能推翻使他们受苦的政体，国家也无力担负将落到自己身上的救济重担。应当寻求更好的方法。必

须消灭的不是贫苦阶级，而是短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①

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英国才能安定，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一旦老板体会到他和他所展用的工人有相互连带关系，他就会看出： 降低工人工资对他没有任何利益，而且会自动同工人合作，与工人分享企业的利润。但是，尽管我们看到了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却不敢冒昧地指出具体实践的方法。

保护阶级的人口也给另一个社会阶层带来同样的灾难。战争经常使作父亲的认为，必须多生一两个儿子才能传宗接代：瑞士人到外国服役已经成风， 于是引起了需要这种输出的本国人口过剩。苏格兰高地的人往往是为进行公私战争而培养的：在这些山野地区，必须出生足够的人口，来补充死于每天发生的战斗的人，以免农牧业陷于停顿，而维持全国的生计。如果在战争之后进入了平靖岁月，国家将会以人口过剩为累赘，因为多生育的习惯已经养成，而且根深蒂固，人们不因此经受一番痛苦，是不想改变它的。

战争使海陆军军衔增多了；复杂的行政使各种行政人员的职位增多了； 对宗教的虔诚使牧师的位置增多了。所有这些人，都靠年金过活，相当富裕； 在他们中间，谁也不了解或者不能确知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资金，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他们往往按照目前的富裕情况来养育儿女和增加家庭人口，他们盲目地把希望寄托到未来。但是，他们一死，年金立即停止，他们的子女紧接着就陷入贫困，而且由于他们受的是放任教育，这种痛苦就会显得更加严重。法律和军事条令要求军官、职邑、牧师⋯⋯一切靠年金生活的人推迟结婚，尽管开始制定这些条款时显得十分严刻，但是它们能使一个痛苦最深的阶级摆脱困境，所以毕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