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其起源第一章 政治学的双重目的

政治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组成社会的人类谋求幸福。它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他们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同时，它也要寻求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任何一种政治科学都不应当忽视立法者努力奋斗的双重目的，即一方面要全面考虑人通过社会组织可能获得的幸福，另一方面要使所有的人共享这种幸福。如果立法者为了使所有的人得到同等的享受， 而不能使某些杰出的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他不允许任何人出类拔萃， 如果他不能为同类找出一个模范，作为寻求公共利益的先驱，那末，他就没有完成立法任务。如果只是以造成一些特权的人为目的，使一小撮人高高在上，而使其他一切的人因此受苦受难，那就更不能说他完成任务了。在某些国家里，人们并不受苦，但是他们也没有相当的余暇或相当的安闲去尽情享乐和钻研学问，这种国家即使给予下层阶级很多的幸福的机会，它也只算是一个半文明国家。在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匮之，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斫丧，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第一篇政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其起源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

相反地，如果立法者既不忽视少数人的发展，又不忽视所有的人的幸福， 如果他组织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不但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保护，受到教育， 精神焕发，物质充裕，那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天下最崇高的一项任务。正是由于抱着这样一个神圣的目的，立法学才成为谋求福利的至高无上的学问。它既考虑全民族，又考虑每个人；它保护那些由于我们一切制度的不完备而不能自保的人；它所维护的不平等不再是一种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它所以特别重视某一些个人，那只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新的为全人类造福的人。

但是，在任何政治科学中，都没有像立法者这样忽视上述的双重目标的这个或那个。有些人坚持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差别。他们在估计一个国家的繁荣情况时，总是拿整个国家的财富、权利和文化来同每个人的那一份相比较；他们发现强与弱、富与贫、闲与忙、智与愚之间的距离以后，就下结论说：后者所以劣于前者，是由于政治上弊害过大。另一些人总是抽象地考虑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他们一旦看到各阶极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发现有表示反对的方法（像在古代共和国那样）时，就说这是自由制度，哪怕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奴役下层阶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一旦看到一个国家（如革命前的法国）的著名人物才华出众，见解高深，哲理无穷，文笔生花，就认为这种社会制度最文明了，哪怕那个国家的人口有五分之四是文盲，所有的省份都处于洪荒的状态。他们一旦看到财富无限，农业完善，商业繁荣，工厂不断制造各种精美产品，政府的公帑 用之不竭（像英国那样），便把拥有这些东西的国家叫做富足王国，而毫不考虑那些靠双手劳动的人们，那些创造这些财富的人们，是怎样陷入极端的贫困，他们每年有十分之一耍仰赖公共救济；同时，在那所谓富足之国中，有五分之三的人不得温饱，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所谓穷国一样。假若不是由于共同的科益，不但过去不会有人

类社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存在，就是现在也不能保持它不垮台。如果大家不是以这种追求共同目标的信念作基础，那就不会得到任何的权利。秩序所以存在，是因为参加这一政治组织的广大群众认为在这种秩序之下可以自保； 政府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代表所有的人，保证所有的人获得他们所期待的共同利益。

因此，虽然社会中的各种财富分配得不均匀，但是只要这种不均匀有利于所有的人，它们就会得到保障。如何使某些人尽可能得到最高的待遇，如何使这种对个人的差别待遇极有利于全体，如何使一切公民免受共同的灾难，如何使每个人不致由于同一社会成员姿意妄为或利欲熏心而受损害—— 这一切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全民福利的发展都是同样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