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银行券变成纸币的危险

在有全国流通银行的国家里，为了保证一切财产的安全，必须对于银行券变成纸币这种十分危险的过程以及为这种改变进行解释的诡辩进行严肃的研究。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把银行看作是可以任意采掘的露天矿藏；它们按照需要随时发行新银行券。但是不要多久，人们就不再信任这种银行券， 而且立即到银行去兑现。政府感到束手，就采取惯常的手段，横不讲理了。它们拒绝立即支付，并且命令全体公民要和接受金属货币一样接受这种变成纸币的银行券，规定一切债务人使用这种纸币清偿债务。

一个国家的货币与这个国家的财富以及时富的流通活动有着一定的比例

关系。同样的银币一年内可以进行许多不同的交易；但是，在按金钱出售的价值的总额和用以支付这些价值的银币的数额（这个数字是随着银币流通的速度而增多的）之间，却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等差。如果各项交易一年的贸易额是五亿法郎，那就要有五亿法郎的货币由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同时要有等值的商品或劳动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可是，在第一个数额中，已经用于一项交易的同样银币，还要用到第二项交易上，然后再用到第三项交易上。由于谁也不能把这些银币消费掉，所以每个人收到这些银币随后还使它们脱手；商品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每枚银币一年用于十项交易，那末售得五亿法郎的商品只用五千万法郎的银币就可以买进来。如果每枚银币用到五十项交易上，这同样的数字用一千万法郎支付就够了。①

无论如何，人们也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一个国家所进行的交易次数和全部成交所用的货币量，也不能准确地知道货币的流通如何迅速。对于这几个不同问题的推测意见是非常分歧的，程度的严重也使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警惕的、从所谓数学政治中得出结论的许多例子之一。可是，不管这些数额如何，可以肯定，它决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所有的货币量。这个国家的制成品和所需要的产品都不会因为货币或代表货币的东西十分充足而有所增减。在这样充足的情况下，握有货币的人也不会为了使他们的闲置资金生息而过分急干脆手或过分拖延出手。

不管这个比例如何，它却在政府不如干预和毫不了解的情况下确实建立起来了。即使这个国家用于流通的银币过多，也决没有理由说存有银币的人愿意把它在钱柜里比平时多存些时间。任何无益的停滞都会使他损失利息； 因此，他总要使这些银币流通，而且，在国内找不到有利的用途，总会有人把它输出国外。如果禁止出口，就会有更多的闲置银币留在国内，结果，不是不能使用这些银币的人蒙受严重的损失，就是由于银币跌价而引起走私活动。当禁止出口的措施非常严密、以致完全不能出口的时候，国内流通的全部货币势必跌价，而且要一直跌到不能超过的等差为止，也就是最后跌到用流通次数去除当年出售和支付的货币总量所得的数值为止。

发行纸币并不能使以前国内发行的纸币所进行的买或卖有所增加。但

① 这里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以国家财产作担保所发行的纸币，于 1789 年至 1797 年间在法国流通。—

—译者

是，如果货币流通的速度仅仅是商品流通速度的十倍，就必须使发行的一千法郎一张的纸币办一万法郎的事情。由于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每张一千法郎的纸币就使二百枚五法郎的银币变成废物。于是人们就要以低价使这些银币脱手，这个低价可以从兑换中看出来。英镑在巴黎的牌价所以只是二十四或二十三法郎，就是因为银行券使英国基尼亚②变成多余之物，它在伦敦的售价低于巴黎。总会有人计算伦敦的兑换价格和巴黎的金价之间的差额； 并且，一旦这个差额除去支付走私费用之外还有余利，就必然引起走私活动， 直到把多余的基尼亚完全输出为止。

货币与商品等价的学说，已经由亚当·斯密阐述得非常透彻，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但是，在上世纪末，这种学说却受到一个政府御用的作家、议会议员亨利·苏恩统先生的攻击。苏恩统先生极力证明，银行供给政府巨额资金是明智的行动，议会准许银行停止兑现也是明智的行动， 一切能够认真负责的人就是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苏恩统先生认为他已经胜利地驳倒了亚当·斯密，他指出了亚当·斯密的很多错误。

苏恩统先生是以一个真正的事实为基础的，这就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并不经常一样。当信用没有丝毫损失的时候，人们都尽量少存货币，以免损失呆滞资本的利息：一旦信用降低，正如人们所说的，银根吃紧了：人们宁愿损失一定的利息，也要把钱存在柜里，而不愿在债务人到期不还欠款的情况下去冒意外的危险。苏恩统所作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商品的流通不变， 在商业丧失信用时要比它保有信用时有更多的现金才能使货币相应地流通。我们前面指出的那种等差，恰恰与这个假定完全吻合。

但是，苏恩统又说：因此，在丧失信用的时期，最好发行新的银行券， 或者像在 1793 年那样发行财政部证券（政府债券，差不多就是承认清偿的那种债券），用以代替每一个人从流通中所收去的票券。我不否认这个办法在危机时期能够成功；但是，这种办法的危险性并不因此而减少。

丧失信用有很多原因，后果也十分不同。如果丧失信用仅仅是由于商业呆滞，而突然地接连不断破产已经使人普遍感到恐怖，甚至认为尚在营业的商店也将倒闭，那就会发生银根吃紧，人们都要增加自己的貯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由于和过去比起来没有更多的理由来怀疑政府或银行是否稳定， 人们将会不如选择地一起搜求银行券、财政部证券以及银币。如果政府为了支援商业而发行的新票券恰恰能补偿从流通中被提走的票券和货币，新的票券就决不会使债券加速丧失信用，而且可以把商人从窘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但是，如果对银行或政府失去信用，如果是内乱、外敌人侵使人害怕国家灭亡，如果是因为作了力所不及的事业或因为不合理的法律而引起人们害怕一切权利都将失掉保障，一切契约都将不能履行，以及不能使银行家履行保证的时候，那末，每个人就要针对他所害怕的情况而做一些储备，并且要貯备现金而拒绝接受票券：人人都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他在银行存的现金当然是属于他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必然由于不能借人而完全停止发放贷款；它应该按照人们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将它的票券兑现。毫无疑问，票据持有人当中一定有人受些损失；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造成这种不幸的责任不在于银行而在于资本家。因为银行只能放出别人借给它的钱；而资本家

② 马利亚—德勒西亚，德国女星，匈牙利女王（1740—1780 年在位）。——译者

或者由于没有足够的款额应付当时的需要，或是由于他认为人们对这些款额所给他提供的安全没有充分保障而不肯再拿出现币。银行在这方面只是起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强使银行在它贷款减少的时候向商业放款， 等于谁也不肯拿钱而强迫一个经纪人去用金钱兑换纸币。

以前，是银行用票券代替每个商人为意外之需而存在钱柜中的储备的： 只要每个商人重新进行这种储备，银行的业务就算停止了，它的票券也必定回笼。银行只能在它的债权人向它提回银币以前利用存放于银行的银币。债权人重新提取这些银币时，银行的责任非常明确，必须如数交还，而不应考虑从银行借出银币的那些人对银币的需要。

可是，绝对不应该认为，减少或停止银行的贴现会发生和人们的不满相等的不幸。商人的数目即要求贴现的票据的持有人的数目，从来就不太多， 以致使人认为在银行减少贴现时他们的痛苦就是国家的灾难，这时候，商人将像人们在许多没有银行的商场所做的那样，彼此接洽商议；如果他们拿出的是需要高价贴现的票券，他们就总会有办法度过必须等待的两、三个月； 况且，在那里大叫大喊的并不是他们，而是要进行新的投机活动、用经手三分利的手段的人，以及依靠别人资本赚钱而突然遭到别人拒绝的人。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只要发现借款的门径，只要商业找到新的出路 并且有获得巨额利润的机会，市场上就必然需求巨大的资本。穷人和富人一样，都希望从看来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中捞一把，如果可能，他们将直接借款进来； 如果他们有信用，他们将会更方便地从自己的对方取利，接受他们给自己开发的票据，前一章已经说明了这种办法，而且也指出过，一个资本家对这样的票据办理贴现时，一般说来，等于他方便、稳妥地把他的钱放出去生利。对于一个银行说来，情况就不同了。一个资本家所放出的钱是他自己的，是他愿意出借的，要用来贴现其他长期票据的。银行只能放出非它所有、随时可以被人提回去的钱，这原是与它交往的商人的巨额贮备或者是进行流通的钱。对于资本家说来，他把一张一万法郎的票据分十次或一万次支付都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把他借出的银币都换成大苏①，也不会损害他的事业。可是， 对银行说来，最重要的是来银行借款的人不是为了用银行的票券兑换银币； 以及它只对流通于唯一的一个流通系统中的银行券办理贴现。如果人们给银行送来的票据不是从商业中产生的，而是在只有人告借、无人放出的时期所用的借款手段，银行就应该拒收这种票据。

诚然，这种拒收会使借款投资增加困难，促成公债券跌价；更正确地说，

这种拒收会使公债券保持在实际价格上——从公债券与人们所提供的资本的比例中产生的价格上。决不应当把资财卖给无力偿付这种资财的人，而应当卖给愿意以此建立一个永久债权的人。在推销大批公债券的时候，如果银行不缩减它的贴现业务，那末，不仅是银行的一切票券不等几天就会完全回到银行来兑取银币，而且从银行借过银币的人，也会因为意识到三个月以后将无力偿还银行而把他们认购的公债券亏本转卖出去，以致给证券交易所造成新的波动。

虽然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对于我们说来不过是一件外国的事情，但是， 对于一个精于财政工作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停止支付的诡辩，则必须加以探

① 关于银行史，特别是关于俄国银行史，可参阅 H·斯多希先生的一篇卓越论著：《政治经济学讲义》， 第 6 卷，第 119—252 页。

讨和批判。类似的情况在一切有银行的国家都会出现，并且，在任何国家中， 持有应该贴现的票据的人和不愿 意亏本的银行家都会和英国的票据持有人及银行家有同样的想法。在法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银行不顾商界的叫嚣而毅然采取了明智的、诚实的态度；它立即缩减了它的贴现。银行的规定是不收三个月以上的证券：在一个萧条时期，它把这个期限减为四十五天；如果丧失信用的情况进一步加剧；还可能减少到三十天、十五天、甚至完全停止贴现；票据持有人可能会因此受到一些困窘，但这是丧失信用的结果，而不是银行停止支付的结果！银行在尚未取得信任的时候，是不能希望人们对它信任的，可是它至少可以很好地履行它的一切保证，这样，在恢复安宁和繁荣以后，它会由于它始终承认本行的票券，甚至在危机最高潮中也证明这种票券一直与其所代表的金钱相等，而得到丰厚的报偿。反之，如果人们不走这条道路；如果在银行信用降低时强迫它继续办理贴现，使它减少准备金， 或者给它造成一个可以逃避支付见票即付的票券的期限，那末发行纸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但是，即使一个银行履行其支付全部见票即付的票据的义务十分明确， 即使股东以其全部财产作抵押或给政府一笔大资本作为这种义务的担保，即使他们在最有利的时期担着风险所获得的 利润是合法的，即使他们所请求的停止支付的行为完全等于破产，那未也还是不够的；为了迫使银行履行它们的义务，还必须考虑这些义务是否可以实现。这是正确的，也是使立法当局必须对一切流通银行的建立加以干预的一项重大理由，如果银行家不能保证在必要时把货币收回来，就必须禁止他们把属于公众的货币完全、弄走； 其次，这也是禁止它们的小额票券流通的一项重大理由，因为这种小额票券会使金币、甚至银币都完全流出国外；最后，这也是禁止建立像在英国那样急剧增加的地方银行的理由。

但是，在人人都要把银行券兑现时，收回金线以清还一家银行的银行券的困难情况，决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我们已经看到，法兰西银行的流通票券的总额超过该行的准备金，但从未超过五千万到六千万法郎；在英国从未超过五千万到六千万英镑。毫无疑问，这两个数字是巨大的；可是，只要拿这两个数字和高达九百万至一千万英镑的美洲贵金属矿的年产量比较一下，与法国和英国的年收入比较一下，或者与这两个国家每年的税收比较一下，再或者与最小的战争使这两个国家支付的对外费用比较一下，人们就会看出，只要在丧失信用时不轻率地发行新的票券，那末要收回一家银行的全部票券并不困难。

如果英格兰银行在 1797 年老老实实地这样经营业务，它就不应当用它的等于空头支票的票券、而应该用它所掌握的一部分国家有息债券购买物品。购买这种债券的人为了付给该行黄金，会向大陆要金块，而且这些金块在他们想用某种东西进行交换以前，会立即转到他们的户头上去，这样一来， 谁还能怀疑伦敦商人在欧洲各个不同的商业市场上掌握着超过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英镑的、款项呢？谁还能怀疑这项款额本身就是不同市场经常欠伦敦商人的呢？

于是，事情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伦敦的金价可能会比汉堡、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高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或者甚至百分之五，而实际上黄金在伦敦的价格却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的时候，尽管战争还没有结束，从伦敦向巴黎私运基尼亚的活动就已经非常活跃。如果英

格兰银行老老实实地买回黄金来清偿该行的票券，金路易①、金拿破仑常、西班牙银元——比塞塔、五法郎银币就会走相反的道路，而从法国转到英国去。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不会比采取前一种办法更费时间或者更困难，而这家级行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把事情办得清清楚楚，英国商人和往他们户头上过货币的大陆商人结账时，也不会更困难。这些商人作为支付垫金的汇票就会在国外市场上有百分之五的跌价；这恰好等于奖励一切英国商品出口的百分之五的一项奖金。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商品获得售出；银行也恰好可以偿还商人这百分之五的差额。这就是它损失的总额，或者就是银行收回它的全部货币的价格。假设这家银行在其准备金之外还应清偿一千万英镑，它的损失也仅仅是五十万英镑，同它的资本金或者同不久前获得的三百八十万英镑利润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乎其微了。

诚然，在危机时期，起初不得不压缩该行的贴现，后来又断然停止该行的贴现，使这种办法的实施有了困难，而且必然使该行不履行它的义务。只要票券不能流通，它最好是用银币或基尼亚来办理贴现，而不用票券。该行这样办理贴现虽然毫无利润，但是用票券办理贴现则肯定会亏本。英格兰银行在决定停止支付以前，为了用四里弗和四镑二先令的价格收回的黄金，而以基尼亚的形式接三里弗十七苏零十德尼埃和半镑的价格放到商业中去，大概很早就亏本了：它的捐失很可能大大超过收回全部流通的票券的损失。

银行经理们的艺术主要在于懂得如何判断商业危机。如果这种危机是由于商业破产而产生的，危机不久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是由于突然对资本有了新的需求而产生的，银行家就应该注意永不供应这样的新资本，分文不放给那些在流通中抓钱的人，并且只与那些对实际票据而非虚构的票据办理贴现的人进行营业活动；最后，如果这种危机是由于国家政局不稳而产生的，银行家在时局未稳定以前就应该停止一切发行，而且他们这样迅速履行自己的义务，对稳定政局所起的作用，将比任何人都大。

自从本书第一版发行以后，一个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剧烈的危机动摇了英国的银行贸易，使一半以上的地方银行家陷于破产，使所有其他银行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最后，政府终于不得不收回货币，禁止较小的票券流通。但是，在这种英明的措施中，必须同无数的私利、偏见以及比利益更为顽强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在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期间，英国的地方银行无限地增多了。由于纸币

① 为了使人更易于理解，我认为应该把这种等差的说法简化一些。实际上，商品也是为了出售才购进的； 可是，一匹毛呢料一年不会转手四次以上，而一枚银币却往往转手一百多次。用交易次数除作为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易对象的一切出售物品的总值所得的值，和用银币转手次数除在同一期间购买这些物品的银币总值所得的值相等。票据使这种等差有了一定的改变。凡是以票据购进和支付的商品都决不应算入这种货币流通的总帐中来；因为这是类似用毛呢料交换小麦的直接交换；但是，如果票据是以货币（银行贸易的对象）买进和转让的，票据就起着商品的作用，因此也就应该把它当成商品。我们在其他地方谈过， 如果把票据当作货币使用，那末，由于票据有利息，在流通中决不会像货币那样迅速。

常 听到一些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这样说，他们没有看到货币及其支付的商品任十分迅速的流通中出

现这种等差；我们甚至还看到他们给这些问题著书立说，并且根据这种谬论制定使全世界繁荣的银行计划。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贸易中流通的货币是攻者应该是和货币所购买的一切商品的价值相等的。但是，在同一期间，商品只转一道手而一枚银币转十道手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只这样一提就够了，无须再作任何证明。

到处都是，各郡的人都特别欢迎自己所认识的银行的钞票，而不喜欢英格兰银行的。这些地方银行家通过办理贴现和存款，使所有小商人都乐于要他们的钞票；甚至在英格兰跟行恢复支付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营业，而且相当得利。他们的银行券——大部分是一镑的银行券，在消费者、商店主、手工业者之间几乎普遍流通；虽然一英镑大钓值二十五法郎，但因为英国物价普遍上涨，英国消费者不像法国人从前对一张五法郎的纸币那样看重一个pound note①。结果，英格兰银行投入流通的票券不过两千万镑，而私营银行发行的票券的总数竟高达八百万镑。

在平时和和平时期，这种完全由纸币形成的流通并没有引起任何埋怨。地方跟行掌握着所有小商人、富裕的个人和很多的农场主的存款，每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支给他们纸币，人人都认为建立这些银行是一个极其便利的创举。并不是说这些银行过分轻率地开立户头不会不助长经常冒险的企业经营精神，不会不使人们认为资本非常富余，以致把商业推向盲目从事投机活动的道路，用国家有息债券进行睹博，最后造成非常痛心的结局，而是作为银行家服务对象的那些人（即令这些人的贪心可能使银行家破产）对此鼓掌称赞；这些银行家虽然由于这些人的盲目信任经常破产，可是立刻就有另外的银行家代替了他们。

但是，当赌徒转卖以过高价格买进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在狂情驱使下所

进行的国家有息债券的睹博和美洲的矿业股票的赌博，使他们马上就破产了。赌徒们只是在耗尽了银行的贷款以后才宣告失败的；所以，投机活动的每次破产都会使某个银行亏本，同时也使市场上需要的金钱增多，使依赖银行家支持的程度加深。但是某些银行家彻底失败了。于是，产生了普遍的恐慌，人人都要把他的票券换成黄金，人人都想提回自己的黄金，实际上黄金原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已经谈过，黄金属于银行券持有人所有，不过是存放在银行里罢了。

但是，被提回的圣部黄金都流到王国以外去了，而且不可能使它马上回来。银行家们以最大的牺牲尽力应付公众的需求，他们变卖自己所掌握的英国或外国的有息债券，推销各公司疯狂增加的所有股票，这样一来，就使在投机竞争中飞涨的证券猛烈跌价——跌到应值的价格以下。巨大的款额都被首都银行和地方银行在这个时机弄得没有了；这些狠行的经理们，甚至也常有他们的朋友们竟以亏本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办法拼命供应当时的需要，搜罗足以应付当时支付的货币。但是，不应该只以破产的银行家数字来判断灾难的大小；坚持抗灾的人大都与失败的人同样受到了损失；只不过是有些人已经一贫如洗，另一些人尚有余物而已。

但是，社会的各阶层都同时受到打击；困窘、损失、恐怖，使人们犹如陷入最严重的政治变乱之中。国内最富之家约有七百户落到穷困的境地，穷人用地方银行券积下的全部积蓄都成为泡影，富人存在柜里供日常需用的全部钱财也同时不翼而飞了，并且，绝大部分厂主因为没有支付工资的货币， 都停止了营业。在这种灾难之下，突然化为乌有的国家资本如果只损失千、八百万镑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毫无疑问，银行的创办可以大大节钓，并且使国家的生产资本随着银行所发行的全部通货而增加一份价值。但是，节约和提高生产的好处是什么呢？

① 基尼亚（quinees），英国旧金币名，合今 21 先令。——译者

财富是社会的目的还是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呢？如果财富只是一个手段，而且应该完全用于谋求福利，那末，社会除了用财富谋求所有人们的安全、一切财产的稳定以外，还能用它做什么更有利的事呢？国家的硬币是国家一切支出之中最有用的东西，是国家的一切贵重物品之中最为理想的东西。有人说，货币什么也不能生产，但是，难道稳定和安全都什么也不是吗？货币的确什么都不生产，可是，英国人在伦敦市内建立的那些大公园也是毫不生产的，颀且还占据着能生产几乎等于伦敦全部流通货币那么多的价值的土地， 然而居民却认为：清新的空气、散步场、眼睛的享受也都是产品，而且这种使人获得健康和娱乐的财富决不是无益的。

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人们生产的增多了，却付出了更多的人命和更严重的灾难的代价，土地里收了较多的小麦，却大去了在那里愉快生活并要保卫自己的农民；工厂生产出了优质纺织品，可是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却穿着最粗糙的布料；利用银行券代替全部金银使工业发展了，可是晚上睡下时还是百万富翁，一觉醒来就会毫无缘由地变得一无所有。如果有人要这样谈国民经济，他一定是认为人类组成社会不是为保障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用低廉的价格生产金属知或者棉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