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论谷物贸易法

我们简略地叙述了在各国每年创造领土财富的经营方式，收获物一旦到手便属于商业财富，变成商品，我们在下一篇将要明确的几项有关商业财富的原则，既适用于谷物和其他土地产品的商业，也适用于交换城市工业产品的商业。然而，由于谷物既是人类主要粮食，又是需要劳动力最多的农产品， 而且价值最高，因此，在谷物商业方面钉出了一项专门的法律，它与各种经营方式的结果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这是我们这里应该加以探讨的。

立法者在力图把谷物贸易作为首要对象，即在市场维持谷物的低廉价格，而且人们不能否认这个目的是值得追求的，尽管他们想利用他们的食品价格法、仓房中的存粮法、谷物垄断法，以及利用那种迫使高价生产谷物贱价出售的尝试来追求这个目标而走错了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攻击以后克服的错误，也是徒费笔墨；今天，如所周知，要迫使农民赔本出售谷物， 就等于停止再生产，就等于不是在国内规定廉价出售而是提高价格，甚至制造饥馑；所谓谷物的垄断者就是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季节中保持不同价格的商人；使国家的粮仓提供的谷物，比商人供应的更贵更坏；最后，政府的所有这些降低谷物价格的努力，都往往收到相反的效果。

但是，不应该因此就断定，他们所追求的谷物的低价对国家毫无好处。人人都是谷物的消费者，人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富裕和廉价的好处；人们所希望的就是这种廉价能够持久，并且像英国人说的那样，是合算价格，也就是

^{① 圣彼得庄园（patrimoinedeSaint-Pierre），旧时教会国家土地的一部分。——译者}

说，要它能赚回生产时所用去的一切投资，以便进一步促进生产。谷物的价格是工资价格的基础。谷物价格高了，人类劳动创造的一切产品的价格也随着提高，谷物的昂贵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引起以出口为目的的一切工业的破产。

然而，工业最发达和最富强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最精明的国家—

—英国，拥有旨在提高谷物价格的法律，现在有一半的英国人要求废除谷物法，义愤填膺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则要求保持它，对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发出愤怒的叫喊，这些法律引起了政府陷于分裂，曾使得主要由地主组成的议会不敢通过可能引起强烈动乱的法案，甚至引起了内战，是目前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是一个采取大农庄制的国家，英国的土地，是由一些投机的农场主每周以工资雇用的短工来耕种的；这些农场主为了保持自己的商业活动必须出售自己的产品，赚回自己支付的金钱，他们的产品几乎全部都送到市场上去。这些农场主是不能继续做赔钱买卖的：如果他们收获的谷物卖出去，不能补偿他们所付出的工资，他们就会抽掉自己的农业资本， 把荒蒸的土地还给地主，即使地主不能再得到任何收入，农场主是不理会的； 他们要解雇工人，工人饿死他们也不在乎，于是，谷物的生产就要停顿。然而，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都异口同声地说，英国当前每夸特谷物从五十到六十先令的实价刚好是一个合算的价格（remunera-ting price），正好补偿生产所用去的费用，如果这个价格降低了，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播种谷物。

另一方面，波罗的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美洲各大河流域的国家，都生产大量谷物，完全可以用比这个合算的价格低得多的价格供给整个英国食用。在英国，最好的谷物每夸特售价五十六先令，而在 1826 年 8 月在格但斯克和律只克港口每夸特才售十六先令。今年春天，政府看到英国的收成惊惶万分，它要求议会准许，必要时以每夸特纳十先令的进口税运进一小部分谷物；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即使这是一个临时措施，贵族阶级也激烈反对，政府只是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获到了胜利。

然而，商业危机正在袭击着这个国家的工业，英国半数以上的人口从事

城市手工业，因此，只能依靠白它供应各种工业品的其他国家才能存在。以工资为主的半数手工业者，一点工资也得不到；外国市场达到饱和状态，无法购买商品，穷人闹起饥荒来，他们认为，人们以高价卖给他们面包，叫他们差不多连半饱也吃不上，全都是为了保证大领主获得更多的收入，大领去已经享有一二百万 的地租，并且在各个港口拒绝交出以半价出售的谷物， 他们所以挨饿完全是富人所造成的。另外，工场主认为，他们在销售地区遇到的市场饱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销路，无法购买他们的商品，大陆的工业比他们的工业繁荣，因为大陆上的粮食便宜，工资较低，因此，商品对于生产者也就不那么贵。这样全国两半人数便互相矛盾起来，这不只是由于利润问题，而且是由于生存问题；大臣们不仅感到非常棘手，举棋不定，而且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得到议会的合作， 议会主要是由地主组成的，他们既是主宰者，又是议会的成员。

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场，也许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问，这是很大的灾祸，但这并不是不公平的事情。地主的唯一权利，就是把自己的土地供别人种植、通过收地租而取得对社会贡献这一代价的报酬。如果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就不应该有所要求；如果别人不需要他们，

如果他们强迫别人接受他们这种供应，而这些人并不需要，并且迫使这些人对他们的这种供应给以报酬，那就等于掠夺这些人了。如果地主失掉自己的收入，毫无疑问，社会是要陷于贫困的，但是，如果社会把别人的收入给了地主，也同样不会避免贫困。

是的，关心农业的并不只是地主，农场主和短工也同样依靠这种职业为生；首先是农场主，他们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资本，至少是一部分，他们可以把这些资本用到其他工业方面去，他们可以把资本运到美洲，他们在那里仍然可以取得利润；他们既不牵挂地主的土地，也不留恋自己的职业，他们并不会死亡，只是国家失去了他们。但是，短工将做什么呢？尽管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由于采用大农场制的经营，缩减到不可想像的地步，而英国还有钓六十刀户短工的家庭，全靠每天在田间劳动的工资过活。工作会停顿， 田地将变为牧场；农民只能饲养畜群，可是，饲养畜祥所需要的工作只不过是用于生产谷物所需要的十分之一而已。没有工作的五十四万户将何以为生呢？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在英国，农业方面用的劳动力比其他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总和稍微少一些，而法国农业所用的劳动力则等于其他行业的劳动力的总和的四倍；那末， 一个行业和所：有的行业合在一起，怎么能把所有的农民完全吸收进去呢？

能够找到一个政府情愿让自己管辖下的一半国尺遭到这种危机吗？如果

它这样做了，它能够经得住随之而来的悲痛事件的爆发吗？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悄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打击，要比失去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

无疑，我知道有人会指责我说得过火了，我曾听到一个经济学家对我说， 供应英国谷物的国家和在英国一样，如果谷物不能产生合算的价格，也会停止种植谷物的；波兰产谷物的土地不能获得比进行其他任何工业所得到的利润多，波兰的农场主就将把自己的资本投到其他方面去，第四、五、六等土地，在波兰和在英国一样，都要停止耕种，而在英国将继续耕种第一、二、三等土地，因为这三种土地在波兰也还照常耕种。

持这种见解的经济学家，认为用这八等土地不仅可以说明各种土地的肥沃程度，而且可以说明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原因，他们从来不考虑各种经营方式，他们定全不知道，在劳役经营制度中一次就预付了无限期生产谷物的劳动的报酬，此后，这种劳动就一代一代接续下去，从而不会让出卖谷物者感到成本过高或卖价过低，使他能够连续耕种，在他看来，谷物并不是别的， 只是让农民挨几百棍子罢了，不管卖什么价钱，他总会得到打农民几棍子的报酬的。

如前所述，在实行劳役经营制的广大地区，包括整个的波兰、俄国南部最肥沃的地区、以及其他的北非地区，土地是被分为两部分的，即农民一份， 领主一份；农民那份的产品供农民食用；领主那份的产品则完全出售；今天充斥欧洲各个市场的就是这种谷物，无论用什么价格都可以出卖；因为，波兰和乌克兰的谷物对于卖主来说根本无所谓。埃及和北非各国的谷物都是以对分制经营的，因此对于分得半数收成的巴夏或领主来诅更无所谓。

在采用劳役经营方式的国家，农民几乎不想知道他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能卖多大的价钱；他耕种领主给他作为工资的那一小份土地，并非为了出卖产品，而只是用于养活自己，他几乎不用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他从来不

买什么也不卖什么：他需要付款的时候，就去替别人劳动，而不付钱。他吃自己的粮食，自己的乳酪，自己畜群的肉，他脚穿的是畜群所生产的皮革， 衣服是畜群生产的绒毛，他纺自己种的麻，用自己的木料建造自己的房屋、家具和工具，他的贫困，与其说在于他缺少的物品，不如说在于他所用的物品的简陋和笨重。他的家乡人口由于战争和压迫而减少了，于是他往往可风得到大量没人耕种的土地；只要他认为能够过人口兴旺的安定日子，他就来耕种这些土地。尽管他的产品跌了价（他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现在却处在一种相当有起色的状态。

但是，这些国家另一半土地是属于领主们的；这一半大地的面积超过法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面积的总和，所生产的谷物比两个国家的总产量还多。这一半土地是完全由农民用自己的费用耕种的；而产品却是由领主们出售， 农民得不到任何报酬。毫无疑问，如果谷物的价格不高，虽然领主因为收入减少了，受到些损失，但是，这是一笔没付任何代价的收入，他既没有出资本，也没有参加劳动；无论谷物的价格跌到什么程度，他仍然叫自己的农民生产谷物：因为这样他毕竟会得到一些收入的；如果他让农民停止劳动，他就什么也捞不到：相反，谷物价格的低落要求他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以便通过卖出更多的谷物赚口从前出售少量谷物所能取得的收入。

采用大农场经营的国家是经不起这种竞争的，在这种竞争下，卖者总能

够用更便宜的价格出让自己的商品。如果英国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各国开放港口，让谷物进口，英国的谷物耕种必然要全部陷于停顿；因为，不管英国的农业技术如何先进，也不管英国的土地如何肥沃，英国农场主的谷物总是要花费相当代价的；另二方面，不管波兰的农夫怎样无知，波兰的土地怎样贫瘠，卖谷物的领主的谷物是不值什么的。至于埃及的巴夏或突尼斯以及的黎波里的领主，都是以实物地租方式来征收谷物的，对他们来说，谷物更不算什么。

但是，怎样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锁英国的港口呢？是使英国工场的手工业工人还是使农业工人饿死呢？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内阁的处境是国家要人才能陷入的一种最令人头痛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提醒他们注意一下劳役经营的结果，因为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期望议会的争论会带来新的光明：只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不做出硬性决定。不难看出， 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结论，即采用大农场经营的危险性，也就是整个农业从属于投机制度的危险性。

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财富决不是社会的目的，财富只是达到这个

目的的手段。大农场经营，用于农业的大量资本、自然科学和大农场的联合， 使财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绝对不能否认的，农田工作做得更好，秽草除得更干净，和播种对比起来收获更为丰富，同样，家畜的牧养也比较先进； 但是，全国赖以为生的工业却经常受到市场价格的支配；英国恢复或放弃谷物种植要根据格但斯克、塔甘罗格或者肯塔基市场上的价格对英国、俄国或美国谷物售价是否合算来决定。这种情况只是发生在播种商品谷物的国家， 一个拥有播种面积一千英亩的农场主，每年有时在这块、有时在另一块土地上收获的谷物约为一千二百夸特，而他本人或他的家庭只消费二三十夸特， 其余的都要卖掉，因此，商业价值是他在生产中所考虑的唯一问题。但是， 如果农场不足一千英亩，而是五十英亩，如果由二十户农民代替一个大农场主亲自耕种这些土地，则在所收获的六十夸特谷物中，每户要消费二十到三

十夸特，尽管每户出卖谷物的价格比外国采用劳役经营方式生产的谷物低而受到一些捐失，但是他们都要为自己的需要继续耕种谷物。

今天，整个欧洲大陆普逼发生这种情况。波兰和俄国的谷物距离法国一样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谷物寓德国比英国近；黑海沿岸和北非各国的谷物寓意大利更近。如果这些进口谷物价格低廉了，农业当然耍受捐失。然而， 这些国家的政府大多不想加以禁止，或用严格的进口税加以限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农民，虽然由于种谷物赔钱而减少些播种面积，但是并不想放弃谷物的种植，因为他们首先得养活自己。

一个国家里的交换越频繁，或者人们越习惯于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这个国家的货币流通也就越多，财富的形式和支配大量资本的手段也随之增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些依靠自己的产品，不求助于市场，衣食自给自足的安宁享受。诗人们都非常熟悉这种享受，因而经常加以歌颂。他们很喜欢描写在自己的仓库、家禽场拥有大量食品、穿着用自己的羊毛和麻布做的衣服的居民。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就把这种每个人喜欢自己的产品的心情理想化，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 贸易就会有改进和节约，不用每个人亲自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并未免除危险。

自耕自食的农夫，在生产谷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即使要比几乎卖

出自己的全部谷物、并用这笔钱雇用劳动力以便再生产谷物的代价高，也宁可使广大农民属于前一阶极而下四于后一阶级。不错，生产谷物所花去的过高代价，是国家的一笔开支，但是，用国家财富来求得安全，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因此国家的生活资料便受到市场波动的支配，投机商便利用谷物价格高低刺激人们，或使人们挨饿，农民在这一年有富余，而到下一年就难保不过米珠薪贵的生活，全国就为了人们的生活忍受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和贫困循环往复的危机。使本国的工业处于奄奄待毙状态。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甚至连所有的投机分子也不能不感到：最近市场上，他们的货物过少或过多， 是会影响国民的安全的。据估计，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属于农民阶级，因此，无论国外粮食的价格如何，总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而投机活动引起的波动只能影响其余的五分之一；就整个的收获来说，五分之四是固定的，只有五分之一是变化不定的。在英国，不仅从事农业的国民不足一半，而且凭自己的谷物过活的农夫还不够十分之一。那么，由干投机活动而引起的波动，英国人称为 over trading and undertrading（商业中的过剩或过少）两种错误影响着谷物的总生产，并且影响着整个的国家。

不仅如此，英国人在我们面前把自己的大农场说成是改进农业即获得价格更贱的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生产的农产品只是更贵。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毫无知识、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尼约的内河、陆路、海洋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进口税之后，仍然比英国最富庶的伯爵领地的粮食便宜。

英国经济学家为了解释这一使他们惶惑不安的对比，从来也不肯考虑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实，他们先后指摘大臣们在他们身上课税过重，并且谴责币值的经常波动。新学派关于改革货币的论点，我完全不理解，我也很难说

常常采用这种措施的人是否彻底理解。至于税收，当然是很重的，这必然引起一切物价的腾涨；但是，如果不认为剥夺一切安全、保证和正义是对波兰农民、埃及或北非各国贫农的更重的课税，那末就是对英国人的自由不够重视。

当然，要求大臣们降低税额，厉行节约，无论如何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一切税收的降低不能改变欠债的利息，税收也不会减少太多。这是因为剥削制度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必须设法加以改变，虽然不应该操之过急，过于突然，但至少应该积极地加以改变，不久以前，所有的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

但是，当一半从事工场手工业国民菩于饥饿、而他们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另一半从事农业的国民遭到饥饿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认真的同时又是逐步的提高小农场作用的措施呢？这一点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须大大修改谷物贸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废除它的人去仔细研究下列问题：

1. 如果以劳役经营生产的、卖者又认为不值什么的谷物毫无阻碍地运到英国，英国是否还会有一个农场主在某块田上继续耕种谷物？

2. 如果英国认为购买外国谷物更便宜，从而不再播种谷物，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要减少多少？从事工塌手工业的人的穷困家庭，由于要维待所有被解雇的农夫家庭将要受多大捐失？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捐失呢？几乎完全丧失地祖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

3. 如果生活完全仰给外国，特别是要依靠那些最容易变成自己的敌人， 依靠欧洲最野蛮和最专制的政府，依靠那些处心积虑危害英国也危害本国群众而不择手段者，那么，国家的安全会有什么保证？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的港口，使英国处于忍饥挨饿的境地， 这样一来，英国光荣将置于何地呢？

这是英国在制定可能消灭英国农业的法令时所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澳大利亚由于绵羊迅速繁殖而需要向英国港口输入大量廉价的羊毛，英国的养羊业也要像今天的农业一样无利可图时，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问题；最后，由于世界普遍竞争的影响，必须以最低的成本来生产产品，这些影响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在今天，由于各方面的进步，我们必须把全世界看成是整个一个广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