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廉价生产竞争的结果

如上所述，生产者彼此间为了争夺主顾而展开的竞争总是要求企业不管商业领域的需求如何，以更低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

我们也指出过，需求不增加，则竞争只能使某几个个别人发财致富，而使所有的人蒙受损受。所以人们有理由加以反对，即使后来通过这种收入可以产生一种需求，也不应该使新的生产创造新的收入，因为这种需求仍然不能吸收这种收入。诚然，从这些致力于低价产品的生产者从事的生产中产生的新收入，必然比新生产少。这种假设本身，道理已经十分明显：不过我们还要举一些实例加以说明。

竞争的结果首先就是降低工资，同时使工人的数目增加。假设一个布厂有一百个工人，每个工人每年挣三百法郎；他们的年生产可能是一万欧纳布匹，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消费将达到三万法郎。十年以后，在同一个工厂里， 每年只挣二百法郎的工人有二百个，生产就会提高一倍，他们就会生产出二万欧纳同样的布匹。但是，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消费只能提高到四万法郎。因此，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的提高而增加。

在同一个工厂里，拥有十万法郎的流动资本，每年给工厂主增殖的利润是一万五千法郎，厂主从中给资本家支付了百分之六的利息，也就是说他拿出了六千法郎，他个人还剩有九千法郎。资本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使他有可能扩大他的营业，并且能使他只满足于一项小小的利润，因为他所运用的资本数量更大了。他在自己的工厂里投入了二十万法郎的资本，只付出百分之四的利息，或者说只给资本家八千法郎；他自己只剩下百分之八的利润， 可是他认为自己的营业很不坏，因为他的收入从九千法郎提高到一万六千法郎，而资本家的收入也由六千法郎增多到八千法郎。同时他们的生产也提高了一倍；而他们的收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只不过是五与八之比，略微提高了一些罢了。

工厂主还利用充足的资本给他的工厂增添了新的、相当先进的机器，以

便使他的年生产再提高一倍。他用了二十万法郎的资本，目的是要取得更高的利润，因为这样他可以和第一批的二十万法郎得到同样多的利润（这二十万法郎已变成流动资本），就是说，他自己得百分之八，资本家得百分之四， 合计是二万四千法郎。

但是，这时候的消费降低了。十年前，产品为一万欧纳布匹，代表消费的收入是四万五千法郎，就是说：工人得三万法郎，资本家得六千法郎，而工厂主得九千法郎。现在，产品是四万欧纳同样的布匹，代表消费的总收入只是八万法郎，就是说，工人的收入为四万法郎，供给他流动资本的资本家的收入为八千法郎，供给他固定资本的资本家的收入也是八千法郎，而工厂主的收入为三万二千法郎，其中一万六千法郎是流动资本的利润，另外一万六千法郎是固定资本的利润。生产增加了三倍，而消费连一倍也没增加到。当然用不着计算那些制造机器的工人的消费，他们的消费已经包括在购买机器的二十万法郎中了。而且这种消费已经是同样情形的另一个工厂的收支的一部分。

但是，当生产提高三倍而收入只增加一倍的时候，就必须在其他某个地

方有一个收入增加三倍、生产只提高一倍的工厂；否则就会给商业造成商品

过剩，造成销售的困难，以致最后遭受损失。每个工厂主都要依靠陌生人， 依靠外国的；他总是认为在某种其他行业里会有一些他所不了解的新收入； 但是，所有的工厂都是一样，每个外国都有联系，并且互相比较各国的价格， 那种最初只适用于一个工厂的计算，很快就会适用到整个国家；最后适用到人所共知的整个世界市场。

我们方才所介绍的事实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工厂如果不是在既对所有的工人保持同样的工资、又能雇用新工人和使用更多资本而对各项资本支付同样利息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工厂，那末他算一下本厂的总账，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他不仅仅考虑个人，而且也考虑他在国内所经营的企业部门， 他就会看到同样的结果。商业可能扩展，但是这种扩展是以缩减从前每项工资和每一千法郎的利息为基础的，可是，消费却不能以和生产同样的速度增长，所以，总的结果决不是更大的繁荣。

这个计算彻底推翻了政治经济学方面一个为大家特别坚持的公理，即：

最自由的竞争，决定着工业的最有利的发展，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比庸碌无能和漠不关心的政府了解得更透彻，而每个人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这两个公理本身都正确，可是它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包括在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中的个人利益确实是公共的福利，但是，每个人不顾别人的利益而只追求个人的利益，同样，他自己力量的发展并不包括在与他力量相等的其他人的力量之内，于是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因为人们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少损失多得利。在这各种利益互相竞争的斗争中，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而社会力量自以为是大公无私的，事实上它也会干出这种事的，因为它不问青红皂白，总是同情强有力者。

再拿上面提过的那个工厂来说，我们就会看到个人利益乃是一种强取的利益，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结底可以就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

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引起了资本的不断增长，社会组织的缺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这种缺点）则导致工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劳动力的过剩。工厂主和他的工厂就处在这两种进步力量的中间，在他的工厂里他只运用十方法郎，和一百个年工资三百法郎的工人。另外一个资本家还供给他十万法郎， 运用这十万法郎当然是对他有利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十万法郎会使他的收入从九千法郎增加到一万六千法郎。对两个资本家来说，降低利息也是有利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有一半资本积压起来，如果同意改百分之六的利率为百分之四，那末加在一起的收入还是从六千法郎增加到八千法郎。就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说，同意降低工资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的实际人数增加了，或者由于机器的发明对他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假使工人阶级依仗人数比以前多而来破坏这些机器，那将为社会力量所不容许。因此，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一部分收入，迟早会使那个企图让人们为之牺牲一切而自己获利的人也看出，只要收入减少人们就买得少，工厂的生产和市场的需求也就不成比例了。

不管人们从什么观点来考虑财富的发展，都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当财富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但是，只要有一个齿轮比其他齿轮快，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会产生灾难。我们曾谈过消费比收入形成得快和生产比消费

大的灾难；刚才我们看到了由于一种节约而形成的超过工业需要所能运用的资本的灾难和由于人口增长超过劳动需求所产生的更大灾难。因此，从各方面看，每个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的运动。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

只要人类的活动是增加每个人的财富而不是争夺财富，只要是人同自然斗争而不是同另外一个人斗争，那末在创造财富方面决不是没有发展余地的。因此，把科学应用到技术方面并不只限于机器的发明，在工作需要超过人类所能提供的劳动力的时候，机器的好处是很大的。利用科学还可以发现原料、染料以及更可靠更经济的保存方法；利用科学还可以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科学保护了工人们的健康，同时也保护了工厂的产品，从而不只是增加了财富的数量，而且也增加了财富给人类带来的福利。

同样，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并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原料所提供的自然界的优点时，它没有使自己处于反常状态，它并不去寻求那些使人民群众真正贫困的虚假财富。对于国家来说，国家成员的高超的能力，是一种天赋的优越条件。对于某些地区来说，大自然似乎很大方， 似乎给这里的居民保留了劳动的技巧、智慧、体力和恒心，甚至不需要通过教育就能得到发挥。但是，另一些特点或道德，即热爱秩序、节约、俭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于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这些道德几乎永远是由公共组织来培养的。宗教、教育、政府和荣誉感，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它既能培养出优秀的公民，也能够产生不良的公民，它们可以使这些人靠近或者远离政治经济学所应追求的目标。

聪明而勤劳的民族用同样多的力量可以做出更多的工作，俭朴而廉洁的民族用同样的收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享受；自由和热爱秩序的民族用同样的资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只要人们不利用社会道德沽名约誉，任何一种社会道德都会行之有效。一个 有良好组织的民族，只要不忽略需求和劳动之间的基本比例，就会成为最幸福的民族。如果它们堕落下去，利用压低工资的卑鄙手段掠夺同自己竞争的民族的主顾，那末，无论智慧、俭朴或自由， 都不能保证使自己免于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