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变迁

常正顺

2015年6月26日下午，我携妻子带上外孙，来中国农业大学参加小女的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同学们穿戴着博士、硕士、学士不同的衣帽聚集广场，准备着去迎接他们人生里程碑的庆典。这时，小女儿穿着硕士服，头戴硕士帽跑过来，和我们照了张合影，把我们送入庆典会堂——大学的体育馆。我们坐在西侧的看台上，她走去中央广场加入了参加庆典的毕业生队伍。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是我并不陌生的地方，2008年奥运会摔跤和坐式排球在此举行。犹记起4年前，大女儿也是在这个场馆，也是在这个主席台上，校领导为她拨过了低垂在博士帽下金色的博士穗，走向了国家农业发展银行的工作岗位，开启了她人生的工作之旅。今天，小女儿又要从这里毕业，走向北京银行就职。这里可谓我两个女儿的人才摇篮。

庆典活动开始了，2543名硕士、博士生陆续走向主席台，接受校领导的拨穗仪式。外孙用手指着主席台喊道：姥爷你快看，那是我老姨，其实我也是目不转睛地一直注视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柯炳生亲自为小女拨过了垂在硕士帽下的深蓝色的硕士穗。此刻我已眼睛湿润，思绪万千。

记得小时候，爷爷常对我讲：我父辈叔伯四人，只有我父亲念到初小三年级，1952年投靠亲戚就业于抚顺市老虎台矿，由于父亲的心灵手巧、吃苦肯干被推荐上了半年工人技校，“技校”毕业后就担负起老虎台矿电工实验班班长这个技术前沿的要职，也正是仰仗着“技校”的资本，安装了柏各庄农场第一块电表，被授予工人技师。

1957年我出生时，父亲写信告知爷爷奶奶，可是求孙若渴的爷爷奶奶不识字，家里也找不到一个会读信的人，奶奶拿着信找到学校，求到老师，给读了家信，得知有了孙子的爷爷奶奶，欣喜若狂，但也只能拿着书信喜极而泣。等我终于背起书包，走进学堂了，上学前爷爷和父辈们千叮咛万嘱咐，要成为文化人，填补祖上的空白。十年学业，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断断续续的学业，得到一张高中毕业证。

1974年10月，我就凭这支离破碎的知识我考取了本场的初中老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叔叔跑过来，高兴地说：“我家真的出文化人了，初中老师，夏天扇扇子儿，冬天烤炉子儿，抽烟用白纸儿。牛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踌躇满志，跃跃欲试。有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面前说：“你也二十几岁了，也该懂事了，咱们家算你爷爷7口人，这二十几年就靠你父亲月工资35.1元的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就是你们上学的学费（每学期两元）都是凭你父亲所在单位出具特困户的证明免交的。现在你也成了县化肥厂的正式工，每月工资36元，你弟弟也参加了工作，咱家日子刚好过些，可你算过没有？你和你弟弟都20多了，三四年内都要结婚，可我们现在还住地震后的简易房，这又盖房、又结婚需要多少钱啊？你不小了，也好给父母分担些压力了！”就这样，我夜晚去上班，白天用钉耙去耧马伴草。每天耧200斤左右，收入10元左右，月收入可达300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由于知识功底的浅薄，复习的不充分，我的大学梦破灭了。

1984年，按上级要求给“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生补课，经考试合格后发放高中毕业文凭，经培训辅导，我考试合格，终于得到了名副其实的高中文凭。这也勾起了我再读大学的欲望。1985年9月，我被录取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当时的化肥厂工作繁忙，同意上学的前提是，不能请假，不能影响工作，学习的时间只能是晚上或周日。家庭中，我已为人父，妻子又读师范，白天孩子送去老家的父母家中，夜晚只能自己守着孩子读书。最发愁的是期末去唐山考试，由于我们是自费的学生，吃住自理。因为收入低微，我们化肥厂三位同学只能挤在一位远房亲戚家的一张1米半宽的床上，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横着睡，膝盖以上在床上，膝盖以下放到凳子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9年，我终于毕业了，拿到紫红绸缎的毕业证书，不舍得给好奇地大女儿看，只有6岁的大女儿气哭着说：“显摆啥？我也一定能拿到比你还好的毕业文凭！”就这张“电大”毕业证，陪伴了我金色的年华。如今已经夕阳西下，只有去欣赏孩子们的杰作了！

不知不觉，回忆中典礼结束了，小女喊着：“爸爸，校长亲自给我拨穗了！”，我愣愣神，脱口而出：“祝贺了！”小女把我们送出了校园，来到校门口，此刻外孙跳起，摘下他老姨的硕士帽，戴在自己头上：姥爷，给我照张相吧！我回头，留下一张不协调的照片：小小的身躯，硕大的硕士帽，身后是高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学楼。期盼一代更比一代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