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 梦

张秀成

一

1958年，我毕业于唐山一中，因为家庭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先在工厂当了两年学徒工，后来回乡在柏各庄中学代课。1960年冬，再次受家庭问题牵连被学校解雇。此后，我便在柏各庄农场当了10年农工。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全国上下展开空前的大讨论。我虽然工作生活于渤海一隅，但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将开始。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重登讲台，先当场办教师，后经过考试转为国办教师，还当了学校教导处主任。

祖国的春天来了，“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在逐步拨乱反正，广大知识分子扬眉吐气，重新焕发青春。在别人看来，我正在春风得意之时，我心中总有一种纠结：无缘跻身高等学府，无缘接受高等教育，始终是我心中的隐痛。

机缘从天而降。1984年9月，我到唐山师范学院数学系进修。此前，我已在职进修了三年，但离完成全部学业仍遥遥无期。于是，院方决定让我脱职进修半年。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便有了5个月的上大学的经历。

当时，大女儿雨梅已升入初三，小女儿雨耕上了五年级，听说我要去进修，雨耕说：“爸，你也要去当学生？”在孩子心目中，长了胡子的人与“学生”是毫不相干的。

我和梁厚罕进修数学，张印海进修物理。全唐海县去进修的老师不下20人，都是一线教学骨干。一下子走了这么多顶梁柱，对各校教学的影响不言而喻。为此，文教局领导也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刘德润局长拍板放行。为了教育事业的长远大计，老局长决定忍痛割爱了。

唐山师范学院，座落在震后新建的建设路上，与华北煤炭医学院隔路相望。我们那批学员来自唐山各县，学数学的共100人，分成两个班。学员中大都在40岁上下，还有几个50开外的。我们学的课程有《高等代数》、《高等几何》、《逻辑代数与计算机》、《普通物理学》和《心理学》。课程多，时间紧，学员年龄大，接受能力差，可也真难为了教我们这批人的老师们。

高等数学的思维方法与初等数学相比，可谓天差地别，我又在抽象思维的王国里冥思苦想了。“高代”中，那“假定一个法则”已让人如堕五里雾中；而“高几”中，那“两条平行线相交于无穷远处”更让人匪夷所思。那一年我44岁，在不惑之年却陷入了学习上的困惑。怎么办？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我忽然想起胡适的一首小诗：“偶生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我真的拼命了。清晨，我早早来到教室，做过几道难题后，再去用早餐。晚上，我在图书馆学习，因为那里闭馆的时间比教室熄灯晚一个小时。无论中午还是晚上，我从没有上过街。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高等代数习题集》，抄录了大量典型习题，还把一些题目所用的知识点和解题思路作了列表分析。一个月后，高代要阶段考试，我必须闯好这第一关。

二

9月9日，是我们到唐山后的第一个星期天。8日下午，学员们纷纷离校，因为10日是中秋节。我决定不回去了，要留下来继续钻研那本高等代数习题集。

我从小卖部买了两包棉花糖，让张印海回家时带给孩子做中秋礼物。那时，我月薪不足50元，日子仍很拮据。在食堂用餐时只吃土豆丝、洋白菜等素菜，进修5个月“不知肉味”。

又过了一周，张印海到宿舍找我，说：“回家一趟吧，小耕闹病了。回家时才知道的，孩子出了紫癜，家人怕你耽误学习，还不让我说。”

我急忙乘车回到三农场，孩子见了我，呜呜地哭了，手上腿上都有紫癜，验尿结果蛋白和红细胞都是三个加号，卫生院医生说，可能是紫癜性肾炎，建议赶紧转院去唐山治疗。

我们带孩子来到了唐山商业医院，经化验检查，孩子确诊为紫癜性肾炎，遂被收院治疗。这样，我每天清晨去医院，把孩子的尿样送到化验室，再给娘儿俩打好饭，然后回学校听课。中午，再去医院看验尿结果。下午自习课时便守在病房，一边陪孩子，一边复习功课。到了9月底高等代数考试，在两个班学员中只我一人得了满分。同伴们都羡慕不已，我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

国庆节到了，学校放假三天。学员们各回各家，我则陪着妻子女儿，在病房里过节日。那年是建国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我带着雨耕在医院的会议室中，观看了游行和阅兵的电视直播。当整齐威武的女兵方阵通过广场时，当矫健的战鹰掠过蓝天时，当五彩缤纷的花车出现在电视画面中时，雨耕手舞足蹈且咯咯地笑起来。直播中，有一个画面最让我动情。一群大学生走过天安门城楼前，突然几个小伙子打起了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字：小平你好！这转瞬即逝的镜头，竟成为历史的永恒。

进修班里课程安排很紧，我既为学习劳累，又为女儿心忧，一心二用，疲惫不堪。我本来烟酒不沾，此时为解心头忧闷竟抽起烟来，抽的是金鱼牌香烟，一包七分钱。起初，三天抽一包，后来两天抽一包。再后来，一包烟一天便告罄了。

秋去冬来，寒风凛冽。住院两个月了，雨耕病情仍无好转。一次，我向主治大夫求教，大夫只说了一句：“到北京换肾吧。”这句话如一声霹雳把我击垮了，妻子看我眼含泪水，嗔怪道：“男子汉大丈夫，哪那么多眼泪啊。大夫的话也不可全信的。”看来，妻子远比我坚强。

我们办了出院手续返回了三农场。这时，离进修班的毕业考试只有50天。

每周六下午，骑着那部旧自行车离校，每次都给小女儿带着草药。回来时则带回孩子的尿样送工人医院化验。从三农场到唐山市中心，有五六十里远。我暗暗思忖，这次到唐山进修，本是来圆大学梦的，谁料这梦竟圆得这般艰难呢？

我的父亲写信求助河北省总医院的高濯风大夫开个方子，女儿改服新药10剂后便初见成效，蛋白和红细胞都变成了两个加号。当时，毕业考试即近，我那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不少。

数学系的教授讲师们，对我们的要求近于苛刻，而且考试前不发复习材料、不划复习范围。1月20日考试完毕，22日便发了毕业证书。当我拿到那本盖有唐山师范学院红印的证书时，热泪潸然……

1985年2月19日，是甲子年除夕。我们一家4口吃过了饺子，便到陈建国家看电视，这是邻里间唯一一台21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也是第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小耕服了30付汤药后已近痊愈，我们夫妻的脸上这才有了久违的笑容。

三

弟弟也在圆自己的梦。恢复高考那年，虽然没有报名考试，后来考上了电大学习会计学。在全县同科学员中一直名列前茅。他从生产队调到农场场部当会计室主任，后又到县委农工部，再后来当上了部长。蹉跎20年，他又找回了失去的青春。

我们的城市在圆梦，唐山的浴火重生就是明证。离开唐山前，我曾重登凤凰山。我伫立山顶，俯瞰凤凰城全景，只见新华道横亘东西，建设路贯穿南北，鳞次栉比的楼宇拔地而起，街道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向南望去，广场周围的临时建筑正在拆除，高大的纪念碑耸入云霄。我曾瞻仰过那座纪念碑，胡耀邦书写的“唐山抗震纪念碑”7个大字熠熠生辉。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并没把唐山从地球上抹掉。这座百年工业重镇，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正创造着凤凰涅槃的奇迹。我曾撰写过一副楹联赞美这座英雄的城市：“陵谷变迁铸就英雄儿女似燕山高耸，风云际会孕育时代俊杰如滦水长流。”

我们的乡村在圆梦，岳父一家生活的变迁就是乡下人圆梦的缩影。地震时，岳父被坍塌的隔山墙砸折了大腿，被转送到四平市治疗。那年冬天，他痊愈归来，逢人便讲，是共产党救了他的命。但是，当农村搞联产承包时，老人家却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对孩子们说：“这下完了，等着要饭吧。”他以为自己身体弱、儿子身板也不硬朗，失去了对公社和大队的依靠，日子该怎么过呢？然而，此后几年中，岳父一家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甜蜜。妻弟双印，开始学木匠，后开小卖部、办锯木厂、办机米厂，很快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我曾问岳父：“你老人家不是说非要饭不可吗？”老人家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人在圆梦，有人则刚刚从噩梦中醒来。好友刘贤，1966年以反革命罪入狱，直到1979年出狱，在囹圄中过了整整13个春秋。在开平劳改的岁月里，他几乎与世隔绝，出狱之后，方知天翻地覆。他被洗刷掉反革命的罪名彻底平反，补发了工资，回到老家丰润，在车轴山中学任教。后被调到唐山一中任语文教师。不久，他与小学教师周盛丽组建了新的家庭。

1985年8月2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那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天后，县委县政府在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庆祝教师节大会，我们这批新党员列队上台，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读入党誓词。宣誓完毕，我正要走回台下，一位领导同志向我走来：“祝贺你，张老师！”我认出了紧紧握住我手的是我曾经的学生郑宝来，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部长。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如烟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我想起了自己的孩提时代，想起了因买不起童子军服受到的毒打；我想起了唐山解放的日子，想起了打着霸王鞭去火车站欢迎解放军进城；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偶像，想起了吴运铎和保尔·柯察金；我想起了参加工作后接触的那些身边的共产党员，想起了大胡子书记王庆永和独臂英雄周凤岐；我也想起了3年饥馑和10年“文革”，想到与党和国家受的损失相比，自己的挫折实在算不了什么。如今，拨乱反正，百业俱兴，无数共产党员正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业。能做为其中的一员，是我的幸福与荣耀。

改革开放，让我们圆了无数的梦……

张秀成，1940年生，大专学历。1958年毕业于唐山一中，走向社会后，从事务农、务工、从教、公务员工作近40年，退休后从事诗文创作，曾出版自传体长篇回忆录《迢迢风雨路》、诗词集《夕照集》，现任曹妃甸区诗词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