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望故乡

李润生

我的家乡李八厫村，现为曹妃甸区第十农场场部所在地，建于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家乡度过。那时候的家乡，家家垍子房，户户门前有个“灰堆”；土路通往各家各户和远方，天晴的时候，路面一层土，微风吹过，路面的灰尘伴着灰堆刮起的草木灰、漫天飞舞。每逢雨天，街上、院里到处都是泥。尽管如此，仍然感觉家乡是美丽的、亲切的。

1968年在家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村小学教书、在场部工作。1976年以后到了总场工作，每次回家感觉 “山河依旧”，看起来没大的变化。

1986年后搬到县城居住，至今已三四十年，但我对家乡的关注从来没有减退，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加深。

2013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我产生了把村庄战争时期的革命史乃至村庄的历史了解清楚、记下来的念头。为了解村庄的“前世”，我遍访村中老者；为看 “今生”又走遍了村庄的旮旮旯旯。

村中老者说，1948年“土改”的时候，村里有大约160个门口、420余户、1800多人。那时是“一房多家所有”、“一院多户同住”。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也没几户能盖得起新房。土改时期的村容村貌维持了将近30年。

所有的变化都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村庄变大了、变得漂亮了；村民变富了、生活多姿多彩。家家盖新房村庄变大了

1976年的大地震使得大部分房屋倒塌，没倒塌的也成了危房。家家需要盖新房，“一家一院”的追求使村庄面积急剧扩大。地震后，村庄周边的坨地、碱滩、水坑都成“抢手货”，人们先是用人推独轮车就近推土、后是靠机动车从远处运土。十几年时间，村庄面积成倍增加。

1980年到2000年前后，是村里的建房高峰期。

1980年前，村里的建房方式是沿袭百年的“帮工式”。建房者约左邻右舍、新亲旧友前来帮忙，帮忙者没有工钱，只是在建房者家中用饭。除早午晚三顿之外中间还有加餐。到了插秧大忙季节，为了不影响集体生产，生产队把全队的能工巧匠组织到一起，由建房者支付费用给生产队、生产队派人建房为劳力记工分。这样，建房的“义务帮工式”变成了“间接付酬雇工式”。到后来，变成了建房者与专业队直接协商建房费用的“包工式”，当然，所有物资建房者自备。再后来就有“包工包料”的方式，建房者把一切都交给专业队伍，自己只要掏钱就是了。建房方式的转变是随着人们思想解放程度而转变的。

自建村始，村中建房就是采用具有本地特色的“垍子疙瘩”草顶房，即便是清末民初富甲一方的“仁和堂”也是如此，全村砖瓦房不过数处。草房虽有垍子墙厚、需要年年“抹泥”的弊端，却也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九十年代后，青砖灰瓦逐渐取代了垍子疙瘩，土墙草顶变成了“青堂瓦舍”。用“稕子”替代“椽子”的现象绝迹了；檩子由用旧的变成买新的，材质由杨木变为松木，最细也得小头直径20厘米以上。平房也都是当年盖房当年打成“焦子顶”，省得年年“抹房”了。几年后又变成砖砼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地梁、圈梁、立柱全是钢筋水泥铸就，就连用水泥也讲究品牌了。房屋的抗震等级大大提高。

垍子草房时代，每间房子东西宽不过3.5米（木匠尺一丈一尺折算而来），三间房的宽度不过10.5米，南北跨度大都是5.5米左右（木匠尺一丈七、八尺）。地震后的新建房除了受原有宅基地闲置不得不采用原来的宽度、跨度之外，新批的宅基地都是三间12米宽度。不过那时建房都得用“栿”，栿的长度大都为6米。变成框架结构后，没有了“栿”的尺寸限制，房屋跨度8米、9米、10米乃至更大。内部也不再是老式的锅台连炕，有了客厅、卧室、厨房等功能区的区分。外装修镶瓷砖，内装修讲究“风格”，颇有城内商品楼房的意思。

房子越盖越多、越盖越好、住房的人却越来越少。2010年后村里建房的已经很少了。严格控制村庄面积扩大、停止宅基地的审批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村里种田、养鱼，他们向往村庄以外的生活方式，纷纷外出，出去后就不愿意回来了。再加上城镇化步伐加快，成建制的撤村进城，盖起了几百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以旧房换新楼，实行宅基地置换。没有纳入置换范围的、经济条件差一点儿的孩子们，由父母资助在县城购买商品楼，有能力的还去了更大的城市乃至京城。现在村里户籍人口是3200余人，1000余户。“一院一户”、“一户多宅”是普遍现象，所以村里的门口数量远远大于户数。

修路改水改厕村子变美了

县志上说，李八廒村东北通丰南县大佟庄的路，是建柏各庄农场以后唯一保留的乡村道路，其余所有道路均是按照农田、渠系配套重新布局。由于受生产力的限制，这条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的土路，到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实现了低水平的初级硬化。

1990年9月，由县城经李八廒村通八农场的公路竣工通车，结束了乡村道路初级硬化的历史。2004年北通大佟庄、南到李家灶的水泥路修成，使村庄同外界的联系保持四通八达、风雨无阻。李家灶距李八廒不到10里，那里有1998年通车的省级公路——“沿海公路”，2015年底改扩建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

令村民没想到的是，由于曹妃甸港的开发建设，村庄附近有了两条高速公路、两条铁路。2008年11月，唐山曹妃甸（唐曹）高速开通，县城南约4公里处有入口。 2009年5月，国家高速公路网沿海高速河北段通车，此路从村北不足1公里处通过，县城北约5公里有入口可上此路；2010年开工建设的河北至内蒙古（冀蒙）货运铁路从村南经过，县城北设有车站。于2015年年底建成。2015年开工建设的客货两用唐山至曹妃甸（唐曹）铁路，2018年建成，在县城南有一座车站。这条铁路连接京唐高铁，建成后可以坐火车去北京。靠曹妃甸的开发建设、靠四通八达的路网，李八廒同世界连接起来了。

1979年前，村中也都是土路。后来农场出资将村里的主要街道垫上了“钢渣”，实现了初级硬化。但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路面还是令人感到十分不便。 2003年5月，村里的几条主要街道改造成混凝土路面。2010年开始的农村面貌提升改造工程，使村里所有的道路都实现了硬化。道路面积45000多平方米，总长度18.2公里。总投资约290万元。现在，村民家家门口都是水泥硬化路面，就连悬在村外孤零零的几户，也都有专门的水泥路相通。

早在1962年，柏各庄农场为十分场引电，李八廒村民照明就用上了电灯，这比邻近的丰南县滩沟村等人民公社体制的村庄早了14年。不过那时对村民来说电的用处仅仅照明而已。全村一个电表，年底每户缴纳一两块钱的电费就可以了。

科技进步使得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陆续问世，并不断更新换代。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这些电器相继进入百姓家庭。这也使得村中20年前的电网“不堪重负”。 1985年9月，电力部门在临近头面灶新建的35千伏变电站投入使用，专供第十、十一农场工农业用电，并将用电干线改成双回路，居民用电有了保证。2000年5月全县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村电网重新布局，线路、设施全部更新，家家装电表，供电能力提高，满足了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对电力的需要。

1953年，李八廒乡政府成立，办公地点在“仁和堂”临街的门洞子里，村民见识到一个“新玩意儿”——通往大新庄的电话。1957年7月，村里有了一个叫“丰润县李八廒乡邮电所”的机构，设28门电话交换机一部，各村也通了电话。不过那时电话用处不大，即便是往十里地外的黄米厫村打个电话也得大半天时间，人们要是有急事得拍电报。电话进入平民百姓家庭是1992年10月24日以后，全县开通5000门程控市话交换机。村民家庭陆续装电话，实现国际国内电话直拨。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固定电话很快被人们抛弃了，改用上了更为便捷的移动电话。1996年初，唐海县移动电话实现全国联网，手机开始大量进入村民家庭。现在，村民也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人们用它联络天南海北、沟通四面八方。足不出户，大事儿小事儿都能搞定。

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使水井等生活设施受到严重破坏。随着震后恢复建设全面展开，1981年，村里开始实施自来水入户，采取的是农场和个人共同负担费用的方式。公家负责供水和主管道铺设的费用，主管道以下费用由个人承担，并且限定每户只能有一个出水口。村里新打了机井、修建了水塔，采取按时段分片儿供水的方式，村民饮用自来水的时代到来了。1990年后实行了全村自来水管道联网，水塔供水模式后来改成了压力罐供水。全村统一调度、统一供水。2008年，河北省农村饮水工程改造项目实施，村里将1980年所建管网全部淘汰更新，一个院子也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出水口。按城里自来水管网的样子，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水表，水管引到了锅台旁，院子里还有一个用来“浇菜园子”的出水口，太阳能热水器也都派上了用场。家家户户以自己的水表上实际用水量为准，按县物价局核定的标准缴费。大家说这是“花钱买幸福”。2015年8月，农场建立了水厂，李八厫同临近四村联网统一供水。家乡同城市一样，实现了24小时供水。

有了足够的水源，每家房前屋后的空地都利用起来了，或种植蔬菜满足自家需要，或种些棉花类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有的栽植果树、种植花草。

随着“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实施，村里有了“村民中心”、有了“文化广场”，有了业余的“评剧团”、有了几支“秧歌队”，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2015年，上级出资实施“改厕”工程，家家户户都有了封闭水冲式厕所，减少了蚊蝇滋生。村里设了垃圾箱，实行垃圾定点倾倒；组建了清洁队，定时清理。2018年，村里主要街道加宽、修建下水管网，村容村貌又上了一个档次。

看到年年都有变化，村民喜不自禁，这不就是媒体所说让老百姓也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嘛！

实行改革开放村民变富了

说起村庄的历史，有三个时间节点至关重要。一是1948年的“土地改革”，村民人人有了同等数量的土地、有了住房、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有了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二是1958年的“入场”（加入国营农场），虽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了国有，但符合条件的都成了“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年满16周岁以后也“自然增长”成为职工，享受商品粮待遇、月月有工资，村民有了依靠，虽不宽裕尚能温饱，日子好过了些；三就是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双层经营”，村民有了择业自主权、有了经营自主权，可以各展其能、大显身手，开始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自打1983年为到龄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农工退休制度成了常态。特别是2003年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之后，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几乎成了人人向往的年龄。2005年后企业养老金连涨14年，使得退休人员每月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这足够五口之家的生活费用，这是最令邻县农民羡慕的事儿。

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制度，使得村民人人有“口粮田”、职工个个有“身份田”，种地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只是负担直接成本就行了。若是本人没有经营能力或不愿经营，还可以“流转”出去，拿到不错的流转费。种地的也不吃亏，可以拿到国家的各种补贴，有能力可以大面积承包经营“效益田”。在这个政策的激励下，之前荒芜的地块都得到了开发，因地制宜，或种植农作物，或养鱼养虾，或见缝插针栽植树木，真正做到了“不浪费每一寸土地”。

改革开放之前的生产队统一经营时期，村民都在生产队长、组长的指挥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粮为纲”的方针把人们的手脚束缚得死死的。因为是“国家出钱、农工种田”，所以粮食产量高低、经营成果好坏与农工关系不大。1983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初期只是粮食产量同个人收入相连；经数年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层经营体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发挥。除了种粮的、养鱼的、养猪的，慢慢出现了经商的、跑运输的、搞工程的、办企业的，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致富之路。改革开放使得生产力得到解放。

改革开放使得村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修于清光绪元年的李氏家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反映李八廒村的“专著”，上面记载，从公元1575年建村，到1875年修谱300年间，11代人1913名先祖中只有2名“庠生”、2名“国子监”学士、16名有字号者，足见祖先文化知识的匮乏。到改革开放之前，村里上过大学的不过二三、上过中学仅仅十几，这并非村人愚笨，皆教育资源匮乏而致。恢复高考后到1994年底，村民中取得中专、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24名；1994至2015年期间取得本科二批以上学历者148名；总计172名，其中博士2名、硕士33名。

李八廒村的变化，是改革开放政策给农场带来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缩影。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李八廒村同曹妃甸区所有村庄一样，还有很长、很艰巨的路要走，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