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研走向市场
李可晔
我于1983年7月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农垦科学研究所工作。对我来说回到家乡工作是件十分高兴的事,此后我一直在农垦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虽然是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但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提高,再也不是“臭老九”,整个社会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非常浓厚。
我来省所报到后,被分配到水稻高产技术开发研究室(以下简称开发室)。室主任是王慧心,还有王志远、刘金生、郑福华以及一同毕业来所的潘勋和我,共6人。当时开发室承担了农业部农垦司“水稻高产技术开发研究”课题,以柏各庄农垦区一农场、滦南县柏各庄镇娄各庄、南方各庄为重点技术示范区,通过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应用,使水稻中产变高产、高产再高产。那时正在示范推广新品系“80-3”(冀粳8号),具体安排就是在育秧等水稻生产主要时期,逐村逐队集中讲解技术规程,并深入田间地头,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我上班工作不久,所里组织水稻技术现场观摩,所里的十几名水稻科研人员、场镇示范村的技术人员及干部群众共80余人参加观摩会。当时刚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大家对种好承包田的积极性很高,与会人员参观示范村队的几片示范田后,在娄各庄村召开总结交流会,大家对新品种、新技术的生产应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在之后近9个月的时间中,一直跟随王慧心、王志远二位老同志,开展技术培训、田间调查、取样考种,逐步熟悉了水稻生产过程,学到了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
1984年4月,我调到了水稻栽培研究室的节水种稻课题组(简称节水组),跟随王中平、胡敏开展节水种稻技术与理论研究,同组的先后还有李连禄、高俊全、郑国元、张自荣等同志。当时王中平他们在所里试验田经过几年的试验,初步形成了水稻旱地直播、湿润灌溉至水稻成熟的节水种稻技术,适宜小麦、玉米产区示范应用。5月初,我随车来到丰润县小八里庄乡农试场,并带来了种子、农药、化肥和一些试验工具,开展节水种稻技术试验示范工作。小八里庄乡政府在农试场提供了10亩多地供试验用,我们安排了4亩春播“80-3”高产技术示范,并进行春播品比试验,参试品种有80-3、中华8号、花育15、黎明AK55等,分两期播种(5月10日、5月25日);以80-3为供试品种进行播种量试验。小麦收获后又安排5亩夏播“垦稻3号”高产示范。水稻收获后,春播“80-3”平均亩产900斤,夏播“垦稻3号”平均亩产500斤,比种春玉米、夏玉米效益高。年底经总结分析,认为在小麦产区推广夏播稻前景好,于是在省农垦局的大力支持下,重点示范推广夏播节水稻丰产技术。1985年由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引进“垦稻3号”稻种15万斤,在丰润县城关镇和遵化县城关镇示范推广5千亩,同时在大曹庄农场、双桥农场、乐亭县城关镇、滦南县马城、长凝等场镇进行小面积示范。为了保证示范效果,我们在5月底6月初逐乡镇进行技术培训,播种前召开由各乡镇村的技术骨干参加的技术培训会,现场观摩播种、化学除草等作业的实际操作技能。水稻麦茬直播技术,从无到有,迅速发展,1986年统计共示范2万多亩,1989年又和北京通县农机化研究所合作,在永乐店农场进行,千亩机播示范,收到较好的示范效果,为大面积推广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的科研单位,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搞科研,别的什么也不管。什么科研成果转化、什么产品市场啊,都不需我们操心,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科研搞好就行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成果不符合生产的需要,或是成果 “睡大觉”,转化没人搞,造成了成果的积压和资金的浪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实践中开始了改革的探索。
1990年底,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农业部农垦司“多效唑增强水稻抗逆性技术研究”项目,当时项目组有王中平、胡敏和我,在借鉴中国水稻研究所王熹等在南方稻区使用多效唑培育水稻壮秧的基础上,我们对冀东地区水稻应用多效唑的使用方法与效果进行了试验,明确了我省水稻冀东水稻产区使用多效唑放防倒伏、增穗保产效果,并在我所1993年水稻丰收杯高产试验中应用,取得亩产907公斤的效果。此后多效唑在冀东稻区主要用于防止水稻倒伏,尤其在高水肥田块和易倒伏品种,如中花8号有一定应用面积,1993年后,我与郑福华、客绍英等同志开展水稻化学调控技术研究,我所王文成等研发了防治水稻苗期黄苗的药剂—黄苗灵,我们则侧重水稻插秧后缩苗、后期早衰等问题。经过对十多种调节剂试验筛选,筛选出了促长剂—891植物促长素,抗衰剂—谷粒饱等在生产上应用。其中谷粒饱以其使用方法简便、增加粒重效果显著,年应用面积最高达30万亩。当时生产上正在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新技术,并示范推广我所新育成超高产水稻新品种90-3(冀粳14号),我和我所水稻育种、栽培、植保等研究室的科研人员编写了《90-3种植指南100问》科普手册,定期到各场镇乡村进行技术培训,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促进了水稻生产水平提高,涌现了许多亩产超750公斤的高产户,据统计1994年唐海县全县水稻平均亩产达650公斤。
1995年,我到水稻病虫害防治课题组工作,当时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农资经营政策,允许科研单位成立服务实体进行农资经营服务。为了使我们科研与生产更紧密的结合,让科研直接服务于生产实践,科研人员开始脱下白大褂,开始了科研与市场的结合。我所以课题组为单位先后成立了3个服务实体,开展有偿技术服务。与农资经营单位相比,我们的经营资金和从业人员不足。我们就以推广农药新品种、新技术为主,发挥技术优势,与冀东稻区各乡镇村技术推广站、农资经营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筛选出对路农药新品种,联合生产厂家在稻区开现场交流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农资经营单位参加,加快了新农药的推广进程。在此期间我所先后推广了防治稻曲病示范用药—曲净灵,防治水绵药剂—水绵净,防治稻水象甲药剂—克甲螟一号、凯明四号,稻田高效除草剂—稻无草、卞黄隆等,促进了冀东稻区水稻生产水平的提高。从农药经营和植保服务中我们开始有了不错的经济收益,科研人员第一次从市场中赚了钱,也有了奖金收入,很好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一石击破水中天。我所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各个课题组也都有了自己的服务项目,颇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们单纯的水稻科研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归属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后,不论是经费的来源和课题的选择,都要与市场紧密结合,因此,我们开始了闯市场的探索。
2001年,我所根据沿海地区开发建设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需求,有针对性地成立了园林绿化研究室,由我任研究室主任,还有弋波、赵义善二位同志。研究室成立之初,主要承接南堡开发区道路绿化任务。当时除了冀东监狱区域内有成型的绿化景观外,几乎没有绿化痕迹,我们于2001年春季承担了开发区希望路分车带绿化工程,采用客土加隔离层方式,南段栽植草坪间植合欢树、北段栽植草坪间植红叶小糪、金叶女贞、小叶黄杨簇团,为开发区增添了第一片绿色。一直到2005年,我们先后承担了开发区希望路、发展道、环岛四周、小学院内等多项绿化工程,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得到开发区领导和主管部门的信任。2006年以后,我们开始进行轻盐碱地原土绿化尝试,在环岛西北角绿地对土地平整后直接种植高羊茅草坪,在希望西路东侧、希望东路西侧直接栽植国槐、紫穗槐取获得成功,苗木成活率在90%以上。2008年在唐海县双龙河东侧巡堤路两侧4000米路肩和护坡,曹妃甸工业区青林公路西侧、纳潮河北侧60亩吹沙地,成功进行了轻盐碱地原土绿化,降低了绿化成本。可以说2001~2008年我们逐步从客土置换到原土直栽,初步形成了轻盐碱地原土绿化技术。特别是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也极大地推动了我们成果的转化,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
我所于2009年开始进行滨海地区重盐碱地原土绿化技术研究与示范,即在土壤全盐含量>2.0%的滨海盐碱土上,不添加外源客土、通过土壤改良技术降低土壤全盐含量、选择适宜的耐盐苗木品种合理搭配形成绿化景观效果。2009年,承担了河北省科技厅重大研究项目“曹妃甸地区重盐碱地耐盐苗木引选及绿化技术集成示范”,成立了所长为项目主持人,耐盐苗木研究室、园林绿化研究室及相关人员组成的项目组,在曹妃甸生态城青龙河东侧和人工河北岸进行重盐碱地原土绿化技术集成示范。示范基地总面积32万平方米,土壤平均全盐含量2.41%,栽植白蜡、竹柳、白榆、紫穗槐、芙蓉葵、千屈菜、八宝景天等30余个绿化苗木品种在示范基地应用,共栽植650万株,经过三年试验研究,总结形成了以土地整理、土壤改良、淡水淋盐、栽植耐盐苗木、滴灌灌溉等为主的滨海地区重盐碱地原土绿化技术,并于2011年通过专家鉴定,本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1~2014年在承担国家海洋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淤泥质海岸带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基础上,对苗木选择、改土降盐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完善,如将淡水洗盐改为滴灌淋盐,既简化了作业工序、缩短了作业周期,又节省了淡水用量,淋盐效果提高显著。
滨海地区重盐碱地原土绿化技术,2014~2017年先后在曹妃甸湿地、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等滨海泥质重盐碱地以及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海沙造地地区,累计推广应用面积56.07万平方米,实施区植被覆盖率90%左右;成活率91.25%以上。与传统的“工程避盐加客土置换”绿化模式相比,该技术每平方米节约成本131.50元,累计节约成本7373.17万元。这标志着滨海泥质重盐碱地综合改良关键技术在曹妃甸已取得重大突破。对于滨海重盐碱地区及相似地区绿化产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技术指导意义。
回顾近40年的工作经历,开放—让我们充分认识了“科技就是生产力”,改革—让我们的科研不再是“象牙塔里摆道场”,而是走向市场,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让基层的科研工作充满了活力。
李可晔,1962年8月生,1983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河北省农垦科学研究所)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