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曹妃甸的文学情缘

杨立元

在曹妃甸这方热土上，充满了现代化大工业的元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富表情，是那样的神奇和神圣，是那样的美丽和富饶。这里曾是中国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国营农场。早在我国“一五”计划时期，就被国家列入153个重点项目之一，于是无数创业者筚路蓝缕，开拓进取，在茫茫的滩涂上建立国营柏各庄农场，经过几代农垦人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奋斗，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不毛之地变成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浩然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盛赞。这里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在世纪之交，河北省作协关仁山来这里挂职唐海县副县长，曾以这里的“立体农业”“水上农业”“绿色农业”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天高地厚》、中篇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作品所描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是“中国未来农业的走向和趋势”，尤其是《红月亮照常升起》在全国引起了争鸣。有的文章认为关仁山在夸大和虚构事实，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说他迷失了创作方向。我则以在这里的见闻在《文艺报》发表了《关仁山迷失了吗》和《现实主义不会迷失在理想》等几篇评论文章，对反对意见给予批评和反驳。我的这些文章也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的《文学理论》等多家刊物全文转载，引起一定的反响。

如今的曹妃甸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港口、现代化的城市和现代化农业的样板，成了现代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如今已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唐山市“一港双城”战略的主战场，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努力建成”的排头兵。

说到我与曹妃甸的感情，可以追溯到1975年秋，那时我刚过20岁，便在与柏各庄农场毗邻的丰南县大佟庄芝麻坨当“大下”工作组组长，任务是帮助落后村。我看着周边柏各庄农场金色的稻田、丰收的果园羡慕不已。后来我多次去农场，看到了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昂扬向上的激情，大农业的现代化气息，感到这里真是一方“桃花源”般的圣土，不禁感慨万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多么幸福啊！

恢复高考以后，我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我与柏各庄农场来的李庆玺成为最要好的同学，这是因为他大度慷慨、热情爽快，有着超越其他从农村来的同学的气度。共同的志趣和对文学的爱好促使我们组建了文学社，一起出板报、发表小说，后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常委、纪检书记张力和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也都曾经是这个文学社的成员。因为与李庆玺和柏各庄农场的同学郑录海、刘兴敏等人的关系，于是我来曹妃甸的机会便多了起来。后来我的学生李克东、李新满、阎立德、郑春雷、张焕义、郝晓薇等毕业后都回到或分配到了这里，并各有成就，再后来我的学生李季莲也任职到这里。我与曹妃甸作家郑录礼早就是好朋友，他的儿子郑春雷是我的学生，他们都为推动和促进曹妃甸文化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于是这里便成了我经常来的地方。

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我与曹妃甸的作家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我的同学李庆玺，后有李克东、郑春雷等学生，以及郑录礼、孙武勋、孙梦成等作家。他们以情为墨，写就了一部部（篇）力作，为家乡讴歌赞美，为故土鼓与呼。所以，我每一次来到这里都充满激情和兴奋，不仅为巨大的变化而感慨，也为这些作家的成就所感动。

在孙武勋、孙梦成带领下，曹妃甸的文学同仁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成立了曹妃甸区作协、唐山湾文化研究会、海云诗社等，在《曹妃甸报》开辟了《金海湾》专栏。这种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建构、和谐共进。是一件造福子孙、泽被后人、功德无量的大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经这样说，在人类生存的空间里，“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巨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所以，我们要用文学“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去捕捉人类精神上那最高层次的梦想”。有文化才会有精神文明的进步，因为文化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保障。我深深地感谢曹妃甸的作家们。

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雄的曹妃甸人在这里创造了现代版的“精卫填海”的神话。著名报告文学家王立新在这里写出了“海湾三部曲”（《曹妃甸》《首钢大搬迁》《大海上的钢城》）。这些作品气势壮美宏伟，写出曹妃甸创业发展的恢宏进程，热情讴歌了建设者科学决策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生动表现了“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的建设者精神，展现出了宏大气势。它“之所以表现出大气势、大气派，就是因为它拥抱了当下变革的生活，曹妃甸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当下变革的社会的缩影。作品除了正面描写建设中的曹妃甸，同时还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所以，它是立体的、厚重的。”（武翩翩语，摘自中国作家网）。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曹妃甸的文学也日益繁荣，成为唐山文学创作的热土。先后出版了孙武勋的诗歌集《海韵诗稿》《海韵歌吟》，散文集《心路》和《山雨》，刘向权的散文集《咬断草根蒲香远》，张秀成的长篇回忆录《迢迢风雨路》和诗词集《夕照集》，刘德润的散文集《岁月无痕》《八十抒怀》等等。孙梦成的散文集《水乡清韵》《双龙河畔》，诗集《左古典 右现代》，长篇小说《大唐曹妃》（与刘兰朝合写），杨海光的报告文学《渤海儿女》《大海娇子》，李庆玺的散文集《乡韵诗情》《史话曹妃故里》，李克东主编的《张灿书画诗文集》《追忆张逸生》《我们曾经是知青——柏各庄农场知青纪事》等纪实作品。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了回顾历史、关注现实、拥抱生活、反映时代的创作精神，使得曹妃甸文学呈现出方兴未艾、蒸蒸日上的态势，如渤海东升的旭日，一片灿烂辉煌。

目前曹妃甸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名，省级会员13名，唐山市和曹妃甸区会员120多名，已经形成了一个阵容较强、梯队衔接、积极进取的创作队伍，文学创作形式多样、表现手法丰富的文学态势。在这些作家中，有较大影响的作家有曹妃甸文学的开拓者郑录礼和杨海光，领军人物孙武勋和孙梦成，中坚力量李庆玺、李克东、刘兰朝、郑景川、付秀宏等人。

曹妃甸文学是有着鲜明的地缘特色的文学。所谓地缘文学即由某一地域生活和地域文化的培育和影响而成，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诸因素中表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并由此形成地域文学风格。曹妃甸文学是曹妃甸这一独特的区域所造就，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一是历史与现实紧密衔接。曹妃甸文学中有着浓郁的历史色彩和强烈的现实精神，二者紧密衔接，互为补充，呈现出了曹妃甸文学的由古及今的整一性。曹妃甸历史久远，留下了凄美的大唐曹妃的传说。曹妃甸作家以此探寻曹妃甸的历史、彰显曹妃甸精神、弘扬传统美德。在反映曹妃的文学作品中有两部反响较大。一部是刘兰朝与孙梦成二人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唐曹妃》，一部是朱永远与刘玉相合著的《曹妃甸长歌》。这两部作品将传说与史料巧妙集合，历史与现今有机结合，虚构与写实完美契合，给曹妃美丽的人生写生、美好的形象塑像，并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形象所负载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彰显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促进当前乃至以后地域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孙武勋《大唐曹妃》序）。李庆玺的《史话曹妃故里》也通过曹妃甸先人在“斥卤不毛”、“间有人烟”的荒滩上垒灶晒盐、农桑稼穑的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予以褒扬，而当今的曹妃甸的建设者们正是秉承了这种精神而创造了现代版的“精卫填海”和吹沙造田的奇迹。

在曹妃甸历史的进程中，曹妃甸精神作为曹妃甸文学创作的一条红线始终贯穿至今。在曹妃甸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曹妃甸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最值得称道的如王立新的“海湾三部曲”，可称得上充满时代精神的英雄史诗。长篇报告文学《曹妃甸》《首钢大搬迁》《大海上的钢城》以深厚的历史容量、鲜明的时代精神表现了曹妃甸开发建设的伟大历程，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角度解读了曹妃甸的经济地位和战略意义，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决策者、开拓者和创业者的精神境界，真实地再现了曹妃甸的建设者们锲而不舍、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彰显了曹妃甸所焕发出来的现代工业迅猛发展的勃勃生机，昭示着新时代赋予曹妃甸精神的崭新意义。

二是家国情怀与故乡情愫融为一体。曹妃甸作家真情地描绘和叙写家乡的风土人情，赞美和弘扬家乡人的美好天性和传统美德，为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歌唱，为故土的父老乡亲书怀，表现了“记得住乡愁”和对家乡眷恋，生动地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样就使得他们的作品不仅是个人的感怀、故乡的叙事，而有了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成为一部生动的曹妃甸“史记”，并用此铭记过去、昭示未来。如孙梦成的散文集《双龙河畔》就是思乡、恋乡、怀乡情绪的真挚表达。这部散文集布满了故乡元素和家族脉络，显示了家园之恋和亲情之美。正是因为作者的恋乡情绪的真挚表达，具有地理指向和心灵层面，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作品“接乡愁”柔软的质地，还有作者“何以回家”那切入肌肤的痛感。李庆玺的散文集《乡韵诗情》，同样表达了“对家乡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幽幽深情”，寄寓了他对家乡人的无限热爱之情，他充满激情地歌颂了家乡人朴实憨厚、心地良善的传统品德，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美好天性。不仅这些长篇叙事表现了曹妃甸历史进程，就是一些散文、诗歌抒情短制也大力赞美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以独特的旋律成为曹妃甸的乐章中一部分。像孙武勋以诗词的形式讴歌和记录这一巨大的变化，其中《曹妃甸赋》以洗练生动的文笔、简洁典雅的语言记录了曹妃甸的创业史，总结概括和升华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曹妃甸精神。李克东则是用镜头和笔的双重工具来表现家乡的风物和野生鸟类。他的散文集《飞羽随风》集观鸟、赏景和美文为一体，寓教于乐，寓情于趣，激发起人们对家乡热爱情感和对野鸟的保护意识。

三是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和谐一致。曹妃甸作家的作品真实地再现现实，表现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契合，诗性和人性的统一，因而有了较高的质量和品位。如关仁山以曹妃甸真实素材写成的中篇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就是代表作，作品中的陶立大学毕业后，带着建设家乡的情怀回到家乡，进行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开发。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降低农产品的成本，使用污泥发酵做肥料搞“绿色生态农业”，进行“超级大米生产和苹果嫁接”，积极开发绿色食品，推广名牌战略，进行立体农业的生产，并将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成功地闯出了一条超越传统农业模式的产业之路，这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嘹亮前奏。再如长篇小说《白纸门》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下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雪莲湾”人为渔村的进步和渔民的富庶舍弃个人利益而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实现了雪莲湾社会主义新渔村的和谐进步。郑录礼的小说《走出那“荒岛”》通过主人公抛弃因为秃头而产生的自卑和而走出设置的“荒岛”，获得了一种身心的解放。这个故事在告诉人们：人只有战胜自我，才能走出被传统伦理观念禁锢的“荒岛”。《褐色的牙齿》则通过“我”从对褐色牙齿的拒绝、逃避到接受、陶醉的心态变化，揭示了这种“民间集体无意识”现象所具有的可怕惰性和强大“同化力”，以及战胜这种“民间集体无意识”的艰难。曹妃甸文学以其与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筑起了文学的价值体系，并在“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实现了“真”与“善”两个价值取向的交会。

四是古典和现代的双重运用。曹妃甸作家十分注意从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中学习、汲取有益的成分，以增加自己诗文创作力，在写作技法上的运用上做到了古典和现代的有机结合，使得作品呈现出多样的色彩。如孙梦成的诗集《左古典 右现代》就是典型范例，表现出作者使用古典和现代多种写作技法的稔熟，在创作也显露出壮美和优美两种美学风格。同样，孙武勋也以其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追求形式规范和艺术魅力的有机统一”，以其典雅厚重的韵味形成了浑然天成、和谐自然的美学品格，并流溢出纯净平和的神韵、感人至深的情韵、深刻厚重的意韵、自然朴素的美韵。关仁山在小说创作中也充分运用了传统和现代手法，如《红月亮照常升起》用红月亮象征主人公的命运和品质。红月亮是初升的月亮，生机勃勃，无限美好，象征着陶立的事业发展壮大；月亮纯洁、美丽，象征着陶立的外貌和内质美丽高洁。虽然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风雨的侵袭，但红月亮还是升起在高高的天空上。郑录礼的小说也同样是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手法的融合，他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写法的同时，还运用了黑色幽默、象征和隐喻等现代派手法，使得作品意蕴深厚、意味深长。如《老马》写一匹拉车的老马老迈无用且病入膏肓，赶车人不忍杀它，趁夜晚将它运到野外让它“寿终正寝”。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匹老马竟拖着羸弱不堪的病体挣扎着回到了它所栖息的马棚，死在马棚里，也就是回家了。从表面看，“这是动物的一种归巢性，却隐喻了人对家园故土乃至祖国的极深的眷恋，九死而不悔”，读罢启人深思。像这种欧·亨利式结尾的作品还有《老伴儿》《拒绝握手》《尴尬握手》《父爱》《隔壁》《哑剧演员》《农家朋友》等。

“喜有文坛襄盛世，岂无佳作写华章”。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壮举，伟大的壮举需要伟大的作品。如今我的曹妃甸作家朋友们正在凝神聚力、齐心协力创作具有历史容量和现时精神的精品力作，以不负家乡人民之重托，不负时代之重任，为曹妃甸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滦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在《光明日报》《求是》《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1部，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报告文学集《辉煌的金字塔》等10余部。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河北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评论一等奖等，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河北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