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高考

侯振平

回想40年的高考历程，我的思绪就像一条彩绸，一端系着1977，一端系着当下，这彩绸里竟浓缩了几代人的青春，记载了无数人的梦想，也蕴涵了一段苦涩而甜蜜的记忆。

1966年至1976年，国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审核”的上大学模式，这一时期，高中应届毕业生失去了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且一滞十年。

所以，1977年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一股春风迅速吹遍大江南北，也吹进了千家万户。我依稀记得，1977年12月11日，全县几百名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且不少是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师生关系的应考者，一同走进了考场。刹那间，考场里汇聚了一个压抑了太久的集体梦想——投入高等学府的怀抱，去享受那录取率仅仅为4%的温馨与公平。

夺魁者当然是“老三届”的学霸们。但是我们学校3名应届生荣登喜榜的捷报，也着实让全校师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此，学生们好像有了奋斗的目标，看到了美好前景。

1978年，续扫 “文革”之尘，学校稳定下来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年仍有一个奇怪的谬论：“四人帮”是不好的，“文革”是正确的，“四人帮”的主要问题在于破坏“文革”。这让刚刚成为惊弓之鸟的造反派，再度抬起头来“重操旧业”；却使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教师们心有余悸，唯恐再次引火烧身；即便是当年像我一样的青年教师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前不久，我翻开发黄的日记本，发现里面有一首早已遗忘的诗：“一片叶子终于没有落下来，所以，不哭也不笑。风，藏得很深，我找不到流云的根。”现在想来，这首朦胧诗，大概就是我当时心态的潜藏。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心头的症结解开了，才解除了我的不安与恐惧，心态由朦胧开始转为明朗。

但学校的状况不容乐观。“文革”中教师本来就缺编，原来任教的“老三届”教师考上大学走了，学校有相当一批教师被调到各个学校去当了领导，任课教师严重不足，青黄不接。当时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东凑西凑，或者把“文革”中转行的教师重新调回来，或者把比较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找来临时代课。

还有，从1959年建校到1979年拨乱反正，这20年的时间，因为种种客观原因，让学校元气不足：学校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教学秩序，没有建立起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制度保障，没有存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教学材料，没有任何可供延续的教育管理制度。以至于接下来的1980—1982年这三年的高考指导，学校始终没有找到方向，教学与管理茫然无序。外县重点中学迅速转舵，直向高考，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却还是乱无头绪中徘徊。这样，柏各庄农垦区第一中学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学校高考升学率严重低下，在唐山市排名倒数第一，那时好像就成为我们学校的“标签”，师生的自信心严重受损。

首先表现在大量优秀学生流失。1982年秋季录取300名高一新生，其中能够达到外县一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只有7名。优秀生源越少，升学率越低；升学率越低，优秀生源就越流失。在这恶性循环中，自暴自弃者有之，妄自菲薄者有之，故步自封者有之……在全校师生的心目中，“落后”是常态。

更令人揪心的是社会评价的严重低下。那时，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界民众提起“一中”，或沉默无语，或粲然一笑，或污言相讥。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评判，负面传播让人心塞。但是改变一所学校的面貌，需要历时久远的积累和磨砺，如何踏出第一步却是如此艰难。

终于熬到了1983年，这一年，县委县政府调来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及时补足了教师队伍。这批精力充沛、手握斧钺的青年教师，迎着霞光、踏着时代的节拍和着高考的旋律，一扫沉闷之气，使摇摇晃晃的 “贫血”者，总算有了较为健康的体魄。这批教师给学校带来的活力、温馨、荣耀，至今还能感觉到。于是，1984年的高考便有了这样的数字：27人考上了不同层次的大中专院校，而且还到处传颂着丁永聪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喜讯。

一时间，“唐海县第一中学”就像一名信步走来的青年，突然出现在教育界的闹市区。1985年，一批正值中年时期的教师，他们有的原是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1977年参加高考，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又回到县里任教，可是因国家政策允许他们回城，于很快办理手续回城了；一些外地教师，远离家乡，夫妻分居，生活不便，申请离开了；一些教师接受了外地优厚条件的聘用，申请调走了；一些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教师被机关单位调用了；还有部分教师自己脱职创业去了。前不久，我曾把这批人的姓名一一过滤，捏指一算竟不下百人。试想一所学校在一年之内有上百人的调动，那将是什么后果？1984年至1991年，这7年里频繁更换了5位校长、3届书记。各种原因造成了教师队伍的涣散、教学水准的降低、升学率的低下。

一所学校的“自信”，毕竟不是指一两个人的心理，而是指群体意识。学校的底气或者叫信心，学校的根基或者叫底蕴，需要几代承传才能稳固。

1992年开始，一中的领导与教师苦练内功，同时“走出去，请进来”；教学秩序井井有条，管理制度精细到位，教师精益求精，学生勤奋努力。1994年的高考，学校有109人榜上有名，其中54人考进了省专以上的大学。与前一年相比整整翻了一番。得到了市县级领导难得的“突出”表彰。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对当时的唐海一中来说，意义非凡：从此“教学为上”的观念得以确立，“封闭式管理”的命题得以彰显，“倡导师道”的风尚得以发扬。这一年是唐海一中获得尊严的标志性年份。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学校得到了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学生宿舍楼、实验楼、图书馆、学生食堂等一个个提升办学硬件的设施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师资队伍不断扩大，教师业务能力不断提升，教学成绩也稳步上升。

当2004年8月28日全校师生迎着灿烂的曙光昂首走进新建一中校园的时候，高考上榜人数已达400人。新校园里展现出一派书声琅琅、秩序井然的新景象。

2009年，即建校50周年之际，“忠毅勤实、笃知修远”的校训，培育了“开拓进取、创新务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精神，形成了“明德自律、善学进取”的学风。此时此刻，高考上榜人数已突破了500人。50年的薪火相传，50年的披沙沥金，学校在发展的路上，一天天都在走向成熟。这一切，都成了2012年曹妃甸区第一中学的腾飞和超越的精神准备和坚实基础。

2014年，曹妃甸区第一中学带着业绩、自信与尊严，确立“尊重·激励”的办学理念，提倡“尚德、敬业、求实、创新”的教风，主导“明德、自律、善学、进取”的学风，所有的交流、展现、认同、赞扬，都因群体效应产生了新质，本年度，学校以520人的本科录取数量、以40%的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而名列唐山各县之首，大踏步地走进了全市教育的先进行列。

学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要继续前往，须从另一条途径上路——更新观念、改革课堂结构。2015年初试“358”大课堂；再举“三疑三探”授课形式；“班改、课改一体化”管理等等，这些打破传统模式的教学探讨，全面优化了教学资源，再度提升了教学质量。这一改革，使学校教学获得了一次整饬和升华，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脱胎换骨：脚步从容，神态大气，圆润厚实。得到了省市教育系统领导的充分认可，受到全国各地同仁的普遍赞扬。2016年5月12日，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领导、教师一行几百人慕名而来、取经交流。看着他们在校园里拿着相机处处合影留念的身形，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近十几年，一中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习先进的办学理念，以人为本，从严治教，制定了一整套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治教、治学的规章制度。首先在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上形成了立体式管理模式。正是有了这种立体式的管理体制，学生的各项教育和管理工作都能落到实处。学校先后荣获“河北省法制教育先进集体”“河北省安全防范先进校”“唐山市青年文明号”“唐山市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其次是在教育教学工作战线上形成教研活动、师生出勤、课堂常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多维管理，逐步使教育教学中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教学上坚持外学先进经验，内练基本功，全体教师 “创新不止，勇往直前”；采用“政教合一”的教改模式与“学案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在狠抓常规教学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使教改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与骄人的成绩。近十年来，有百余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近百人次获得国家、省、市级各种教学奖励，多次被县政府授予“教育成绩突出贡献奖”，并连续十二年被唐山市政府授予“高中工作先进校”。

历经沧桑风雨，兴衰磨砺，这片热土上英才辈出、桃李争荣。建校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毕业后为国家和社会做着贡献。毕业生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有医学界专家、主治医学博士、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留学归国的专家、有许多默默无闻高素质的建设者，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高考，联系着千万个家庭，发展中的一中，记录着一代人的荣光与梦想，铭刻着曹妃甸人的不懈追求。

侯振平，1958年生，曹妃甸人。原曹妃甸区第一中学语文教师，曾任多年语文教研组长，并主导校园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