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保证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这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 红军政治工作保证了作战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壮大。

(1)保证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贯彻执行。在红军初创时期,教育部队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红军由游击队发展成正规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教育部队贯彻“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战略战术原则。(2)进行土地革命教育和强有力的战时宣传鼓动工作,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

(3)建立奖励、立功制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4)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5)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战争。(6)充分发挥政治干部的模范作用,使其成为联系群众,团结内部,遵守纪律,执行政策和英勇作战的模范。这些工作不仅对红军取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而且为后来八路军、新四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各地红军陆续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①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总结和记取历史教训,保证长征的胜利,红军开展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及会后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遵义会议精神在各部队传达后,红军官兵精神振奋,消除了疑虑和悲观情绪,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各部队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宣传解释和政治动员,保证了这一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

(2)恢复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先后给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对军队重大工作的集体领导制度。同时红军总政治部也指示各部队,以最大力量建立连队中的支部工作,克服由书记或指导员包办的现象,使党的支部在连队中起到最高领导的作用。(3)维护红军内部的团结。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会师,第二天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红军一、四方面军根据“指令”的要求广泛进行了会师意义

① 1935 年 1 月 15 日—17 日在长征途中于贵州省遵义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称为遵义会议。

与加强团结的教育,开展了相互慰问和学习的活动,为促进两军之间相互了解和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张国焘制造分裂活动时,红军指战员自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维护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4)激发红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团结友爱的精神。长征途中,天上经常有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面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穿越江河关隘、雪山草地,有时只能以野菜、树皮、草根、皮带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各部队开展了深入有力的政治教育,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发挥了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指战员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畏艰险,齐心协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与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英勇作战,战胜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艰难任务。(5)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的同情和支持。红军长征途经苗、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长期执行民族歧视政策, 造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民族隔阂,这给红军长征带来了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红军各级领导机关都把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大力开展民族工作,教育指战员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严格政治纪律,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使红军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还吸引了不少少数民族青年加入了红军。长征的每一胜利都是与红军中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北上途中,张国焘突然改变北上路线,擅自率一部分红军南下川康,并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另立“中央”, 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由于中共中央的耐心教育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以及红二方面军①贺龙、任弼时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重新率部北上。为统一思想,严明党的纪律,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相结合的反党反中央的路线,是流氓无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反映。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经过深入教育,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危害增强了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的正确,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