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严重破坏一、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 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林彪相勾结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制定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和批示发至全国。这个《纪要》提出：全国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还特别强调：军队“要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对部队的影响”。依据《纪要》精神，总政治部于四月八日召开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会议断言“部队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受黑线的影响很普遍，涉及的面很广”，“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代表人物”。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前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五·一六通知》的公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总政治部很快将宣传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向全军作了布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军队的院校、文艺团体和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的领导机关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开始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的规定和其他所谓“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这些单位的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即刻陷于瘫痪，党员不能过组织生活，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群众组织纷纷出现，解放军的许多高级领导机关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呈现出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确定军以下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这是从部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教育中采取了一学习、二讨论、三批判、四表态的方式，迫使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反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把拥护不拥护“文化大革命”提到是否“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高度来认识，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