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红军初创时期,由于各部队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又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在红军党内和领导者中,对军队的根本任务、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军队内部的民主等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和九月先后召开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上述一些原则

① 周恩来:《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6 页。

问题产生了分歧,经过争论未能统一认识。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使红四军建设受到了影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① 的指示精神,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两年多来的基本经验,分别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作出了规定,系统地提出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基本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丰富。其要点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基本任务。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规定红军不仅担负打仗的任务,还执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即“三大任务”。

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领导的原则。要求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规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加强党内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开好党的会议,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使共产党员在各项工作中“起核心作用”。

对红军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教育。强调必须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产生根源,对革命的影响、危害及其纠正的方法,都作了具 体的分析和说明,并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材料和具体要求。

阐明了军事与政治、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 等错误观点,明确“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是没有建立地方政权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执行当地政权机关职能。

确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原则。指出红军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长应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冶进步和生活,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遵守纪律,接受管理。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红军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党和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

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提出对俘虏兵,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

① 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通常称为“中央九月来信”(见《周恩来

选集》上卷第 29—43 页)。

的财物,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精神上得到欢乐;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愿留者欢迎,不愿留者发给路费放走。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指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宣传内容要根据红军政纲和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况去确定,宣传方式要灵活多样。提出要整理和训练红军宣传队,认为红军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搞不好,就荒废了红军宣传任务的一大部分。具体提出了各种宣传方式和方法。

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止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任务主要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了。它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奠定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是建设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红军中贯彻实行了,其他各地红军也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从而使红军进一步清除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一九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总结全国红军政治工作建设的经验,参照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明确阐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十一月由王稼祥接任)。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的制定和总政治部的建立,对统一全国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加强政治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论断。信中说:“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中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①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并制订了一、二、三级红星奖章,按功绩大小, 分别授予“有特殊功绩”的红军军人。其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荣获一级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程子华、罗炳辉等34 人荣获二级红星奖章,王震、杨得志等 53 人荣获三级红星奖章。随之中国工农红军开展了政治上比进步,作战中比勇敢、比战果和比做群众工作等竞赛活动,以及创造模范党支部、模范连队和模范团的活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贺昌在会上的发言,都明确地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等正确论断,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1932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 版,第

310 页。

并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的胜利,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深入实际、实行具体领导等重要原则,对推动全国红军重视和加强政治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全力推行的情况下, 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取消了红军中各级党的委员会,代之以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之后,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未能很好贯彻,并受到了严有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