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工程

新政的公共工程与以工代赈有时很难区别。公共工程是联邦政府为了刺激私人投资、增加社会购买力、复兴经济而投资兴办的工程。以工代赈也是由联邦政府投资兴办的工程，其目的在于解决失业问题和复兴经济，它既是救济的一种形式，也是公共工程的一种形式。国会对它们的拨款通常也是放在一起、不加区别的。但二者终究还是有区别：公共工程基本上是复兴的措施，而工赈则基本上是救济的措施。加尔布雷思在研究新政的公共工程开支时，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将二者区分开。他认为：“一般说来，公共工程是在正常建筑程序下进行的工程，即通过承包合同或建立‘有效帐目’的程序进行，而不考虑受雇人的经济状况。至于以工代赈，则完全是为适应救济需要和受雇人就业的需要而进行的，失业者的需要和技能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在执行工赈计划的过程中，工赈工程的选择及其方法都遵循这一原则。”

①当然，即使按照这个原则去区分，二者间仍难免会有重叠。

新政的公共工程是在 1933 年 6 月建立的公共工程局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第二部“公共工程和建筑规划”建立的这个局，由一个部际间的公共工程特别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主席是内政部长伊克斯。唐纳德·索耶上校任公共工程局代理局长。不过，一个月后，即由伊克

斯本人正式担任公共工程局长。在公共工程局内部，有一个由罗斯福的舅父、弗里德里克·德拉诺和著名市政计划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梅里亚姆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斯利·米切尔教授组成的全国计划委员会，负责提出长期的政策性建议。

根据法律的授权，公共工程局具有如下权力：它能够象一个建筑机构那样提出和举办自己的工程；它能够对工程和资金进行分配，使其它联邦机构参与或从事建筑工程；它能够给各州和其它公共团体提供贷款，以促进非联邦的建筑工程；有一段时间，它还能向私人公司提供贷款，以促进其建筑工程。它的活动和工程建筑主要是通过私人承包商来进行，而不必象工赈计划那样被限制在只能雇用救济名单上的劳工。

在伊克斯的领导下，公共工程局注重的是创建永久性公共纪念碑式的有声誉的重型工程来美化和发展国家的产业。因此，它所从事的工程包括公路、给水和排水系统、煤气厂、发电厂、学校、法庭、县政府办公大楼、医院、监狱、水坝、运河、大堤和防洪工程、桥梁、高架路、船坞、隧道、水利和灌溉工程的建筑以及开垦荒地。在 1935 年《紧急救济拨款法》颁布之前，公共工程局还将大量款项用于改进军事装备和设施：①它建造了《约克敦号》和

《企业号》航空母舰及另外 4 艘巡洋舰、4 艘重型驱逐舰，以及其它许多轻型驱逐舰、潜艇、飞机、各类引擎和海军装备设施；它也帮助了陆军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修建了 50 多座军用机场，改建了 32 座军事基地，并为陆军航空队提供了大量的飞机。

公共工程局所资助和完成的重要民用建筑工程有：向宾夕法尼亚铁路公

① John K.Galbraith，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Federal Public Works Eocpenditures，1933—1938.NewYork， 1975，P.l

① 《紧急救济拨款法》中包括有参议员博拉提出的限制性条款，禁止这些拨款用于“军人、战舰、陆军或海军设施”（参见 Schlesinge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P.288）。

司贷款 8000 多万美元帮助完成纽约至华盛顿铁路的电气化，并修建了费城的第三十街车站；修筑了纽约的特里波拉夫大桥；在得克萨斯州建成了布朗斯维尔港；用贷款和补贴的方式为芝加哥修建了一个新的地下排水系统，为堪萨斯市修建了一个市政大礼堂；为丹佛市建筑了一个供水系统；为华盛顿大学修建了一批大楼；为俄亥俄水系的马斯金格姆河流域修筑了洪水控制工程；1933 年洛杉矶大地震后它重建了那里的学校；为佛罗里达州修建了连接基韦斯特和大陆的桥梁及公路；帮助建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并修筑了密苏里河上的皮克堡大坝、哥伦比亚河上的大古利大坝和邦纳维尔大坝，以及科罗拉多河上的鲍尔德尔大坝。

从 1933 到 1939 年，公共工程局帮助建筑了全美国新教育设施的 70％，

县政府办公大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下的 65％，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的 35

％，公路、桥梁、地下铁道等公共交通设施的 10％。在建筑行业中，创造了

17.5 亿个工时的工作量；在原材料、制造业和运输业方面，提供了 30 亿个工时的就业量。1933—1940 年，联邦全部公共工程的总支出（不包括已归还的贷款）达 65 亿美元。①

不过，由于公共工程局的各项工程主要是通过私人承包商来完成，很少雇用救济名单上的劳工，因此，尽管它创造提供了大量的工程和工作量，但总的说来，它并未使多少失业者重新回到就业队伍中。然而，它的大量支出加上联邦和地方政府在救济和以工代赈计划上的更多的开支，却对经济的复兴起了关键的刺激作用。这些开支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销了同期国内私人建筑投资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维持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运转，而且刺激了国内各类私人投资的回升。根据后来的统计，国内私人投资从 1933 年起便开始稳步上升，从 1932 年的 9 亿美元，回升到 1937 年的 114 亿美元。②究其原因，固然是新政的各项措施的综合效力所致，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开支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的刺激因素。

① Schlesinger，TheComing of the NewDeed.Pp282—288；stu－ densdi＆Krooss，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p.412 —

② 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P.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