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支持战争，到 1918 年夏，在工业、农业、对外贸易等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部门都建立起了统制机关，从而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战时管制体制，形成了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的“统制经济”。③这种经济体制的实质，即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它是一种战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行，意在应付战争的需要和满足战争对经济的要求，而不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和要求。尽管 20 世纪初期第一次企业联合与兼并的高潮已经显示：在大企业的垄断业已形成的时代，要想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且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也已对经济发展的这一需要做出了一些回应，制定并实施了管制经济的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但由此断定联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干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为时尚早，事实上，即使是在战时中央管制体制的建立上，联邦政府的动作也是相当迟缓的。个中原因，除了立法程序的复杂及战争初期美国宣布中立外，主要是由于企业界、公众、甚至政府中的一些人对中央统制经济的恐惧感和不信任。

美国是个信奉“个人自由”的国家，人们一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造成对私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正因为如此，在“合众国第一银行” 和“合众国第二银行”问题上所引发的政治争论及两个银行的短命也就不足为奇了。早期发展起来的企业，包括铁路、石油、采矿、木材、甚至加工工业，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资助（包括联邦赠地），以至美国某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认为，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放任主义”。当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后，都竭力自我标榜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的，并大力宣扬不受政府管制和干预、任由企业自由发展的放任主义神话。它们害怕国家的干预会阻碍它们赚取巨额利润，“狂热地斥责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种自觉的社会统制和管理，说它侵犯了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权和自决的‘创造性’”。①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不断取得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这种宣传颇具蛊惑力，使得公众也不得不受其感染。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并未从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中解脱出来。欧战进行了近两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国防法》，开始进行工业动员。到 1918 年 3 月，即战争结束前 8 个月，美国方建立起有效的工业控制。到1918 年夏，战时经济管制体制才算基本建成。此时距战争结束仅有 3、4 个月的时间。战时经济管制体制的建立，并不能说明联邦政府认识到了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为这种体制尽管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但其目的只是在于应付战争。然而，战时动员的缓慢、战时经济管制体制建立的迟缓，却充分表明联邦政府并未认识到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威尔逊总统在对各管制机构的建立所作的说明中，总不忘告诉国会和公众，这是一项战时措施（如在建立粮食管理局的声明中，表示该局“只有在战争进行期间才延续”①），在联邦接管铁路运营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战后归还铁

③ Hughes，American Ecomomic Histvry.P.413.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 379 页。

①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P.252.

路给私人的时间表；统管全国工业生产和资源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也不过是根据总统的了项行政命令，而不是根据国会立法建立的。这种方式本身就规定了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暂时性。可见，此时的联邦政府根本没有在和平时期管制和干预经济的想法和计划。

企业在战争期间接受联邦政府的管制仅仅是把它作为一项迫不得已的战时措施来对待的。在管制期间，企业千方百计与政府讨价还价，经常闹到战时工业委员会不得不威胁要接管或征用这些企业或行业的地步。铁路运输业为避免联邦政府的接管，曾“自发”组织起来，联合行动，以应付战争的需求；但由于各公司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被政府接管。这不仅说明大企业间联合应付紧急事件的艰难性，也说明企业确实在想方设传避免联邦统制。

公众也是把战时的联邦统制作为一种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措施来接受的。管制期间缺粮、缺肉、缺电、缺煤的状况绝对不会令他们满意。他们对战时联邦管制的态度在 1920 年大选中充分表现出来：当政治家们正在为拥护还是反对国际联盟而展开激烈舌战的时候，公众却把注意力转向了柴米油盐，他们把选票投给了要改变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发誓“恢复常态”的哈定。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功地指导了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巴鲁克认为，美国再也经不起工业毫无准备地进入战争的状况了，因此他郑重地建议联邦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高级文职机构来计划未来的动员间题。①然而，在战后“恢复常态”的气候下，他的建议被当成了耳旁风。鉴于粮食管理局在战时管制上的成功，也有人建议这个机构应该继续保留到战后，但却被身为粮食管理局长的胡佛本人拒绝了。②

哈定上台，连同后来柯立芝、胡佛的执政，这三届共和党政府当政期间，联邦政府的确在“恢复常态”上下了大气力，战时的经济体制有了明显的转变。从现象上看，“恢复常态”不过是战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由于战争的结束而取消了，仅此而已，合情合理。但从实质上看，它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远比现象本身要深刻得多。它实际上取消了联邦战时对经济的各项干预和管制，从而剔除了美国经济中的大部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分，使得美国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本退回到了战前经济自由放任的状态。这种状态，为经受了严厉的战时经济统制的企业创造了一种经战后短期调整便进入大发展的宽松环境，但它同时也给美国高度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埋下了危险的祸根。

“恢复常态”得以顺利进展，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尚未成熟。尽管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建立了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这种战争所要求的、而非经济发展本身所要求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只是一种暂时的体制，它不可能稳固、长久，一旦战争结束，它必然会随之结束。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历史毕竟下会完全按照企业主及其代理人的愿望“恢复常态”。尽管恢复常态顺利进行，战后的美国经济退回到自由放任的轨道上，但却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明显的战时国家干预和管制的痕迹。这些痕

① Fainsod et al.,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P.827.

② Soule，Prosperity Decade.P.28.

迹虽比战争年代的管制明显地弱，但却比战前要强。对威尔逊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保守经济学家默里·罗思已德曾写道：这种“战时集体主义”经济是“一种基本上由大企业利益集团借助中央政府的手段来管理的总体计划经济，它成了 20 世纪剩余时间里国家法人资本主义的样板、先例和启示。”①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统制给美国经济刻下了自己的印痕，也为后来的联邦政府留下了一笔遗产。

1920 年的《运输法》虽然把铁路归还给了私人企业主，但同时也把确定最低和最高运费、管理铁路公司股票发行及运营等比战前更多的权力授予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然而，更有意义的遗产是来自于思想观念方面。公众接受战时管制以及联邦战时管制体制的运行成功，表明公众接受了在紧急时期必须要由政府、而不是企业来实施领导、甚至计划的观念。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不满或抱怨政府，但要想使国家和社会保持秩序，不发生混乱，还非有联邦政府这个权威不可。因为在紧急时期，是联邦政府，而不是企业担当起了领导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在紧急时期以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来应付经济需求这方面，联邦政府也做了实验，建立了紧急船队公司、美国谷物公司等企业，并且运行得相当成功；公众似乎也认可了这一作法。人们在观念上的这些突破和变化对于自由放任的信条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实际上，尽管战后的联邦政府花了大气力来“恢复常态”，但它们仍然在一些方面被迫承袭战时的作法。在战后持续的农业萧条中，哈定于 1921

年 8 月签署了《紧急农业贷款法》，恢复了 1918 年 4 月成立的战时金融公司的活动，授权该公司向处于困境中的农场主合作团体和农村银行提供贷款，到 1923 年初，即在该公司恢复活动不到 1 年半的时间内，它已放出 4.2 亿美

元的贷款，①远比它在战争时期（贷出 0.68 亿美元）活跃得多。1923 年 3 月，

国会又通过了《农业信贷法》，建立了一个由 12 家中介信贷银行组成的系统，在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的监督下，与当时业已存在的联邦土地银行共同行动，负责向处于萧条中的农业部门和农场主贷款，该法律授权联邦储备系统发放更多的自由信贷，同时再次扩大了战时金融公司的农业信贷职能。1929 年 6 月，胡佛政府颁布了《农产品销售法》，建立起一个有 5 亿美元基金的联邦农业委员会，帮助建立和援助农场主合作组织，并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货栈、仓库和票据交换场所等便利，事实表明，在经历了联邦的战时统制后，要完全彻底地“恢复常态”已是不可能的了。这一事实已经暗含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国家干预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上义体制的建立和战后“恢复常态”政策的实施，这一历史过程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开始在美国社会中孕育，但显然尚未成熟。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它以战时经济的形式问世，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早产的畸型儿便夭折了。从这当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种经济制度的建立，只能是经济本身发展的产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呼唤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

① Ronald Radosh&Murray Rothbard，A New History of theLeviathan.New York.1972.P.66.

① Murray，The Harking Era.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