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

法兰克王国和采邑制

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其首领克洛维的率领下，于 486 年进入苏松瓦。接着，又战胜了其他的日耳曼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等，完全占领了高卢，成立了“法兰克人的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①的统治。克洛维于 493 年与勃艮第笃信罗马派基督教的公主结婚，于 496 年圣诞节率 3000 亲兵皈依了罗马派基督教，从而取得了高卢——罗马主教团的支持。而其他一些日耳曼国王接受的则是教会已宣布为异端的阿里乌斯式的基督教。

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以后，国王占有了庞大的帝国国库领地。国王成为最大的地主。国王又将自己的部分土地赐予了他的侍从和卫兵，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这些人与原高卢——罗马的贵族、基督教教会的主教成了法兰克王国的第一批世袭大地主。大多数法兰克人则成了自由的小农。刚刚定居高卢的时候，日耳曼人的邻里公社还曾经覆盖高卢——罗马族的部分小土地所有者和隶农。但不久，公社不再重新分配土地了。原来公有的土地变成了各家的私有财产。而这一土地关系的格局，也很快就改变了。

由于法兰克人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法兰克王国完全不同于现代国家。国王在世时，像俗语所说的，是“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王室庄园是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国王死后，国土由其儿子瓜分。克洛维死后，墨洛温王朝诸王一直只有“统治”之名，并无对国家的治理之实，像修路、建桥等公共事务，一直是地方的事情；其子孙又彼此纷争，互相残杀，多次瓜分国土，国势衰微。至墨洛温王朝晚期，王国的统治权已落入宫相——国王的首席大臣手里。内战转变为不同地区的宫相代表的贵族之间的斗争。法兰克王国发生了两次长期的内战（573—613 和 674—687）。

公元 6、7 世纪，经常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长期战争的必然结果），使独立的小地产难以为继，大批自由民通过多种途径降到了农奴的地位。在这里，可以看到罗马法律的传统开始融入日耳曼人的社会。例如，普通的自由农民为了安全，也为了继续生活下去，主动把自己的土地让与附近的一个地主，然后再以“请求方式”收回这土地来耕种，以求得到地主的保护。或者效法罗马帝国时期的庇护制，衣食无着的自由人直接请求大领主的庇护，通过与庇护人形成“委身”关系——委身者为庇护者服役，庇护者维持委身者的生活，求得安全和衣食。而无论“请地”还是“委身制”，都体现了明显的契约关系。当时的一份农民请求委身文件这样写到：“我因衣食缺乏，无以为生，请求大人本笃信上帝之虔诚，与慈爱为怀之善心，准许为委身于大人监护之下。我已如此作了。以后您必须供给我衣食，予我以帮助和救济，我将尽我的力量为您服务，⋯⋯您我之间，如一方欲解除此种契约，必须付予对方若干先令作为赔偿；此种谅解，永久不得破坏。”①当然，也有大领主恃强凌弱，强占农民土地的情况。无论哪种方式，结果都是自由人沦为大领主的依附农民，小地产土地日益集中于大领主们的手里。

势力越来越大的地方领主威胁着国王的权威和王国的统一。687 年奥斯特拉西亚（东部区）加洛林家系的赫里斯塔尔·丕平成为全国唯一宫相，开

① 因克洛维半神秘性的先人墨洛维而得名。

①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1 年修订第 2 版，第 29 页。

创了加洛林王朝。但纽斯特里亚（西部区）和勃艮第的大贵族拒不承认丕平的统治。此时，萨克森人、阿瓦尔人、阿拉伯的穆斯林教徒也从不同方面袭击法兰克王国。丕平之子查理·马特 715 年继承宫相之职后，在全国推行了采邑制度改革。

查理·马特的改革，是一种土地关系的变革。它改变墨洛温王朝将土地无条件地赠予宫卿贵族的作法。改革中首先没收了部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土地，然后将土地有条件地恩赐给有军职的贵族，即要求他们必须履行对王室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恩赐土地的作法，可以看做是国王与军事贵族之间订立的一种土地租借的契约：国王将土地定期或不定期地借给贵族，贵族享有这土地的收益权，条件是忠于王室，在国王的军队中任职，为国王服兵役。这种国王有条件分封给贵族的土地，即称为采邑。“采邑”一词原意为恩惠、恩赏，由封君恩赐一块土地给封臣使用，“恩赐”便与土地联系起来，逐渐转化为采邑的称呼。采邑的所有权还在封君手里，他可以自由处分，随时收回，封臣对采邑只有收益权，而且不能世袭。卜诺尼恩斯敕令（811 年）规定：“凡占有王家恩赐地，在抵抗共同敌人时，不愿与其贵族同赴前线，或不愿和他在一起而擅自离开者，当受撤职、收回采邑的处分。”采邑制度将日耳曼“亲兵队”中亲兵对首领的忠诚与依附，与罗马法律传统中以保护私人权利为基础的契约规范结合起来，使军事贵族因领受土地而自愿接受王室的束缚，有力地加强了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后来成为加洛林王朝的一种制度。

采邑制度还形成了新的社会等级。从国王那里获得采邑的大贵族，常常还要再把土地分封给手下的士兵或支持自己的其他贵族。法兰克武士要装备齐全，需要良好的坐骑，全副武装，一定数量的随从，因而要有经济上的支持，而中世纪前期货币缺乏，大贵族不可能向士兵支付工资。而通过向骑士分封土地，既满足了他们对土地——中世纪最重要的财产形式——的要求，也使这些骑士成为大贵族的附庸，他的“私家骑士”。

查理曼时代，通过分封采邑，法兰克权贵宣誓效忠皇帝，成为王室附庸；而这些权贵们又有自己的附庸——只向权贵们负责，并不效忠皇帝。采邑制允许这种私人军队的存在，明显孕育着分裂王国的因素。

公元 8、9 世纪，采邑已遍及法兰克王国。王室把国库领之外的大量私产都作为采邑分封给为其服军役的贵族、地方官员和教会。不仅地方的封臣大吏、公爵、侯爵、伯爵，就是领受采邑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也向国王行臣服礼，宣誓效忠。到查理曼大帝（768—814）时，政权稳固，国家统一。800 年圣诞节，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尊其为“罗马人的皇帝”。欧洲似乎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

查理曼政权的鼎盛时期，地方政务由查理曼任命的伯爵主持。伯爵之下有子爵和吏佐（“百人长”或“里长”），伯爵一般还任命当地地主为“法吏”，主管地方司法行政。地方官吏不领薪俸，经济收益来自查理曼分封的采邑。为了防止伯爵世袭和滥用职权，802 年查理曼设置了巡回使（皇帝的使臣），作为在一个特定地区巡回视察的官吏。巡回使有自己的法庭，可以依法罢免伯爵，并负责监督地方的财政、司法和教会行政。巡回使的设立在国王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条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