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宫廷政治

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唐太宗时，曾规定宦官不得任职三品以上。唐玄宗时高力士第一个任三品高官。唐肃宗时（756—762），宦官李辅国因拥立有功，被擢为元帅府司马，掌管“宣传诏令，四方文奏，宝印符契”，皇帝的敕令也需经他押属，并且控制了朝廷官员朝见皇帝的机会。肃宗死，李辅国杀张皇后，拥立唐代宗，唐代宗利用宦官的内部斗争诛杀李辅国，任用宦官鱼朝恩掌管神策军②，宦官被赋予了军权，后来唐代宗杀鱼朝恩，夺去宦官的军权。唐德宗时期（780—805），大将朱疵、李怀光先后叛乱，危难之际，只有内廷的翰林学士陆贽与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追随左右。德宗还宫之后，遂任用宦官重掌神策军。神策军深得皇帝信任，待遇优厚，享有各种特权，长安的许多富人都贿赂宦官，作为挂名的神策兵。禁军中的将军也常贿赂宦官，求得节度使之职。宦官领宫市使，于长安东西市强买货物，讹诈勒索。禁军官兵依仗宦官势力，在京城横行不法。唐宪宗时期（806—821），设立枢密院，为皇帝和外廷的联络机构，由宦官任枢密使。当时，两枢密使和两监军被称为“四贵”。宪宗以后，高级宦官自称“定策国老”几次废立皇帝，拥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杀宪宗、敬宗。皇帝和外朝官员也几次策划诛杀宦官。831 年，唐文宗（826—841）与宰相宋申锡秘密策划诛杀宦官，计划泄漏，宋申锡被贬。834 年，文宗用李训和郑注为宰相。次年 11 月，李训布置埋伏，谎称甘露降于大明宫左金吾庭后石榴之上，诱使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去观看，企图一网打尽。不料又被宦官所发觉。李训

① 《陆宜公翰苑集》卷 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② 哥舒翰于 754 年在西北建立的一支精锐的边防军。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神策军编入京城禁军。神策军成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等尽被诛杀。直至唐朝末年，宦官势力才被朱温的军队所消灭。

唐顺宗（805—806）在位的一年里，东宫侍读王叔文和王丕取得顺宗的信任，与韩泰、陈谏、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凌准、程异等人结成革新派，力图加强中央集权，减免赋税，以重振朝纲。其时，顺宗于宫中养病，王叔文、王丕以翰林学士的名义自由进出宫禁，然后向韦执谊（宰相）等传达顺宗的旨意。他们的改革很快取得进展，解决了政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禁止宦官强买讹诈的宫市制度，驱逐了因贪污而声名狼籍的长安京兆尹，遣散数千名宫女和乐师出宫，赦免了大批在德宗时期因政治原因被放逐的官员，减免了一些项目的税赋等。但他们的改革排斥了朝廷多数官员的政治作用，几位年长的宰相以辞职表示抗议；同时，他们也缺乏军队的支持，他们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神策军拒绝接受。很快，宦官与几个藩镇组成联盟，迫使唐顺宗让位于太子。唐宪宗继位。王叔文先被贬，后被赐死；韩泰等 8 人都被贬逐到南方边远地区为司马。

唐宪宗时，朝官内形成帮派互相倾轧，即牛党与李党的朋党之争。唐武宗时，李党当政，牛党的主要成员悉被贬到岭南。唐宣宗任用牛党的李训等为宰相，李党的首领李德裕被贬至崖州。

一般认为，牛党是新兴的进士贵族集团，其首领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都是进士出身，主张选用官吏应注重文采，他们互相援引提携，结成私党；而李党成员多为世袭贵族的后裔，其首领李德裕、郑覃均为宰相之子，认为靠科举上来的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

①但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牛李党中都有科举出身的官员。也都有皇室贵族的

后裔，它们在政治上也不具备一以贯之的理论与政策②。牛李党人与宦官也都有勾结。朋党之争并不符合儒家的政治传统。按照儒家的政治道德，为人臣者应大公无私，一心一意辅佐君主治国平天下；在政治上，君主的，即国家的利益永远是他们的出发点，因而大臣之间可以有政见的不同，但不能有固定的派别。凡结成党派者，必然为维护自己的私利，即所谓“结党营私”。朋党的存在，说明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儒家政治的衰败。唐朝的皇帝也多次想解决朋党问题，但很少进展。唐文宗说：“去河北贼（藩镇）易，去此朋党实难”。③

唐武宗（841—847）时期，用李德裕为宰相，开展了大规模的限制佛教运动。这很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出家人不由民政所控制，免除世俗社会中人们对国家的义务；寺庙不仅不交纳两税法规定的赋税，而且拥有大量土地，形成谋利的庄园。武宗连续诏令关闭寺庙，僧尼还俗。长安和洛阳各保留了两座寺庙，每寺只留 30 个僧人。大约 20 万以上的僧尼还俗。

唐朝末年，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各种基本制度逐渐崩坏。

两税制已失去其制定时的初衷，租税越来越成为普通农民的沉重负担。地主豪强或隐匿大量田产，或赂买官职，成为不纳税的衣冠户①；没有官职的地主，向衣冠户交纳一定财物，将土地寄名于衣官户下，以免除差役。中央政府下达给各州、县的税赋总额并未减少。许多地方政府索性采取均摊的办

① 《旧唐书》卷 18《武宗纪》。

② 罗伯特·萨默斯：《唐朝之灭亡》，《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译本。

③ 《旧唐书》卷 176《李宗闵传》。

① 泛指具有官员的身分。

法，将赋税摊派到所有农民身上。在中央财政紧张时，还要求地方预征几年的租税。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

吏治败坏。初唐时期吏部严格依据科举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现象很少见到了，许多有钱人通过花钱赂买，虚衔入仕，节度使奏改，从武入文等各种途径进入官府，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朋党之争使监察御使对百官的弹劾成为牛李党间相互倾轧的手段，而不再有效控制官员的非法行为。官吏越来越腐败，官员从上到下，相互蒙蔽。中央以户籍增减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一个重要指标，地方官员就“招携逃户”登记户籍，等依户定税完毕，这些人依前逃散，而把税额均摊于常主户身上。收取贿赂成为常例，贪脏枉法成为普遍现象。节度使、刺史、县令上任或离任，地方都要资送钱物。“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②

藩镇制已逐渐衰落。由于朝廷多年来所贯彻的削减藩镇军事实力的政策

（不予补充正常减员），各地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除少数边境藩镇以外，内地诸镇已变为文官的衙门。以至地方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维护社会秩序。江淮地区的匪盗与贩卖私盐和官办盐市相勾结，势力不断扩大。政府颁布了严禁走私的法令，但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财政制度弊端丛生。中央财政状况逐年恶化。政府对盐、茶、曲、酒都实行了专卖，但吏治的败坏与有组织的逃税，却使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唐德宗以来，地方官员在固定的节庆日向皇帝进贡的“进献”，逐渐成为了中央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而这些“进献”往往又成为中央估价地方官员政绩（课绩）以及将来任命的根据。对此，当时就有官员表示反对，因为这一作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并有可能导致削减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和地方军队的饷银，引起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