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

蒙古人 13 世纪初进入华北地区时，把他们分封制的封建制度也带到了这里。他们将州、县作为投下（封地）分封给王公贵族和功臣。这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置官吏，拥有独立的司法、行政权力。封地里的人民为没有人身自由的“驱丁”①，成为封主的私产，不得随意迁徙。在蒙古人与金交战的战乱年代，北方农村的豪强地主多修筑寨堡以自保，也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这就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蒙古大汗窝阔台（元太宗，1229—1242）时期，开始限制领主的司法、

行政权力，庄园制度开始瓦解。窝阔台采取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由国家任命州县官吏，在各地设万户总军，以制衡领主的骄横；严禁民间随意杀人， 有犯死罪当杀者，必须向官府报告，违者死罪；禁止封主独立征收赋税，改由政府派官员征收丝棉等物，再由政府转拨给封主，每 5 户一斤丝，称为五户丝，领主除五户丝外，不得滥征。但这些法令当时未能完全贯彻执行。

元世祖进一步推行削减领主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完成了分封制度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转变。世祖严禁诸王、驸马越中书省而奏闻。并且屡次诏令诸王、驸马，除本管职事外，不得干预民间诉讼；规定金、铁冶、茶、盐课税，宝钞、刑名、粮储、造作、差役等事，均听朝廷处断，违者治罪。从而收回了领主手里的司法、行政权力。世祖大量赐予土地给诸王、公主、驸马、大臣、高僧、寺观。但这些土地只是“食邑”，受赐者只是因此成为了大地主，获得了大量地租，并不享有欧洲庄园领主所具有的独立的司法、行政权力。驱丁大批转变为佃农。

元世祖以后，全国的土地大体分为官田和私田。官田由金朝屯田军的田地和南宋的官田演变而来，由政府所掌握，部分作为军事屯田，部分作为官吏的职田。私田当时称民田或自实田，为蒙、汉地主私人占有的土地。元朝承认土地私有权，不限制土地占有数额，凡在政府登记注册，并由政府核实过的私田，均为合法。官田和私田大都以招人佃种的方式耕种。元朝土地集中现象突出，有的地主用几千家佃农为其耕种。

元朝赋税制度仿唐之租庸调法。蒙古人原为游牧民族，不懂农业，也并无税制。窝阔台刚刚占领中原时，大臣别迭等人提出，汉人于国家无用，不如将汉人杀光，空出华北，使草木繁茂，用作牧场。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奏明， 如用汉人而得地税、商税之利，一年可有银 50 万两，绢 8 万匹，粟 40 万石， 则国家有余。窝阔台听其意见，遂设立税制。

北方与南方的税种不同，但都较为沉重。北方赋税主要为地、户、丁税。丁税原为主税。太宗时每丁粟一石，世祖时每丁粟三石。因过于沉重，逃亡者极多，无法征收。地税逐渐成为主税。地税按田亩征收，每亩三升；每石附加“鼠耗”三升，“分例”四升。户税为科差，征收丝料，包银和俸钞。丝料根据户等高低不同，最高每两户出丝一斤及颜料。包银每户纳银四两，

① 多为俘虏或战乱中掠夺来的平民，对主人和国家具有双重依附关系，与辽朝投下州县中的二税户相同。

其中二两纳银，二两折丝、绢、颜料。世祖以前，官吏都没有俸禄。世祖时开始按官级品位给俸。1267 年，每户增纳银一两，作为诸路官吏俸禄，故称俸钞。南方的赋税主要为两税和科差。秋税水田亩（米）五升。夏税纳布、绢、丝、棉等物。科差的名目与北方的相同。此外，南、北方都还有杂税和附加税。

由于户税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元朝政府推行否定驱丁制的政策，从贵族手里夺回税户。《通制条格》规定：除有官府明文分拨给贵族的户籍外，一律收归官府征收赋役，诸王公、驸马、公主招收户籍，违法令者予以改正。同时，禁止将良民买卖为驱丁；由俘虏而为驱丁者，应予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