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和平共处,扩大国际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新形势下,我国要实行对外开放,面临着如何同世界各国相处的问题。

自古以来,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外三种状态,即热战冲突、冷战对峙与和平共处。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和平法令。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列宁于 1918—1920 年,多次声明苏维埃俄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然而长期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往很难持久地和平共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意识

形态或社会制度都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豺狼总想用武装入侵来消灭社会主义牛犊。而社会主义国家以往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总是把自己当作策动世界革命的基地,大力支援世界革命,难以同资本主义列强长期和平共处。列宁于 1920 年 12 月 6 日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曾经指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7]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曾经 4 次遭到资本主义列强武装入侵:1918—1920 年 14 国武装干涉苏俄;1941—1945 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武装进攻苏联;1950—1953 年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武装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5—1954 年和1961—1975 年法、美帝国主义先后在印度支那半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在热战冲突失败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对峙,通常采用外交抵制、经济封锁、舆论攻击等手段,企图压眼、困死社会主义国家。早在 20—30 年代,西方就对苏联槁过冷战;1946 年以后更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进行冷战,经常剑拔弯张,唇枪舌战,不断磨擦,互相对峙。其问也有过一段时间,双方和平共处,局势有所缓和,关系有所改善,经贸有所发展,协作有所推进。但是和平共处为期不长,交往不深,往往又被热战冲突或冷战对峙所取代。

1949 年我国建国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经历了热战冲突、冷战对峙与和平共处这三种形式和状态。我国曾派出人民志愿军参与抗美援朝战争, 还派出军事人员参与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战争,克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义务,有力地打击了并且挫败了帝国主义武装颠覆的阴谋。西方国家还对我国长期进行冷战。1954 年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 50—70 年代的国际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很难得到全面贯彻和遵守。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过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直到 1972 年中日建交、中美政府首脑会谈后双方才转为和平共处。我国同某些民族独立国家也发生过武装冲突(如 1959、1962 年中印边境的冲突)和思想论战(如 1959 年发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1962 年发表《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我国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做到和平共处。

1978 年底我们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调整了对内、对外方针政策。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科技革命的显赫成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斗争,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降低,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各国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都把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作为稳步发展本国经济的首要条件,都把注意力转向高新科技的发展和竞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非常必要而且可能争取较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当今奉行和平共处方什同以往有很多、很大的区别:第一,以往和平共处是短期的,时常被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所打断,当今可能较长期和平共处;第二, 以往和平共处只是外交斗争的一种策略,当今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对外关系的战略方针;第三,以往和平共处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当今和平共处的

对象包括三类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第四,以往和平共处只是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当今和平共处是以国际协作为主,协作中有竞争和斗争,竞争要遵循国际法规、协议和惯例,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第五,以往和平共处偏重于一般的原则,当今和平共处要以五项原则作为具体内容(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这四个“互”包含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多方面的协作);第六,以往和平共处强调处理好国与国间的关系,国与国间的矛盾不诉诸武力解决,当今的和平共处则要求各国协同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众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际性犯罪、防止艾滋病等。

近十几年来,我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和发展了多种协作关系,协调解决了一系列国际争端和全球性的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争取了多方面的国际支持和援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赞扬。当今还有人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斗争,不能合作;也有人只讲合作,不要斗争。必须警惕右,同时主要防止“左”,力争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才可能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力争实现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战略目标。近年来我国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复关”之后我国同世界各》的多边贸易合作关系将更加有保障,更能捍卫我国的正当权益,更易于处理好有关外贸的摩擦和纠纷,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引进和利用外资将从侧重加工业和小项目转向以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大项目为主。出口商品将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我们要充分利用地缘经济的优势,着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性的活动,如东亚经济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大经济合作组织、日本海经济圈、图们江开发区等等,同时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和双边合作。到海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到海外投资和创办企业,参与企业跨国经营,这也是扩大国际合作的新举措。我国还参与国际环境与参与国际文化、教育、出版、卫生、体育等合作,与各国联手反对国际性贩毒、反对国际性走私、反对国际性恐怖活动、反对国际性刑事犯罪,促进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等。总之,我国的对外方针已经实现了从到处树敌、推进世界革命到远交近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我国当今实行的是以经贸、科技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环球外交,其主要具体表现是:睦邻周边, 亲近亚大,远联欧美,广交非拉,融进世界,协和万邦。这些必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

在对外开放、和平共处、国际合作中,还有一个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和平演变”本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于 1953 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战略方针。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社会主义国家硬的一手屡遭失败之后,想改用软的一手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当东西方超越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处于和平共处状态时,尤其是要警惕其和平演变的战略。1985 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为强调缓和国际形势、同西方和平共处,对西方的压力步步退让,一味迁就,终于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导致 1989 年东欧的剧变和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重视。邓小平同志指出:“西方国

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早在 50 年代就已提出,为什么到

80 年代末才发展为“世界大战”,并且应验奏效呢?和平演变并不是只依靠广播攻势和文字宣传,主要是以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显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新科技还能得到很快很大发展,从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比之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得更快更多。和平演变战略之所以能够得逞,除了依靠新科技革命成果作为物质基础之外,西方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长期难以改掉的情况, 集中火力使用三个武器,即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自由、人权等观念,发起猛烈的和平攻势。因此,为了有效地挫败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不仅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教育,而且更带根本性的是要加快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为此就要加快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自觉地、主动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自觉地、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根本端正党风,彻底惩治腐败;自觉地、主动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自由与人权,真正形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果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或者没有配套协调进行,如果科技和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势必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不满。这样就会给西方施展和实现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人们经常引用西欧英、法等国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多次出现封建王朝复辟的历史事例,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也是曲折的、有反复的。殊不知,欧洲封建势力能够复辟都是在新兴资本主义尚未创造出新科技和新生产力之时。到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英、法资产阶级实现了体制改革、蒸汽化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后,封建势力再也不可能复辟了。而且,德、意、俄、日等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还被迫主动从上而下进行体制改革,自觉地去发展资本主义和新科技,以适应世界的新潮流。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科技和进行体制改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真可谓早改早主动,晚改陷被动,不改无出路。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2—283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3 页。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0 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0 卷,第 78 页。

  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