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当代战争与和平的预测上，提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 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传统的观点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当代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预测和结论。1985 年 6 月 4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2]他接着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关于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或避免的新论断，是科学分析国际形势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一是随着东西方两大集团和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与对抗的结束，过去那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战略格局，主要表现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40 多年来，美苏互为对手，争夺世界霸权，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美苏对抗的旧格局已经终结，两个“超级大国”是一“亡”一衰，美俄迎头相撞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大大降低，国际上各种力量正在分化组合，一时还形不成新的打大战的对立军事集团。

二是世界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成为竞争的重点。目前，世界几个军事大国都在压缩军备，大国间的军备竞争已大大降温。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进行经济改革调整，都在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以使自己获得经济和科技优势，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大国之所以将竞争的重点，由军事转向经济和科技，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竞争中的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或独立使用，或交替使用，或一并使用。在“冷战”时期以前，军事手段被视为主要竞争手段， 国家可凭借军事实力获取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经济手段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能够达到军事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以经济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国际竞争新态势。

三是世界经济向国际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彼此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在客观上成为抑制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全球化。跨国公司、国际兼并、合作经营、股权国际化等方

面的发展不断掀起新浪潮。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在经济关系上正在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发动战争，打击的不仅是别人，也必将损害自己的利益。

四是核恐怖依然是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 6 月指出：“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 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3]苏联解体后，虽然美俄核裁军的步伐在加快，两国总统还表示，双方将不再把对方视为各自战略核武器的打击目标，但是， 它们仍掌握了世界 95％以上的核武器。美俄核弹头现有总数 4.8 万枚，即使按已签署的裁军协议计算，双方核弹头仍将保持在共约 2 万枚的水平上，爆

炸总当量接近 100 亿吨 TNT，仍相当于 50 万枚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因此，核恐怖依然是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是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对世界战争是有力的制约。旧格局的结束加快了业已存在的多极化趋势发展。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已没有独霸世界的经济实力；德国、日本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在上升，但军事力量的发展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限制；苏联虽已解体，但俄罗斯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大国；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处境较困难，但在国际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之，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加速发展，正日益形成一种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有利于世界和平。

大战可以避免，但并不是说世界上就从此无战事。邓小平同志认为：“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4]他还指出，虽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但“小的战争不可避免”。[5]这就肯定了在大战打不起来的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危险性突出了。冷战结束，一方面对话与缓和趋势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力量对比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过去被冷战掩盖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益激化起来，一些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增长， 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战”又呈增多之势。面对这种形势，各国都由准备全面战争转向对付地区性威胁，并提到军事战略和防务政策的高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把对付地区性威胁作为军队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