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把握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到了 80 年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表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呢？

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已使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程度。据统计材料， 战前的 1938 年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 70％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战后从 1945 到 1975 年，主要资本输出国在国外的长期投

资大约增长了 10 倍。其中，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已占它们全部对外投资的 70

％，这一趋势仍在加强。例如，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占它全部对外投资的 75％；到 1981 年末，英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 80％；1981 年至 1984 年，日本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比率也从 1972 年至 1980 年的 45.3％上升到 50％。仅从发达国家相互间投资情况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确已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上的全面资本渗透，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相互依存局面。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相互间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殚思极虑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就会崩溃， 各国就会蒙受灾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固有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相互间矛盾还很尖锐激烈，但谁都不愿通过战争来解决，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从 1975 年起建立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在取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后，普遍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南方国家为了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使用经济手段，坚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这种做法已经在某些局部取得一定进展。今后，它仍将是解决“南北问题”的最有效

的途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致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此努力谋求与世界各国进行更广泛的友好合作，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2]

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对具有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看，情况也有变化。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 它与社会主义间的矛盾就不会消失。但这种矛盾在不同的阶段对国际关系全局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有时上升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有时则被其它更具全球性影响的问题所代替。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史中，我们看到，在两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矛盾曾经左右了世界全局。第一段时间是 1917 年至 1945 年这 28 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武装

干涉与反武装干涉、武装侵占与反武装侵占。第二阶段是 1945 年到 60 年代中期这 20 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包围、遏制与反包围、反遏制。60 年代中期以后，超级大国争霸加剧，第三世界形成并崛起，由此产生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以致到 80 年代，东西南北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牵动和左右世界全局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出来的和平发展问题，其全球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暂退次要地位。

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解体，世界处于一种新旧格局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某些国家正欲谋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力量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将更有力地反对“一国主宰下的和平”，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而引发的矛盾仍将是今后世界长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