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构架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探索、逐步推广出来的，它一开始就牵涉到许多方面许多层次，纵横交错地随着改革开放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迫切需要而不断地推出并使之愈来愈丰富，到如今，已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体系，其基本构架可以这样概述（初探式的）——

（一）世界主题论——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首先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他指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战争的根源来自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来的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个，而美国既想独霸世界，但又因正在衰退着的经济而力不从心，由此看来，“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2] 而现在，由于“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3]他说这个和平力量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世界人口 3/4 的第三世界，也包括了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还包括了美苏两国的人民。[4]因此，“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 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战争是可以避免的。”[6]

进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在下一个世纪50 年里有一个可喜的发展，到那时候便“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7] 邓小平特别地强调了“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8]“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9] “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0]“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1]邓小平的分析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引起战争的力量（即战争的根源）与制止战争的力量（即和平的因素）的对比，前者正在衰落，后者正在发展壮大，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和平有希望；另一方面是从经济发展的视线来推论出和平力量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和平起重要作用的辩证性预言。

邓小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分析人手，从而得出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世界主题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一句话，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发展问题，我们要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发展自己，也只有发展了的中国才能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只有发展才能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没有和平便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便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闪耀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光辉，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推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战略的根基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体现了世界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平外交战略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否则便会失去主权与国格，失去和平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对外开放为前提，否则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落后则必定要挨打、要被侵犯、被掠夺。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

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周恩来一贯主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的涵义有五个要点：一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13]二是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4]三是不当别国附庸。“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15]四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6]五是不当头、不称霸。“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7]

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和平外交战略的立足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8]二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根本保证。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0]三是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四化建设的首要前提。

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

对外开放的内容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21]这主要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22]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3]

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吸收和利用外资和外国智力，引进先进技术，借鉴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在于：（1）“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24]

（2）“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25]（3）发展了的中国才能维护世界和平。

对外开放的社会性质：“开放伤害不了我们”，[26]“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因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 无论怎么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不会是资本主义”。[27]总之，对外开放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28]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于：“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29]

对外开放的方式：一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岛的特区建设和发展的经验证明了“我们建立

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30]二是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31]就像“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32]一样。三是在大陆各地有条件的地方可搞“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33]

对外开放的原则：一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34] 二是要“共同承担”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35]三是“要小心谨慎”，[36]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37]

对外开放的实践成就：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经过 15 年的实践，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8]

从 1980 年起，我国先后设立了 5 个经济特区，总面积达 34713 平方公里；

从 1984 年起国务院先后批准了 14 个对外开放城市，并在其中逐步兴办了 32 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 年 6 月国务院又批准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1985 年起，我国又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一些沿海市、县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共包含 41 个省辖市、218 个县（市），从南到北连线成片；1992 年初，又开放了 6 个长江沿岸城市和 18 个内陆省会城市；到 1993 年止，已成立了

52 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3 个保税区，开放了 34 个口岸，形成了东北、西北、

西南的边境贸易合作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包括 900 多个市县的沿海、沿江、周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地向深广拓展，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招商引资，到商业零售企业，外币经营业务，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饮食业等行业开放试点和逐步铺开。

在外贸体制上进行了大胆创新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政企分开、承包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的各阶段；重点改革了进口管理体制，降低了3，371 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取消了进口调节税；到 1993 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 17.5 万个，实际上总共利用外资 641.99 亿美元。到 1993

年止，我国已与世界上 221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195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0％左右，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3.2％，排行第 11 位；我国的境外企业已达 4，479 家，中方总投资 51， 54亿美元；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拓展到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签订各

类劳务承包合同 4.1 万多份，合同金额 30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突破 170 亿

美元，派出承包劳务人员达 67 万人次。

（上述统计数截止期为 1993 年底。）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是整个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的基石。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国和中华民族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在国际上采取了日益广泛的全面的互利合作态度，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正如世界银行所评论的，中国在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和规模上，是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前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改革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我国 16 年来对外开放的成就证明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是符合现时代中国国情的，因而是正

确的、成功的。中国的发展必然对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起重大作用并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稳定国际国内局势——为争取世界和平所采取的战略 1.“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实施及意义 “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大陆 12 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港、澳、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补充大陆经济，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早在 50—60 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曾多次表明要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周恩来曾提出过国共两党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提出过如果和平统一祖国，台湾“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同大陆通商，但互不派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政务仍旧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由此可见，两种制度在统一的中国内同时并存的思想已具雏形。从 1958 年的炮击金门事件起，到 1963 年初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39]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的努力，由于国内外各种主客观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已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播好了种子，开对了路子，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国两制”的思想是邓小平于 1978 年底开始酝酿，到 1983 年夏基本形成的。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40]1979 年1 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发表的演说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 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41] 后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美籍华人学者杨力宇等多次谈话中一再阐述有关的思想，强调要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既要使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要使台湾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因而为了统一，可以保留制度上的不同。

邓小平首次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在 1982 年 1 月接见海外朋友时，

他说 1981 年 9 月底由叶剑英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

方针”，“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42]到 1983

年 6 月下旬，邓小平将“九条方针”归纳为“六点办法”，即：“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43] “一国两制”的构想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引起了国际上很好的反应。从 1982 年 9 月起，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

到 1984 年夏，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国政府在 1997 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

派干部，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44] 他一再强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段，而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他再三声明：10 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同时他也再三保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 1997 年后 50 年不变。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从而真正达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的。他说：“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45]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指导下，中英、中葡三国政府分别于 1984

年 12 月和 1987 年 4 月签署了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分别通过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至此，“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法律保障，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并且得到了世界舆论的认可，同时也达到了稳定人心、稳定世界局势的良好效应。

总而言之，“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现时代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其前提是祖国统一，其主体仍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对台湾而言是国共两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第三次合作，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对于香港、澳门则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结束外国殖民统治，涉及到中外关系的问题，符合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和平共处原则。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把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用以解决国家内部事务，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内容，而且还在于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关于国家的管理职能的理论；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避免武力冲突，有利于人心稳定和世界局势的稳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环境，而且还在于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一心一意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则在于为国际上许多历史遗留的争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线索，”[46]并创设了实际操作的“范例，”[47]成为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中最富魅力的新篇章，这将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前途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在 1984 年 2 月 22 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如：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 “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48]否则难免会爆发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这类的方式。为的是既能向人民交代，使局势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为了抓紧时间搞建设，“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49]“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50]为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51]因为“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52]

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53]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继“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又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好战略，深刻体现了邓小平的务实精神，这样做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时间，集中时间和人力物力办更多的实事，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既不互相伤害，又能互相得利，从总体上是符合有争端的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良策。搁置争议不等于不要解决问题，而是在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暂时搁置争议，把它“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54]

解决双边及近邻关系

在解决双边及近邻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除了提出“共同开发”的战略外，还着重对中印、中越、中苏、中日等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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