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战争准备的办法上，提出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 临战准备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

战争准备工作是同对战争形势的预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 50 年代后期起，由于我们过重地估计了战争的危险，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提出要立足干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并以“一切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为国防建设的立足点，全国各地“深挖洞，广积粮”，大搞“山、散、洞”、大小三线、“三北”各沿海地区构筑大量应急工事，等等，这些主张，都是着眼于为国家积蓄潜力和战争准备而作出的。但是，这种长期“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 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从这一认识出发，1985 年 6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适应这一转变，在战争准备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少新办法。

一是利用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搞好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30]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状况归根到底将决定一切。强国言重，弱国言轻，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发言权，是与这些国家的实力相联系的。我国是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的大国，底子比较薄，属于第三世界，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对于我们做好战争准备、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忍耐”中求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 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31]他还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32]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 我军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抢险救灾活动，主动把国防科技向民用转让，军用机场、码头和港口支援民用，重视军地两用人才培养等等，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国防系统遵照党和国家的决策，实行精简整编，减少军队员额，节约经费开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搞好农副业生产， 减轻国家负担，变消耗为增值，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内容。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忍耐”是积极的，绝不是消极的，要求我们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能降低我军的装备水平和忽视人员素质的提高。这些论述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必须在忍耐中求发展的基本思想。

三是新时期的军事战略要从过去准备对付一般条件下的常规局部战争转向重点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从世界局势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未能爆发，但局部战争却接连不断，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成为目前战争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军事战略。美国强调要随时应付地区性突发事件，遏制局部战争的爆发，提出了“应急反应”的战略原则；

独联体各国大都放弃了原苏联推行的全球扩张性军事战略，均把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放在周边地区爆发以争夺领土为内容的局部战争上；北约集团变“灵活反应”战略为“应付危机”战略，强调提高防范冲突和控制危机的能力。由此可见，对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我们也应当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四是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邓小平反复强调， 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实践证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是做好战争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大都为局部战争。这种类型的战争与全面战争相比，尽管参战的人数不多，作战的区域不大，但现代化程度较高，对军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来看，军队质量优势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己大大超过军队数量的优势。因此，减少数量，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成为多数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共同选择。同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军在武器装备上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时间，加速发展军事技术，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争取尽早装备部队。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的新战法，弥补我军现代技术装备的不足。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还要从多方面努力。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编制体制；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实现军队正规化、科学化管理；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军的质量建设必将得到大大的提高。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战争观，是建立在对世界基本矛盾和基本形势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其正确性已被 80 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所证明。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国际环境和现代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与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

（作者是国防大学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师职研究员）

注释：

[1][1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2][3][14][18]《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6—127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4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19 页。

3.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24 页。

4. 《人民日报》1981 年 5 月 18 日。

[8][9]《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

1. 《解放军报》1988 年 3 月 2 日。

2. 《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9 日。

[12][15][29]《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1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8 页。

[17]《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3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8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6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2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30—331 页。

6.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5 日。

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3 页。

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8 页。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7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04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9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8 页。